浦东30年流变：新上海如何走向大上海

1992年10月11日，上海浦东新区宣告成立。这一年，浦东的GDP仅为91.5亿元，而这个数字到去年已高达15353亿元，相当于天津全市的经济总量——如果浦东是一个单独的城市（它确实享有市级经济管理权限），那它可以在全国排在第12位，若论人均GDP则是当仁不让的第1名，去年高达4.1万美元，甚至超过日本。

我自己就住在浦东，见证了它这些年的变迁：1999年第一次到浦东，坐着老公交车，忍受着打浦路隧道（因为是第一条过江通道，上海人都称它为“老隧道”）里的堵车和尾气，而那片新天地还满是工厂和田野，那时我不可能想到，三年后自己将在这里安家，自此再也没离开过。眼看着图纸上的规划一点点变成现实，这让人回想起来时会产生一种“快进历史视频”的沧桑感，就像在目睹了一场魔术之后，仍然在思索：所有这一切，是怎么变出来的？

浦东的蜕变

说来神奇的是，浦东的今天也不是没人想到过，只不过在当年，那看起来都像是幻想。

1905年，吴趼人在小说《新石头记》的结尾写到贾宝玉做了一场大梦，梦见中国已独立富强，而万国博览会正在上海浦东召开。沪郊朱家角人陆士谔在1910年也写了一部小说《新中国》，设想得更大胆：万国博览会1928年就在浦东举办了，黄浦江上建成了一座浦江大桥，小说主人公前去游览，一跤跌醒，方知是梦幻一场。

不过，在很长时间里，这片沉睡在外滩对岸的土地与其说像是上海的未来，不如说是过去。有位朋友石草生于1978年，在这里土生土长，老家所在的地方现在已变成了世纪大道，但“那时没有上海的概念”，说到上海，都觉得“是那边的”，南京路、外滩都是遥远的存在。甚至连“浦东”也很少感觉到，因为那时这一片被杨浦、黄浦、南市、川沙等几个区县分割，她所住的陆家嘴这一带，多是港务局等单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工人，像是一个乡下小镇，每家的家庭条件都差不多，同学们就像课本上说的，“都有美好的未来”。

那时的浦东还充满乡土气，虽然和全国最大的都市只有一江之隔，却没有什么都市气息，最好玩的去处就只有浦东公园。川沙人连方言都和上海话不一样，在滑稽戏里是嘲笑乡下人的笑料之一。从现在浦电路所在的王家宅，到如今高端住宅林立的世茂滨江，当时都是棚户区；文登路以东就是农田，甚至还养牛。塘桥、北蔡都只是一个小镇，而后来开世博会的片区，原先的地名叫“泥墙圈”，稍微像样一点的企业就只有上海第三钢铁厂和耀华玻璃厂。我舅舅1986年渡江去周家渡那边办事，后来回忆说，感觉就好像时空穿越到了自己小时候。

在浦东开发开放之前，唯一还算繁华的街区是东昌路，没有多少高楼——晚至1990年，整个浦东的最高建筑只是一座24米高的消防瞭望塔。在如今高楼林立的陆家嘴，看看附近“烂泥渡路”这样的地名就能想见它原先是什么模样，很长时间里只有一片低矮的平房，直到东方明珠造起来几年后才拆掉。1991年7月30日东方明珠开工建造，石草还记得，同学写“看着朝霞和东方明珠一起升起来”，作文竞赛还得了奖。

不过，对当时浦江两岸的人来说，真正冲击感官印象的是1991年底南浦大桥的通车，我那时也曾像无数人一样，花5块钱买票登上桥面，眺望浦东。在那之前，除了打浦路隧道（1971年通车）和延安东路隧道（1989年通车）之外，浦东和浦西之间就只能依靠轮船摆渡，1987年冬还曾因大雾封江，轮渡站在拥挤中踩踏，造成66死22伤的重大安全事故。不夸张地说，这条上海的母亲河隔开了两个世界，但继南浦大桥通车之后，上海陆续又有4座大桥、14条隧道（另有2条在建）连接浦东，这无疑加速了两岸的对流，也使得“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的说法迅速过时。

应该说，在这三十年里，几乎每个中国城市都发生了巨变，但浦东可能尤为戏剧性，那就像是从农业社会狂飙突进到了后现代社会，时空压缩得格外明显。不止一个人对我说，这些年浦东变化太大了，“好像有人念了一下魔法咒语，身后的布景就变了，但你也不知道是怎么变的，因为念咒语的人不是你”。身处这个万花筒中的人尝到了时代红利，但也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冲击。

石草回忆，那几年大拆大建，有一次她坐公交车经过张杨路东方路一带，猛然发现路两边都拆没了，震惊之余从座位上站起来，因为目睹熟悉的街景都变成了废墟，一下子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以前觉得变迁是和时间有关的，而当你发现时空瞬间坍塌，城市改造在摧毁空间的时候也摧毁了时间，一刹那间全没了，心底里就涌起恐惧、惊慌、兴奋，不知道迎接自己的是什么。”

她说，在认识到这个废墟的时候，她的童年结束了。那是1992年，浦东迎来了自己创世纪的“大爆炸”，在很短的时间里，一切都不一样了。

浦东做对了什么？

从某种意义上说，浦东的开发像是重复了“深圳奇迹”：与一座大都市隔河相望，但长久以来却是两重天的景象，而一旦开发，在极短的时间里就变换了模样。1991年初，邓小平在上海就曾感叹：“浦东开发至少晚了五年。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不过这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上海当时太重要了，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不像深圳反正原本就是小渔村，试点成什么样都没事，也只有深圳的试验已明确取得成效时，才能更大胆地迈出开发开放浦东这一步。

也就是说，浦东虽然慢了一拍，但也正因此，它从一开始的起点就更高。1990年浦东起步之际，浦东的第二产业占比高达四分之三，而到去年则是第三产业占近八成，达到了发达国家水准。 2021年，浦东GDP突破1.5万亿元，在全市经济总量中的占比也从三十年前的不到9%提升至将近36%。如今，浦东新区的经济总产值是位居第二的黄浦区的5倍，相当于上海第2～7名六个区的总和。不夸张地说，这好比是在上海的边上又建造了一座“新上海”，其建成区面积、城市人口都超过了国内95%以上的城市。

浦东新区是全国第一个国家级新区，承担着对外接轨国际、对内辐射全国的“先行先试”使命，也是迄今为止最成功的试点。在19个国家级新区中，浦东新区人口最多、经济总量最高（是第二名天津滨海新区的2.5倍），经济密度更是遥遥领先，每平方公里创造的GDP达到12.7亿元，是第二名长沙湘江新区的两倍。可以说在各项指标上，浦东新区在城市开发的新区中都是当之无愧的“龙头”和标杆，其成功可能超过了当初最大胆的设想。它究竟做对了什么？

毫无疑问，如果没有浦东这个新增长引擎，上海这些年的经济数字不会如此出色。浦东新区之“新”，最初的原动力肯定得益于政策支持和放权：现有的19个国家级新区，除了上海浦东和天津滨海之外，都只是功能区而非行政区，浦东新区不仅设立得早，而且拥有的管理权限也最为完整，金融、财税、土地、海关、产业等各方面的政策支持和先行先试的权力都更强。此外，浦东新区在设立之初还得到国家财政每年3亿元的开发资金支持——不过，天津滨海新区在2005～2014年间获得的国家专项财政资金支持高达每年10亿元，但并不足以确保它比浦东更成功。

政策支持固然重要，但并不是魔法，否则当初深圳、珠海、厦门、汕头四大经济特区，得到的政策支持都一样，为何多年下来各自差别那么大？浦东之所以能这么成功，也是因为它距离上海原有的城市中心很近。很多人可能已经不记得了，在开发浦东之前，上海的城市规划重点其实是发展南北两翼（宝山钢铁、金山石化），甚至对浦东开发一直有争论，原因之一就是过江通道的交通瓶颈不易打通，需要花费大量建设资金。

这种顾虑也并非没有道理。在英国，1750年威斯敏斯特大桥建成、1769年黑衣修士桥竣工，标志着南伦敦开始得到真正发展，但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这种发展颇为缓慢，甚至直到20世纪30年代，“伦敦人罕有过河”，因为河那边仍然是“一片异土，有着一种相当陌生、差别迥异的交通系统”。然而，现实证明，像新德里、拉德芳斯（巴黎）这样的城郊新区，都极大地得益于与老城的近距离。从这些年上海的城市规划方向来看，重点已经成了东西两翼（浦东、五大新城），而其共同特点就是便于建成城市连绵区。

这代表着一种不同的城市发展思路：“新区”并不只是在外围划出一片空地，引进资金和技术来建起一些工厂进而发展经济，而是需要与原有的城市形成有机的结合与深入互动，在复杂交织的生态中催生出更多元、更丰富的城市生活和经济机会，由此催生出一个创新机制。当服务业而非工业成为城市增长引擎时，这样的视野是必不可少的，否则“新区”很难吸引到足够多的人才，因为越是尖端的人才，实际上对城市生活的要求就越高。

显而易见的是，浦东的土地有限，只有资金、技术密集型的开发才是方向，而这就得需要大量人才流入。为了吸引企业落地，浦东新区生产性质的外资企业，曾在多年内按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这确实有利于调动企业的积极性、聚集城市发展所需的高端人才，但反过来说，低税收只是企业落户所考虑的因素之一，更重要的倒不如说是浦东紧邻上海“老城”，借助上海“老城”经济效益的外溢，企业也能更好地扩大市场。

一个有活力的城市生态，必须为不同的人都带来足够多的机会。浦东的由由新村，就是因为当地人觉得“种田人终于出头了”而得名的，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农民转变成了市民。更重要的是源源不断涌入的“新浦东人”：1990年，浦东户籍人口133万人，另有6万名外来流动人口；但到2020年人口普查，浦东常住人口已多达568万人，其中户籍人口仅占一半。三十年前浦东的人均GDP还比全市平均低12%，但如今已反超56%之多。创造这个“新上海”的，正是这个人尽其才的市场机制。

浦东需要二次开放

如今，浦东正站在一个新的节点上：正因为它以前做得太成功了，想要再自我突破就更加困难了。虽然它仍然叫“浦东新区”，但随着上海的全面开放，浦东渐渐地已没那么特殊了，只不过是“又一片”上海的城区罢了。换言之，新区还新吗？还能继续变魔术吗？它还是上海的未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