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局“双循环”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国家应对百年变局、重塑竞争格局、开拓发展新局的战略部署。“双循环”战略的实施，是我国经济发展范式的重大变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政策先后经历了鼓励出口的出口导向型政策、经济新常态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构建经济发展“双循环”格局的演变。我国在2020年提出“双循环”战略的深意何在？如何理解“双循环”战略的内涵？“双循环”战略对我国经济发展会产生哪些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对上述问题做出探讨。

世界格局的变化，要求我们实施“双循环”

理解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我们要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开始谈起。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国际政治、经济的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现在面临的很多国际局势变化，其源头都可以追溯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

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外向型经济国家，中国出口占经济的比重显著高于其他国家，甚至是发达国家。因此，在2007年的时候，哈佛大学经济史学教授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提出了“中美国”的概念，其含义是“中国生产+美国消费”，形成一种相互依赖的组合。这是当时中国经济甚至世界经济的一个主要特征。但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经济格局上，美国消费下滑，国际市场萎缩，加之中国产能过剩，中国经济外部风险提高。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对美国经济造成严重的冲击。以雷曼兄弟为代表的大型金融机构破产或被政府接管，金融危机导致美国出现流动性危机，进而传导至实体经济，最终演变成全球性的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造成了大批企业破产、失业率上升，美联储应对危机的量化宽松政策又导致了中短期内的通货膨胀。世界各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投资下降、需求不足、进出口收缩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中美国”这种相互依赖的模式已难以维系。美国在2010年前后提出了“新常态”的概念，意指像过去那样经济高速增长、国际贸易自由化的时代将不复存在，世界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缓慢发展阶段。各国为实现经济复苏、增加本国就业，将会减少进口、促进产业回流，贸易保护主义开始不同程度地出现。世界经济开始进入一轮收缩周期。

在国际投资不足，出口下滑的情况下，中国过去外向型经济下所积累的庞大产能无处释放，带来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因此，中央在2015年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去产能、去库存的改革。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供需平衡，如果单纯从供给端压缩库存，会带来一定的问题（如强压库存会造成失业）。因此，我们还要把需求侧做大。

做大需求侧有两种方法。一是凯恩斯主义的做法，政府刺激和创造需求。这种做法短期内可能有效，但是长期看可能降低投资效率、加剧债务风险，甚至扭曲市场信号并造成更大的产能过剩。因此，做大需求不能过度依靠政府的力量，提升居民消费来做大内需才是根本出路。

2008年以前，中国出口占世界份额太高，如果没有足够大的内需支持，仅靠外部是非常危险的。而2008年金融危机带来的世界格局的变化，是中国推行“双循环”，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第一个原因。

图 1 中国GDP与经常账户余额

从中国国际贸易收支平衡表中经常账户余额占GDP的比重（图1），可以看到中国2006～2009年经常账户余额占GDP的比重都超过了5%，甚至在2007年、2008年达到了9%以上。而到2010年以后，我国经常账户余额占GDP的比重开始下降，如今占GDP的比重已不足1%。这也反映了我国经济逐渐向内循环转变的趋势。

2008年之后，中国数字经济快速崛起，各项红利叠加，促进经济出现一轮高速增长。在2010～2018年之间，我国移动互联网高速普及，加速了数字化技术在商业中的普及应用，释放了一轮技术和人口红利。数字技术大幅提升了商业的运营效率，由于数字化产品具有研发成本高、边际成本低的特点，因此数字化产品可以大批量复制，可以说数字技术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规模经济的限制。这一时期也产生了“BAT”等数字行业巨头。

2010～2018年之间，我国移动互联网高速普及，加速了数字化技术在商业中的普及应用，释放了一轮技术和人口红利。‘数字技术+移动互联网’所释放的技术红利和人口红利，带来了国内经济出现一轮新的繁荣。

同时，这一时期，我国互联网的发展出现了跳过有线宽带普及，直接进入移动互联网普及的阶段。相比有线宽带，移动互联网不受固定场地的限制，更容易下沉到低线城市用户，这释放了大量的人口红利。“数字技术+移动互联网”所释放的技术红利和人口红利，带来了国内经济出现一轮新的繁荣。按照世界银行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中国在2017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图 2）。

中国的崛起，令过去中美互补型的经济结构出现了变化，中美之间的关系开始紧张。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以及中美芯片问题，体现了中美关系正从合作大于竞争，逐渐转向竞争大于合作甚至是冲突的局面。

这种新的竞争关系下，我们推测美国对中国经济发展会产生两种对策：一是让中国经济“大而不强”，这体现在美国在科技领域与中国会有更多的摩擦；二是让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也就是在关税、贸易领域会发生更多的摩擦。

对中国而言，这是一个百年未有的大变局，并将持续较长的时间。因此，我们必须要有应对之策。所以国家提出“双循环”战略，这和我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做法相比是非常大的转变。

“双循环”与“三驾马车”

“双循环”，意味着过去的经济增长方式，将发生根本性的变革。

GDP是衡量一国经济总量的指标，用支出法计算一国GDP，其总量是投资、消费和净出口的总和。因此，我们常把投资、消费和出口称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一般而言，我们不会特别强调“三驾马车”中谁更重要，而是要看在不同阶段，“三驾马车”之间的关系是否协调。而“双循环”则是要更好地平衡投资、消费和出口的关系。

图 2 以购买力平价（PPP）衡量的中美两国GDP（现价国际美元，亿元）

图 3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上年=100）

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我国外需大幅下降，大量依赖外需的供需关系被打破。在此情况下，我们应该调整国内的供给使之下降。但是我们当时参考1997年金融危机的经验，认为外部需求的下降是暂时的，并未进行大规模的去产能。在国家实施经济刺激投资计划之后，在短期内为应对经济下滑，起到了积极的成效。但是政府投资，也让很多身处基础设施行业的企业，误判了外部需求环境的变化，纷纷扩张产能，导致了非常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所以我们看到从2012年到2016年，连续4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出现了负增长（图 3）。

当出现产能过剩的时候，通常的做法是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但是，当时的过剩产能大多集中在钢铁、水泥等基础设施行业，且以大型国企、央企为主，如果完全交由市场配置资源，则可能会面临强大的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阻碍。

针对市场机制难以有效去产能的问题，我们在2015年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用宏观调控的手段淘汰过剩产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初期的成效非常显著，煤炭、钢铁等价格恢复上涨。2017～2018年我国PPI开始回升，但这个时候有部分学者对经济周期出现了严重误判，认为去产能的周期已经接近尾声了，新一轮的周期将要开始。

但现实却并非如此。2019年开始，我国PPI又开始下滑。这是因为2015～2017年的去库存，并没有完全实现去产能，而是更多地实现了去产量，企业只是压缩了产量，过剩的产能（厂房、设备等）依然得到保留。而当产量压缩之后，由于市场需求并没有太大的变化，这使得市场供给相对显得有些不足，从而提升了工业品出厂价格。这种情况让很多企业出现误判，以为是需求在扩大，企业又纷纷开足马力，所以导致产能过剩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这个时候，靠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已不可持续。

再看出口，2020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国际贸易受到影响，出口波动加剧。而且一个大型经济体，其大量产能依靠出口释放，是非常危险的经济结构。一旦出口产生波动，过剩产能将会严重冲击国内市场。

所以，在新的形势下，提升需求侧，也就是“三驾马车”中的消费，成为一个必然的选项。

早在2018年，中央就出台了《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 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个《意见》的内容很明确，中央意识到了中国经济在目前这个世界大格局的变化之下，未来能不能渡过难关，关键要靠消费。

过去我们对需求的刺激，采用的是凯恩斯式的方法，以投资刺激需求，这里的需求方是政府或者企业。而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需求刺激，则更多的是提升居民消费需求，更加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

所以，我们看到“双循环”战略的出台，是国家从出口导向到供给侧调整，再到提升需求侧的演变过程。需要强调的是，此次扩大需求侧与过去刺激需求有很大的不同。过去我们对需求的刺激，采用的是凯恩斯式的方法，以投资刺激需求，这里的需求方是政府或者企业。而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需求刺激，则更多的是提升居民消费需求，更加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并破解结构性失衡。

“双循环”有助于打破低端产业的发展陷阱

“双循环”战略，国家主要有两步棋，一是消费，二是科技。

这里我们要澄清一些对消费的误解。有些观点认为，当前国家应该鼓励科技创新，而鼓励消费会让我们的产业停留在相对低端的位置。这其实是一个误区，消费和科技并不矛盾，恰恰相反，消费的提升，会起到促进产业升级的作用。

美国目前仍然是世界科技水平最为领先的国家，而美国20世纪成为世界的第一消费大国。我们看中、美、日三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可以很明显地发现，美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最高，接近90%，最近几年有所下降，但也高于80%。日本次之，大约接近80%，中国和它们的差距就比较大，我们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大约接近60%（图 4）。所以消费会影响创新的说法是不准确的。相反，消费的提升会刺激供给侧的创新。

提振消费有助于打破出口导向型经济的低端产业陷阱。在出口导向型的时代，企业往往追求低成本的优势。这是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一种自然而然的优势，企业依靠低成本优势进入发达国家，往往能够取得一定的市场。短期内，发展中国家采用出口导向型政策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先有市场才能谈进一步的发展。但是需要注意，这种政策很容易产生两个负面的后果。一个后果是让企业习惯于低成本的比较优势，从而丧失了向价值链高端前进的动力。我们的光伏、半导体产业就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这种问题，产业过于集中在低附加值的加工、组装环节，缺乏研发能力。另一个后果是，假如这个国家的初级产业，在国际上具有比较强的比较优势，那么很可能导致“荷兰病”的出现，影响其他高端行业的发展。这种情况下，如果是一个小国，依靠比较优势发展初级产业，参与国际产业链分工，问题不大。但是中国是一个大国，如果核心的技术还依赖国外企业，那么将会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此，对中国这样的大国经济而言，长期固守劳动力成本优势带来的所谓“比较优势”，是一种战略幼稚行为。当前中国企业在芯片等核心技术上遇到的“卡脖子”问题，已经是沉重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