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局“双循环”
作者: 刘胜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国家应对百年变局、重塑竞争格局、开拓发展新局的战略部署。“双循环”战略的实施,是我国经济发展范式的重大变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政策先后经历了鼓励出口的出口导向型政策、经济新常态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构建经济发展“双循环”格局的演变。我国在2020年提出“双循环”战略的深意何在?如何理解“双循环”战略的内涵?“双循环”战略对我国经济发展会产生哪些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对上述问题做出探讨。
世界格局的变化,要求我们实施“双循环”
理解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我们要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开始谈起。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国际政治、经济的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现在面临的很多国际局势变化,其源头都可以追溯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
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外向型经济国家,中国出口占经济的比重显著高于其他国家,甚至是发达国家。因此,在2007年的时候,哈佛大学经济史学教授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提出了“中美国”的概念,其含义是“中国生产+美国消费”,形成一种相互依赖的组合。这是当时中国经济甚至世界经济的一个主要特征。但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经济格局上,美国消费下滑,国际市场萎缩,加之中国产能过剩,中国经济外部风险提高。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对美国经济造成严重的冲击。以雷曼兄弟为代表的大型金融机构破产或被政府接管,金融危机导致美国出现流动性危机,进而传导至实体经济,最终演变成全球性的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造成了大批企业破产、失业率上升,美联储应对危机的量化宽松政策又导致了中短期内的通货膨胀。世界各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投资下降、需求不足、进出口收缩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中美国”这种相互依赖的模式已难以维系。美国在2010年前后提出了“新常态”的概念,意指像过去那样经济高速增长、国际贸易自由化的时代将不复存在,世界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缓慢发展阶段。各国为实现经济复苏、增加本国就业,将会减少进口、促进产业回流,贸易保护主义开始不同程度地出现。世界经济开始进入一轮收缩周期。
在国际投资不足,出口下滑的情况下,中国过去外向型经济下所积累的庞大产能无处释放,带来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因此,中央在2015年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去产能、去库存的改革。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供需平衡,如果单纯从供给端压缩库存,会带来一定的问题(如强压库存会造成失业)。因此,我们还要把需求侧做大。
做大需求侧有两种方法。一是凯恩斯主义的做法,政府刺激和创造需求。这种做法短期内可能有效,但是长期看可能降低投资效率、加剧债务风险,甚至扭曲市场信号并造成更大的产能过剩。因此,做大需求不能过度依靠政府的力量,提升居民消费来做大内需才是根本出路。
2008年以前,中国出口占世界份额太高,如果没有足够大的内需支持,仅靠外部是非常危险的。而2008年金融危机带来的世界格局的变化,是中国推行“双循环”,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第一个原因。
图 1 中国GDP与经常账户余额

从中国国际贸易收支平衡表中经常账户余额占GDP的比重(图1),可以看到中国2006~2009年经常账户余额占GDP的比重都超过了5%,甚至在2007年、2008年达到了9%以上。而到2010年以后,我国经常账户余额占GDP的比重开始下降,如今占GDP的比重已不足1%。这也反映了我国经济逐渐向内循环转变的趋势。
2008年之后,中国数字经济快速崛起,各项红利叠加,促进经济出现一轮高速增长。在2010~2018年之间,我国移动互联网高速普及,加速了数字化技术在商业中的普及应用,释放了一轮技术和人口红利。数字技术大幅提升了商业的运营效率,由于数字化产品具有研发成本高、边际成本低的特点,因此数字化产品可以大批量复制,可以说数字技术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规模经济的限制。这一时期也产生了“BAT”等数字行业巨头。
2010~2018年之间,我国移动互联网高速普及,加速了数字化技术在商业中的普及应用,释放了一轮技术和人口红利。‘数字技术+移动互联网’所释放的技术红利和人口红利,带来了国内经济出现一轮新的繁荣。
同时,这一时期,我国互联网的发展出现了跳过有线宽带普及,直接进入移动互联网普及的阶段。相比有线宽带,移动互联网不受固定场地的限制,更容易下沉到低线城市用户,这释放了大量的人口红利。“数字技术+移动互联网”所释放的技术红利和人口红利,带来了国内经济出现一轮新的繁荣。按照世界银行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中国在2017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图 2)。
中国的崛起,令过去中美互补型的经济结构出现了变化,中美之间的关系开始紧张。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以及中美芯片问题,体现了中美关系正从合作大于竞争,逐渐转向竞争大于合作甚至是冲突的局面。
这种新的竞争关系下,我们推测美国对中国经济发展会产生两种对策:一是让中国经济“大而不强”,这体现在美国在科技领域与中国会有更多的摩擦;二是让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也就是在关税、贸易领域会发生更多的摩擦。
对中国而言,这是一个百年未有的大变局,并将持续较长的时间。因此,我们必须要有应对之策。所以国家提出“双循环”战略,这和我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做法相比是非常大的转变。
“双循环”与“三驾马车”
“双循环”,意味着过去的经济增长方式,将发生根本性的变革。
GDP是衡量一国经济总量的指标,用支出法计算一国GDP,其总量是投资、消费和净出口的总和。因此,我们常把投资、消费和出口称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一般而言,我们不会特别强调“三驾马车”中谁更重要,而是要看在不同阶段,“三驾马车”之间的关系是否协调。而“双循环”则是要更好地平衡投资、消费和出口的关系。
图 2 以购买力平价(PPP)衡量的中美两国GDP(现价国际美元,亿元)

图 3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上年=100)

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我国外需大幅下降,大量依赖外需的供需关系被打破。在此情况下,我们应该调整国内的供给使之下降。但是我们当时参考1997年金融危机的经验,认为外部需求的下降是暂时的,并未进行大规模的去产能。在国家实施经济刺激投资计划之后,在短期内为应对经济下滑,起到了积极的成效。但是政府投资,也让很多身处基础设施行业的企业,误判了外部需求环境的变化,纷纷扩张产能,导致了非常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所以我们看到从2012年到2016年,连续4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出现了负增长(图 3)。
当出现产能过剩的时候,通常的做法是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但是,当时的过剩产能大多集中在钢铁、水泥等基础设施行业,且以大型国企、央企为主,如果完全交由市场配置资源,则可能会面临强大的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阻碍。
针对市场机制难以有效去产能的问题,我们在2015年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用宏观调控的手段淘汰过剩产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初期的成效非常显著,煤炭、钢铁等价格恢复上涨。2017~2018年我国PPI开始回升,但这个时候有部分学者对经济周期出现了严重误判,认为去产能的周期已经接近尾声了,新一轮的周期将要开始。
但现实却并非如此。2019年开始,我国PPI又开始下滑。这是因为2015~2017年的去库存,并没有完全实现去产能,而是更多地实现了去产量,企业只是压缩了产量,过剩的产能(厂房、设备等)依然得到保留。而当产量压缩之后,由于市场需求并没有太大的变化,这使得市场供给相对显得有些不足,从而提升了工业品出厂价格。这种情况让很多企业出现误判,以为是需求在扩大,企业又纷纷开足马力,所以导致产能过剩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这个时候,靠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已不可持续。
再看出口,2020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国际贸易受到影响,出口波动加剧。而且一个大型经济体,其大量产能依靠出口释放,是非常危险的经济结构。一旦出口产生波动,过剩产能将会严重冲击国内市场。
所以,在新的形势下,提升需求侧,也就是“三驾马车”中的消费,成为一个必然的选项。
早在2018年,中央就出台了《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 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个《意见》的内容很明确,中央意识到了中国经济在目前这个世界大格局的变化之下,未来能不能渡过难关,关键要靠消费。
过去我们对需求的刺激,采用的是凯恩斯式的方法,以投资刺激需求,这里的需求方是政府或者企业。而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需求刺激,则更多的是提升居民消费需求,更加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
所以,我们看到“双循环”战略的出台,是国家从出口导向到供给侧调整,再到提升需求侧的演变过程。需要强调的是,此次扩大需求侧与过去刺激需求有很大的不同。过去我们对需求的刺激,采用的是凯恩斯式的方法,以投资刺激需求,这里的需求方是政府或者企业。而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需求刺激,则更多的是提升居民消费需求,更加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并破解结构性失衡。
“双循环”有助于打破低端产业的发展陷阱
“双循环”战略,国家主要有两步棋,一是消费,二是科技。
这里我们要澄清一些对消费的误解。有些观点认为,当前国家应该鼓励科技创新,而鼓励消费会让我们的产业停留在相对低端的位置。这其实是一个误区,消费和科技并不矛盾,恰恰相反,消费的提升,会起到促进产业升级的作用。
美国目前仍然是世界科技水平最为领先的国家,而美国20世纪成为世界的第一消费大国。我们看中、美、日三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可以很明显地发现,美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最高,接近90%,最近几年有所下降,但也高于80%。日本次之,大约接近80%,中国和它们的差距就比较大,我们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大约接近60%(图 4)。所以消费会影响创新的说法是不准确的。相反,消费的提升会刺激供给侧的创新。
提振消费有助于打破出口导向型经济的低端产业陷阱。在出口导向型的时代,企业往往追求低成本的优势。这是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一种自然而然的优势,企业依靠低成本优势进入发达国家,往往能够取得一定的市场。短期内,发展中国家采用出口导向型政策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先有市场才能谈进一步的发展。但是需要注意,这种政策很容易产生两个负面的后果。一个后果是让企业习惯于低成本的比较优势,从而丧失了向价值链高端前进的动力。我们的光伏、半导体产业就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这种问题,产业过于集中在低附加值的加工、组装环节,缺乏研发能力。另一个后果是,假如这个国家的初级产业,在国际上具有比较强的比较优势,那么很可能导致“荷兰病”的出现,影响其他高端行业的发展。这种情况下,如果是一个小国,依靠比较优势发展初级产业,参与国际产业链分工,问题不大。但是中国是一个大国,如果核心的技术还依赖国外企业,那么将会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此,对中国这样的大国经济而言,长期固守劳动力成本优势带来的所谓“比较优势”,是一种战略幼稚行为。当前中国企业在芯片等核心技术上遇到的“卡脖子”问题,已经是沉重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