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低谷，企业需要做什么

当前处于近几年来的经济低谷，这是毋庸置疑的。无论从经济发展速度、国际经贸关系，还是从企业生存状态、对未来的信心来看，均是如此。“春江水暖鸭先知”，如果水冷了呢？当然也是“鸭先知”！近段时间，不断传来中小企业裁员和倒闭的信息，更具标志性价值的信号来自那些大企业。两三年前还意气风发的阿里、今日头条、腾讯等，均宣布了令人吃惊的裁员比例，传统企业巨头美的集团也大幅压缩非核心部门。但是如果去看它们的财报，营收、利润、现金流的绝对值都还是不错的，甚至是正增长——美的2022年第一季度营收和利润均是10%左右的增长。这种反差背后，最可能的解释就是，敏锐的企业家们看到了关于未来的消极信号，正如方洪波所言“未来三年行业会面临比较大的困难，是前所未有的寒冬”，他们需要为此做好准备。

那么，如何穿越可能会持续较长时间的低谷呢？这是每一家企业的必修课，毕竟有谁能一直顺风顺水呢？只不过低谷也有不同，有的是业务层次、企业层次的，有的是行业层面的，还有的是宏观经济层面的。今天，我们讨论的低谷是复杂的、复合的，是“冲击+周期+结构”三种性质的问题叠加带来的低谷。

处于低谷之中，企业家自然心理压力很大，但是如果从更大时空来看，我们其实不必过于恐慌。冲击之后会有反弹，周期有低谷，也会有复苏，难点是解决结构性问题，它是真正摆在我们面前的高门槛。通过理解当前形势的本质，本文提出了三个主题词：韧性、深耕与跨越，希望它们能够帮助中国的企业家认清形势，找准发力点，突破局限，带领中国企业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历史告诉我们，从最残酷的环境中锻炼出来的企业将具有更强劲的生命力，尤其对于志存高远的企业来说，眼前的低谷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低谷的缘由：冲击+周期+结构

在提出任何策略建议之前，首先要问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当前的形势？

突如其来的疫情冲击

我们首先看到的自然是疫情的影响，自2020年初至今已经两年多了，它给人类的生活和生产活动造成了全方位、巨大的影响。仅从经济方面看，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估计，新冠疫情带给全球的经济损失可能超过12万亿美元，相当于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2017年经济产出归零（当年中国GDP为12万亿美元），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两年半的经济产出化为乌有（过去20多年日本每年GDP基本保持在5万亿美元上下）。

进入2022年后，以上海“封城”为标志，疫情对中国的影响似乎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消费端产业无须说，更重要的是，上海处于中国制造业“高精尖”产业网络的核心位置，决定性地影响了半导体、新能源汽车、智能手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运行状态，引发了很多产业链式停产。小鹏汽车的李小鹏、华为的余承东均曾在4月份公开发声，警告如果上海不能有效地复工复产，涉及上海供应链的产业，如新能源汽车、智能手机等，都可能全面停产。

但是，从全世界范围来看，疫情造成的影响已进入尾声，大多数国家都已经或者正在“正常化”。中国2022年第一季度GDP增长4.8%，虽然低于目标值，但是相差并不远，影响大的是4、5月份。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4月份数据，社会消费零售总额下降11.1%之多，规模以上企业的增加值同比下降2.9%，出口同比虽然增长1.9%，但增速远低于3月的12.9%。5月份的情况估计相差不会太大。即使如此，我们相信，只要在条件成熟时疫情政策发生转变，改变动辄大范围封控的做法，中国经济可以迅速反弹。

早已到来的下行周期

不过，这不是当前形势的全部，疫情带来的“冲击”只是其可见度最高的部分。也许是受惑于此，不少人开始怀念疫情之前的2019年。然而，回到彼时，它真的如我们今日想象的那般美好吗？非也！

“新常态”这个词今天看起来很陌生，但当年非常流行，它描述的正是包括2019年在内将近十年让中国人感到不适应的宏观经济形势：自2010年以来，GDP增速连续下滑，从2010年的10.64%，阶梯性地下滑到2012年～2015年的7字头、2016年～2018年的6字头、2019年的低于6%。要知道，上一次低于6%是30年前1980年代和90年代交界的两年。

换言之，在2019年之时，中国经济实际上已经处于此前十年最差的时期了——这是从发展速度而不是经济规模角度讲的。新冠疫情的到来，只不过又狠狠地向下推了一把，2020年GDP增速只有2.4%，第一季度甚至下降了6.8%之多。不过，因为2020年、2021年成功的疫情防控，“中国制造”曾经获益了一段时间，2021年第一季度创下了同比增长18.3%的纪录，但即使如此，两年平均下来，增长的速度也只是5%稍多。

这应该也是中央政府将2022年GDP增长目标设定在5%级别上的原因所在，因为他们很清醒地知道，即使消除了疫情带来的影响，还要面临更深层的问题：周期问题和结构问题，这才是中国企业在更长时间里需要思考和应对的。

所有经济体都逃不过经济周期的规律。围绕经济周期引发了大量经济学研究和争论，凯恩斯、弗里德曼、熊彼特、哈耶克、萨缪尔森等均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尽管他们存在诸多不同，比如凯恩斯突出了有效需求，弗里德曼和哈耶克特别强调货币和信贷政策的影响，熊彼特重视创新周期与经济周期的关系，但并非没有共性。概括地看，本文认为经济波动是供应与需求之间匹配关系的变化，背后的驱动因素主要是投资者心理预期（乐观还是悲观）、投资与回报时间差，以及投资机会的出现与消失（与技术革命、制度变革有关），至于货币、信贷和财政政策，也主要通过影响投资的相关因素（融资渠道、成本等）来发挥作用。

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是S型曲线，包括复苏、繁荣、衰退、萧条，前两者是明媚的“上半场”，后两者构成了令人抑郁的“下半场”。经济衰退是拐点，我们理解它是当人们普遍地发现回报不足以覆盖投资成本时，投资者争相收回投资所带来的一连串反应。随后，因为预期悲观而出现投资不足、消费不足，经济进入萧条阶段。这是一个螺旋式样的自加强过程，直到坏无可坏，人们的预期发生改变（“不会更坏了”），才会有大胆的投资者加大投资以谋求回报，这时经济才会逐步走出萧条，进入复苏和繁荣阶段，之后则是再一次轮回，进入衰退和萧条*。

这一观点突出了投资在经济周期中的重要性。经济学家们通过统计发现了从短到长的多个周期——基钦周期（40个月）、朱格拉周期（10年）、库兹涅茨周期（15～20年）和康德拉季耶夫周期（50年），但是共同点都是投资，只是关注的投资指标不同，从库存投资到设备投资、房地产投资，再到新技术革命引发的投资。

它也解释了为何经济危机经常或首先表现为金融危机，以及为何资本市场常常是经济危机的“风暴策源地”、最好的“观察窗口”。原因就是经济危机的本质是投资的危机，而在资本市场化程度高的国家，资本市场的流动性最好，加大投入或者收回投资最便利，所以它的反应最灵敏，表现最激烈。

就拿2008年金融危机来说，它的源头是美国房地产的过度投资。在低利率的诱导下（2001年至2002年美联储连续11次降息，从6%降至1.25%），数十万收入不高且不稳定的人也积极投身房地产投资。随着美国联邦基准利率在2004年～2005年从1%提高到4.25%，出现了规模并不算太大的违约风险，但是这种风险通过巨大的“倒金字塔”型金融衍生产品市场（资产支持债券ABS、担保债务凭证CDO、信用违约互换CDS）的传递而放大，再通过相互连接且居于中心地位的资本市场、金融机构，传递到美国、欧洲乃至全球经济体系的其他部分，一圈又一圈，从核心到外围，迅速放大，一场债务危机就迅猛地爆发了。受此影响，在半年内美国道琼斯指数等腰斩，中国A股更惨烈，一年时间从最高6，124点跌到1，664点。

为了缓解金融危机导致的流动性枯竭，全世界央行都实行了货币量化宽松政策，中国政府推出4万亿刺激政策。大规模的货币投放阻止了经济下滑，甚至带来短期繁荣，却走过了头，催生无谓的投资过热，反倒拉长了因投资过剩而必须经历的“出清”过程。普遍性的行业成熟甚至过剩，发展速度下降，这是理解中国企业面临经济周期的一个重要背景。而且，这个行业清单一直在拉长，曾经作为中国经济发展主要驱动力的房地产、汽车、互联网等都先后加入其中，在线教育这样规模可观的行业甚至大幅萎缩。

强强之争的结构难题

2019年之后，中国经济还迎来了与美国经贸关系恶化带来的外部冲击。2019年，中国对美国出口贸易总额下降20%，2020年进一步下降3.6%。恶化的中美经贸关系就是我们面临的主要结构性难题。当前，我们面临很多结构性难题，如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问题、经济发展与环保的平衡问题等，但从企业界来看，这一结构性难题更为重要，它的实质是：中国企业通过全球价值链实现升级的必要性、重要性，与国际政治关系不利影响之间的矛盾。

这可以借助台湾宏碁创办人施振荣提出的“微笑曲线”来说明。经过四十年努力，中国在“制造”环节占据明显的优势，这点用数据看得很清楚：2021年中国制造业产值达到4.86万亿美元，占据全球的30%，是美国的两倍、日本的五倍，相当于美国、日本、德国、韩国、印度、巴西等制造业强国增加值的总和。当然，在赢利能力、人均产值等方面，我们和美国、日本差距还很大，经常只有别人的1/5到1/3。

但是，随着要素成本（土地、劳动力、环保等）迅猛提升，“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受到削弱，利润更加单薄，原有模式无法持续，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水淹微笑曲线”。而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策略就是在整体上实现转型升级，朝着价值链两端，即品牌营销与研发设计环节，实现攀升和跨越。从宏观上看，这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发达国家行业的关键突破，但问题在于，这样做相当于向欧美日企业的优势领域进军，“抢别人的饭碗”。那么，欧美企业及其背后的政府会如何做？它们会对中国企业的转型升级产生何种影响？

考虑到美国在西方世界的领导地位，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具有风向标意义。过去二十年，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重大转变：从克林顿政府（1996～2000）友好的“全面接触”战略、“战略伙伴关系”定位，到布什政府（2000～2009）的“接触+防范”策略，同时强调中国是“竞争对手”和“建设性合作伙伴”，对中国提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期望。奥巴马政府（2009～2017）则是关键的转折期，从早期的“接触”为主到后期变为“遏制”为主，特朗普政府进一步大幅升级，强调“遏制”与“脱钩”。拜登政府（2021～）则基本继承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认为中国是“唯一有能力综合运用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对稳定开放的国际体系构成持续挑战的竞争对手”，与中国是“全面战略竞争”，而且在手段上还升级了，从单独依靠美国力量到注重联盟其他发达国家，使中国面对的围堵压力更大了。

从上述过程可以看出，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是变化的，但并不是突然变化的，而是有一定的连续性，所以从美国立场来看，很难指望它在很短时间内发生改变。中美之间的问题的根源到底是什么？本文的理解是“大而不同”。上一次让美国如临大敌的是前苏联，但与之相比，中国更大、更强。至于“不同”，根源是国情与历史差异，以及由此产生的强大惯性。这也就注定了“战略竞争”可能是中美之间很长时间的主旋律。当然，合作空间也存在，包括对双方皆有利的国际贸易、跨境投资等，还有气候变化等共同的挑战。

如此国际政治格局对于中国企业实现价值链跨越非常不利，特别是在AI（人工智能）、互联网、生物医药、半导体等前沿、敏感的科技产业。它的不利影响在于，一方面，压缩了中国企业获得全球重要市场的空间，削弱了“市场-研发”之间的正向循环，要知道欧美日等发达市场不仅能带来更大规模、更高利润，还有丰富的场景应用、挑剔客户的要求等，这些均是企业持续推进技术和产品研发、解决方案设计的重要输入；另一方面，与欧美发达国家在产业、教育、科技等方面的联系减弱，将使得中国企业在获取人才、技术、关键零部件、原材料、高端设备等多个方面遭遇困难，形成“卡脖子”局面。

华为公司的遭遇可谓典型。自2019年被美国制裁以来，华为电信设备被迫退出以“五眼联盟”为代表的诸多西方国家，智能手机从超过苹果、威胁三星的局面大幅后退，几成“其他”一员，公司的战略空间，特别是国际化市场与研发空间，被大大压缩。放眼互联网、半导体、生物医药、AI等领域，中国的明星企业从创始人教育背景、工作背景，到资本来源、技术合作、客户基础，都很难脱开美国。但凡传来与美国“脱钩”的信号，这些企业的市值都会受到很大冲击。也是受此形势影响，中国和美国的科技独角兽数量和估值差距越来越大，令人忧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