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杭大运河

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大地上,实现了南北社会资源和物产的大跨度调配,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军事发展的重要底色。

从地理上看,它连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纵贯华北、淮海平原,在沿线滋养出一串如苏州、扬州这样的繁华城镇,更是在北端“结”出了一个物华天宝的北京城。

“关于京杭大运河的故事,或许可以有个有趣的开端。譬如贾宝玉为了取悦初次见面的林黛玉,惊呼一句: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这句话真的让我生气,像他这样见惯世面的贵公子,想必知道实情:林妹妹明明是从扬州出发,搭乘乌篷官船,沿着我——京杭大运河——一路北上的。到后来贾黛二人感情甚笃,宝玉犯了嗔痴,连摆放在房间中的船模型都见不得,生怕林家有人沿大运河北上,驾船接走心中的林妹妹!”

实际上,在卿卿我我的情爱之外,透过无数明清小说丰富的环境描写,京杭大运河的身影宛如巨龙无法遮掩,鲜活地存在于个人、市井、庙堂、现实,以及历史的交织之中。以至于红学研究还专门有个课题,叫做“《红楼梦》与京杭大运河”,可见在近代中国人的生活里,这条运河是如此重要的存在,可以说是贯穿了中国地理和历史的灵魂河道。

东方大国自古有运河

在历史上,“大运河”这个词一度专门指隋唐大运河。许多人一提到这条运河,就会说它是隋炀帝的功劳。然而事实上,这是一种错误的帝王将相历史观。京杭大运河脱胎于隋唐大运河,隋唐大运河则是在历代累建的古运河基础上贯通而成的。而中国大运河的第一锹,最早能找到信史记录在《左传》中:“秋,吴城邗,沟通江淮”。《左传》是鲁国的史官修的,对于吴国这种“蛮夷”,非大事绝不会被记录。可见夫差下令开挖邗沟的战略意义,在群雄开始争霸的环境中,非同小可。此后历代都有运河工程,其中隋朝的工程最为浩大,公元605年至610年,隋炀帝动用百姓百万人,疏浚贯通所有古运河的经脉河道,形成了以洛阳为中心点,北至涿郡(今北京到河北涿州一带),南至余杭的漕运水道,史称隋唐大运河,又称为隋唐宋大运河。

这条运河在隋、唐历史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保障了隋唐皇都的粮食和物资供应,但同时在战乱中,只要敌人掐断这条水道,就掐住了王朝的命脉。至元朝,随着经济的发展,地理探索能力的增强,来自北方的统治者并不那么青睐关中之地了,而是更希冀去控制南方的资源。于是忽必烈在今天的北京所在处建立了元大都,在天才科学家郭守敬的主持修建下,隋唐大运河被截弯取直,弃洛阳直去涿郡,再利用通惠河连通元大都原有水系进入大运河,一条南北向、直接连接了北京和杭州的大运河正式诞生。

京杭大运河,途经河北、天津、山东、江苏至浙江杭州,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是中国古代主要的南北水路交通,全长近1800公里。沿线滋养出一串如苏州、扬州这样的繁华城镇,更是在北端,“结”出了一个物华天宝的北京城。国家文物局原局长、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就曾以《大运河漂来紫禁城》为题,讲述了紫禁城和大运河的故事。

从地理水文的角度来看,京杭大运河不是“一条”河流。确切地说,它并不是人们普遍概念中,那种自然生长,河流方向从一而终的,经典意义上的河流。它是多段水道的集合,甚至于在不同的分段中,运河中流水的方向都是南北互换的。

从京杭大运河的地势剖面图上,可以清晰地发现,南北纵贯的它,随着地势高低,三起三伏,最高处在黄河悬河处。这频繁转换的地势高差,造成了多次的水流方向南北逆转。因此,在许多高低错落之处,需船闸来调控通行。仅在济南向南往杭州去的河段上,便已建成16座通航梯级船闸,江苏段更有“大小18闸”的说法。

萌芽于春秋,脱胎于隋唐从北京烤鸭到曹雪芹的人生

京杭大运河与隋唐大运河的关系,宛若中华文明史上先后诞生的亲密姊妹,“京杭”脱胎于改造后的“隋唐”。郭守敬截取的南点在淮安,从淮安开始,运河主道不再西行,而是一路向北,舍商丘、开封和洛阳,经宿迁、济宁、聊城到德州直达河北。而淮安以南,是隋唐和京杭两条大运河共有的南段。于是在更古老一点的文献中,京杭大运河又被称为元明清大运河,与其对仗相称的,便是隋唐宋大运河。朝代的命名法,显示了这两条巨大的水系在不同历史时空中,分别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如果说隋唐大运河滋养了洛阳,那么北京城就是京杭大运河开出的最灿烂的花。人们爱说,“大运河上漂来一个紫禁城”,是的,无论是元大都,还是明清时期的北京城,这座煌煌大城,都是京杭大运河兴盛时期最精华的所在。不光是《红楼梦》中的林黛玉、薛宝琴、邢蚰烟她们搭船而来,上千年来,还有一波又一波进京赶考的文人,藩国的使节,南方的商人也顺水北上。每年三四百万石的漕粮,无数种茶叶、白糖、槟榔、鱼胶……无数或民生或奢侈的产品,顺着大运河的柔波来到这座北方的大城。和其他天然河流比较,京杭大运河两岸没有悬崖峭壁,河道中也没有激浪汹涌,然而一个文明最深层次的命脉流动,却是在于它一脉相承的,河道中熙攘往来的,历代王朝的经济、文化、迁徙这类宏大主题。

大运河上的精彩故事太多太多,其中最有意思的,便是因运河而生的北京烤鸭。中国南方早有养鸭历史,以鸭为食材的佳肴,本是南京地区的风物特产,所谓“金陵鸭馔甲天下”是文化人的说法,普通人到了南京,喜欢拿着筷子喜形于色地说一句“没有一只鸭子可以活着离开南京”,可见南鸭菜肴之盛。到明成祖朱棣迁都向北,南京烤鸭的厨子也被打包从京杭大运河来到北京,“金陵片皮烤鸭”自然也成了一道京城美食。然而此时,人们依然认为,食材鸭子还是从南来的好,因为北京“苦旱”,并不产鸭。且因皇城的北移,京杭大运河的北段再次在和平时期得到疏通维护,此时北京之侧的通州,是大运河漕粮的北方仓储之地,被称为“天子外仓”。良好的水利条件,让通州利用运河之便,成为养鸭基地。与此同时,巨量的漕粮在这里装卸、检验、转运,落到运河之中的损耗数量惊人,最终被通州河渠内的鸭子饱了口福。当地人又逐渐发展出养殖“填鸭”技术,肥美的北京鸭横空出世。随着烤鸭技术的变异和发展,北京城的烤鸭从食材到特色摆脱了南方菜肴的印记,最终成为京城名菜。

除了成就京城名肴的传奇,京杭大运河的影响辐射范围之大,让它成为明清时期大半中国人生活的底色和基础。最鲜活的例子莫过于曹雪芹,说他的人生主线就是京杭大运河,也不为过。曹氏家族在南方发迹于运河之上的明珠苏扬二城,多次迎送皇帝南巡视河,几十年后获罪沿河北上……一切都发生在京杭大运河的舞台。反映到《红楼梦》的故事发生时,恰是京杭大运河最为繁盛时期。故事中,南北互印,北端是政治的绝对强势,南方是经济繁荣、“红尘中一二等风流之地”的姑苏;运河北端京城中有个贾宝玉,南方金陵中有个甄宝玉;林黛玉从运河南方第一城扬州出发北来,从张家口弃船登岸,再从陆路上京;随着经商的父亲游走天下的薛宝琴,她笔下的诗词中更是频频出现运河各处的典故……

运河三老大运河沿线新貌

2014年,杭州,在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庆功会上,七十岁的朱炳仁满脸感慨。出生在杭州的他,是“朱府铜艺”第四代传人,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同时,也是著名的“运河三老”之一。朱老先生既欣慰又唏嘘,中国大运河终于申遗成功,而九年前发表公开信的三个人,如今只有他站在欢庆的现场。古建筑学家罗哲文先生仙逝于2012年,郑孝燮先生当时已经98岁,不敢惊动。

时间回到2005年,已经有大量历史、人文界人士达成共识:大运河应该成为世界遗产。但是这个遗产细分下来包括什么?如何才能申遗成功?却是众说纷纭。面对这样一个东西南北牵动数十个省市的巨大课题,涉及流域沿线极多行政单位、地方文物部门……遇到的困难也是包罗万象。于是在杭州西湖边的杨公堤上,运河三老的那封信应运而生。确切地说,这封信是写给18个城市的市长的,题为《关于加快京杭大运河遗产保护和“申遗”工作的信》。像多米诺骨牌的游戏,一封信通过新闻媒体的报道,开始带动更多人一起,一扫之前的阻滞之感。第二年全国“两会”期间,58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案,呼吁国家对京杭大运河进行统一协调和管理。紧接着,有史以来对大运河最大规模的综合考察开始进行,“一个流动的,还活着的”大运河,重新进入世人的关注点。这场热情洋溢的“马拉松”,跑了整整八年。

回顾历史,相伴清朝末年衰落的,是京杭大运河河道的中断,部分区域的淤废,沿线的许多漕运建筑更是纷纷被改作他用。在申遗之前,现代京杭大运河的恢复和维建实际是从1950年开始的,尤其是在水量充沛的南段,到1958年,徐州至扬州段,已经可以通航500吨级的船舶。到21世纪初,有数十万计的船舶常年航行在运河上,是我国货运量仅次于长江的内河航道。大运河的苏北段,更是国家北煤南运的“黄金水道”,承担了东部大部分地区发展经济所需能源的运输任务,年运货量都是以亿吨计。这些数据让人们看到,到今天,作为内河水运网络中唯一的纵向通道,京杭大运河依然在中国的综合运输体系中承担着重要任务。

与此同时,大运河的有效维运,扩大了沿线排涝和灌溉的面积,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21世纪伊始,京杭大运河从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到近十年的申遗之旅,再到最后申遗成功,受到了更多的关注,经历了更多的改良。而世界遗产是有退出机制的,所以确保保障一个“鲜活的”“健康的”大运河,成为沿线城市重要的课题,因而,这份人类文化的遗产,同时也成了沿线居民良好生活环境的一部分。与此同时,以位于杭州的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为代表的系列运河文化建筑,既为这个世界普及了运河的前生今世,本身也融入其中,成为运河文化的一部分。

今天的京杭大运河,生机勃勃,在航运、输水、生态,以及旅游等各个方面发挥着巨大的能量,同时也创造着新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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