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里”科学家的红色人生（四）
王坚：颠覆性创新，不是结束而是开始
作为阿里云创始人，王坚首创“以数据为中心”的分布式云计算体系架构，率先提出采用计算作为公共服务的产业模式，主持研发以大规模分布式计算系统“飞天”为核心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阿里云计算平台。
在“第二届未来技术与颠覆性创新国际大会暨第310场中国工程科技论坛”上，王坚结合“城市大脑”的建设，谈及自己对颠覆性技术的看法与见解。
创新：从无到0
现在大家都在讲“0到1”的创新，这至少找到了起点。很多时候，其实连起点都找不到，这是很痛苦的。人工智能现在很热门，它首次被提出是在1956年。10个人花了7000多美元开了一个历时8周的会议。50年后，就是2006年，10个人中仍在世的5个人牵头组织召集很多人又开了一次会。
1956年那次会议真正的组织者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助理教授，他个人的一篇论文交给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人去评审，当时评审里面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如果这篇文章今天不是数学，在未来会变成数学”。我觉得这反映了“从无到0”的过程。
“从无到0”其实就是一件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做、慢慢开始做的事情。今天我们也面临这样的挑战。我在学习时，也有这样一个“从无到0”的过程，当时的心情很纠结。我是第一届学生，没有教学大纲，普通物理学是跟物理系学习的，普通化学是跟化学系学习的，生物学是跟生物系学习的。我还在正规的课程中学过材料力学，这也是一个“从无到0”的探索过程。
“城市大脑” ：新的创新载体很重要
2016年，我第一次说要做“城市大脑”时，犯了两个常识性的错误，导致这五年来一直做得很辛苦。
第一个错误是做“城市大脑”的所有人都以为，这是“智慧城市”的延续。但其实“城市大脑”与“智慧城市”不一样，它强调的是一个城市的整体性。第二个错误是提到“城市大脑”，大家都觉得是人工智能的问题。但从严格意义上讲，它也不是人工智能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城市本身发展到今天，它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技术体系、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基础设施的问题，尽管这会涉及技术智能的问题，但也不是主要问题。对城市理解的常识性错误，也是让“智慧城市”推动不下去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如何发现一个新的创新载体也很重要，但如今却被大家忽视了。比如在IT行业，大家忽视了个人电脑这个载体对技术创新的重要性，因为它已经存在了，所以大家可能对CPU的发展更关心。可如果没有个人电脑这个载体，计算技术不会像现在这样发展。同样，城市作为一个创新载体的重要性也被忽视了，这是我在做“城市大脑”时的体会，城市其实是工程技术里非常重要的载体。美国工程院评选出了20世纪人类最大的工程技术创新，排在第一位的不是单项技术，而是电气化，排在后面的才是计算机等单项技术，所以载体是非常重要的。
技术创新：从一个新的技术体系发展而来
我们有时候会忽略工具和手段的重要性。其实任何一个东西都可以创造出新的工具和手段。
“城市大脑”为什么跟“智慧城市”不一样？“智慧城市”没有找到新的资源来支撑这个城市的发展，它只是为了找到一个新的技术来支撑这个城市的发展。大家想一下，其实蒸汽机是把新的资源带到城市，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新技术。因此“城市大脑”非常重要的方面是，它把数据作为一种资源带到城市里。在杭州做“城市大脑”的时候，我们很少用“大数据”这个词，我们只用“数据资源”。数据会作为城市发展不可或缺甚至是最重要的资源，“城市大脑”的本质会带来一个新的工具和新的手段。
一个城市发展至今，会出现很多新技术，但其实城市是没有能力去消化这些新技术的。我做“城市大脑”时有一个很深的感受是，做技术的人想把技术“塞”到这个城市里，就要构建一个新的技术体系，也叫“中枢系统”。
今天我们谈到互联网，大家都会纠结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心化”，一个是“去中心化”，这是很多技术架构里都存在的问题。但“城市大脑”其实还有另一“化”，我称为“中枢化”，意味着它既不是“中心化”，也不是“去中心化”，它需要一个非常重要的协同机制来完成。
在“城市大脑”的中枢系统里，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技术体系。“城市大脑”是跑在云计算上的，数据是流动在区块链上的，数据的价值是靠人工智能和智能技术产生的，它是一个完整的系统。
有了这个系统，就可以更好地融合吸纳新的技术，同时产生今天想象不到的新技术。我的体会是一定会有一个新技术出现，如果是颠覆性创新，必然是在原来的技术体系里做了改进，当然这个技术的改进可能会带来一次比较大的变化，但如果能有新的技术体系，创新会有更大的作用。
颠覆性创新：不是结束而是开始
我对颠覆性创新的理解是：任何颠覆性创新不是结束，而是开始，不是解决了一个问题，而是提出了更多的问题。
我自己不从事“电”这个专业，但却是一名电学专业的发烧友。电的出现不是结束了一个时代，电技术的颠覆也不是让别人没事情做。当电出现的时候，全世界只有一种家用电器叫灯泡，所以电的出现不是因为电冰箱需要电，也不是因为电视机需要电，更不是因为洗衣机需要电。而是当电这一基础设施出现后，它促进了对于电相关性创新的发展。
实际上任何一个颠覆性创新一定会带来更多创新，电是非常好的一个例子。有时候在颠覆性创新里，传统意义上所谓的用户导向和需求导向都是要加引号的。如果在20世纪60、70年代去问用户，什么是最好的交互方式？用户一定会说是语音，最方便、最自然。但实际上，个人电脑的成就不是语音这些被认为最自然方式的诞生，而是鼠标的诞生。而当时如果去问用户需要什么，用户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鼠标。
所以，我认为颠覆性创新其实带来了很多的可能性，它一定是开始，而不是结束。做“城市大脑”也是，目的不是解决城市的问题，而是使得更多的人可以有更多的技术去解决城市中出现的问题。
最后我想引用一直以来比较喜欢的一句话：“这个世界上本来是不需要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的，直到贝多芬把它创作出来。”我想所有的技术后面都孕育着这么一个过程，这就是我做“城市大脑”的一点体会。
周炯槃：写书是为了培养学生，不是为了个人名利
写书是为了培养学生，不是为了个人名利，把奖金用于培养学生是我的心愿，绝不能在奖学金的名称上冠以个人的名字。
——周炯槃
周炯槃生于浙江上虞，在他刚满月时，父亲因病去世，母亲便带着他生活在外祖父家。少时的周炯槃聪慧过人，思路敏捷，勤奋上进，成绩一直非常优异。1943年，周炯槃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大学毕业后在上海新安电机厂任工程师一职。后来，厂里要培养骨干，支持他出国留学，于是他远赴美国求学。1949年，周炯槃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应用科学系。回国后，他曾先后担任北洋大学、天津大学电信系教授。1954年，他参与筹建北京邮电学院（现北京邮电大学），从事无线电工程科研和教学工作近六十年。
20世纪50年代，周炯槃致力于电视技术研究。1958年，他率领团队自力更生，研制出我国第一套电视发射机和接收机，创建了我国第一座实验电视台——北邮教学电视台。后又领导研制飞点扫描彩色电视实验系统，填补了国内该方面技术的空白。20世纪60年代，他开始转入信息与通信理论领域研究，在多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20世纪70年代，他指导完成对流层散射数据传输通信设备的研制，并在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获得表彰。20世纪80年代，他指导研制报纸传真压缩传输设备，领导和建立了我国的数字化卫星报纸传真网。
周炯槃还是一名优秀教育家。在北京邮电大学建立初期，他作为无线电工程系副主任，克服了资金短缺、师资力量薄弱、实验设备不齐全、教材缺乏等困难，一个人开设了十多门课程。他坚持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注重从科研中提炼教材。1983年，他编著的研究生教材《信息理论基础》出版。该教材被评为全国邮电院校优秀教材特等奖和全国优秀教材特等奖，并获得5000元奖金。周炯槃把奖金全部捐献，用作“北京邮电大学信息工程系特别奖学金”，资助优秀学子。
周炯槃一生高风亮节，淡泊名利，他把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我国的教育事业，为祖国培养了一大批通信领域的高端领军人才。
徐寿波：热爱科学，其乐无穷
前不久，北京交通大学收到一笔特殊的捐赠，捐赠的发起人是91岁高龄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寿波和他的夫人周爱珍女士。
徐寿波是浙江绍兴人，生于1931年，是我国技术经济学的主要创始人和奠基人，也是我国综合物流工程学研究的开拓者。他曾花了3年时间，完成了20万字的《技术经济方法论的研究报告》，提出技术经济学的研究目的、理论和方法，随后又将其用于实践，为国家节约了大量资源。
这笔捐赠有200万元，是夫妻俩省吃俭用多年的积蓄，也是一名有着66年党龄的老党员的赤诚之心。
从北京交通大学的一栋塔楼，乘电梯上16楼，穿过一个狭窄的走廊，在一间不大的起居室里，记者见到了这位白发白眉、年逾九旬的老人，听他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
稻田旁，月光下，书从不离身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捐出自己的积蓄，设立院士基金？我想，我成长至今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要归功于党和国家，我终生铭记，并想用毕生所学来回馈。
我的童年正值战乱年代，全家经常要逃难到乡下，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在我之前，我们那没出过一个大学生。我告诉自己，我一定要读大学，知识才能改变命运。
之后，我迷上了读书，从稻田旁到月光下，无论白天黑夜，书从不离身。1951年，我如愿考入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
“从此，我就进入一个新的生活环境，一个人到陌生的、举目无亲的地方——南京，一个无同乡相熟的学校，在这里翻开了我生命中崭新的一页。”当年的日记里，记录了我初入大学校园的兴奋感。
1956年，我有幸被中科院选派到苏联科学院能源研究所学习。知识的海洋浸润了我的心灵，教授和留学生为我打开了国际视野。
1957年，毛泽东主席在莫斯科大学接见留学生时指出：“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我有幸在现场聆听，这句鼓舞，成为我继续前行的动力。
我们在苏联一个月的生活费有700卢布。这些钱，我几乎都花在了买书上。逛书店、旧书摊……只要和专业相关的书，我全都买回来。回国时，行李箱里几乎塞满了专业书籍。
在苏联，我每天办公室与宿舍两点一线，几乎把能用的时间都花在学习上。外国同学打趣说我只算是“半个人”，意思是只会学习、不会玩乐。但我并不介意，依旧乐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