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里”科学家的红色人生(四)

王坚:颠覆性创新,不是结束而是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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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王坚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作为阿里云创始人,王坚首创“以数据为中心”的分布式云计算体系架构,率先提出采用计算作为公共服务的产业模式,主持研发以大规模分布式计算系统“飞天”为核心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阿里云计算平台。

在“第二届未来技术与颠覆性创新国际大会暨第310场中国工程科技论坛”上,王坚结合“城市大脑”的建设,谈及自己对颠覆性技术的看法与见解。

创新:从无到0

现在大家都在讲“0到1”的创新,这至少找到了起点。很多时候,其实连起点都找不到,这是很痛苦的。人工智能现在很热门,它首次被提出是在1956年。10个人花了7000多美元开了一个历时8周的会议。50年后,就是2006年,10个人中仍在世的5个人牵头组织召集很多人又开了一次会。

1956年那次会议真正的组织者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助理教授,他个人的一篇论文交给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人去评审,当时评审里面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如果这篇文章今天不是数学,在未来会变成数学”。我觉得这反映了“从无到0”的过程。

“从无到0”其实就是一件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做、慢慢开始做的事情。今天我们也面临这样的挑战。我在学习时,也有这样一个“从无到0”的过程,当时的心情很纠结。我是第一届学生,没有教学大纲,普通物理学是跟物理系学习的,普通化学是跟化学系学习的,生物学是跟生物系学习的。我还在正规的课程中学过材料力学,这也是一个“从无到0”的探索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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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坚

“城市大脑” :新的创新载体很重要

2016年,我第一次说要做“城市大脑”时,犯了两个常识性的错误,导致这五年来一直做得很辛苦。

第一个错误是做“城市大脑”的所有人都以为,这是“智慧城市”的延续。但其实“城市大脑”与“智慧城市”不一样,它强调的是一个城市的整体性。第二个错误是提到“城市大脑”,大家都觉得是人工智能的问题。但从严格意义上讲,它也不是人工智能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城市本身发展到今天,它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技术体系、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基础设施的问题,尽管这会涉及技术智能的问题,但也不是主要问题。对城市理解的常识性错误,也是让“智慧城市”推动不下去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如何发现一个新的创新载体也很重要,但如今却被大家忽视了。比如在IT行业,大家忽视了个人电脑这个载体对技术创新的重要性,因为它已经存在了,所以大家可能对CPU的发展更关心。可如果没有个人电脑这个载体,计算技术不会像现在这样发展。同样,城市作为一个创新载体的重要性也被忽视了,这是我在做“城市大脑”时的体会,城市其实是工程技术里非常重要的载体。美国工程院评选出了20世纪人类最大的工程技术创新,排在第一位的不是单项技术,而是电气化,排在后面的才是计算机等单项技术,所以载体是非常重要的。

技术创新:从一个新的技术体系发展而来

我们有时候会忽略工具和手段的重要性。其实任何一个东西都可以创造出新的工具和手段。

“城市大脑”为什么跟“智慧城市”不一样?“智慧城市”没有找到新的资源来支撑这个城市的发展,它只是为了找到一个新的技术来支撑这个城市的发展。大家想一下,其实蒸汽机是把新的资源带到城市,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新技术。因此“城市大脑”非常重要的方面是,它把数据作为一种资源带到城市里。在杭州做“城市大脑”的时候,我们很少用“大数据”这个词,我们只用“数据资源”。数据会作为城市发展不可或缺甚至是最重要的资源,“城市大脑”的本质会带来一个新的工具和新的手段。

一个城市发展至今,会出现很多新技术,但其实城市是没有能力去消化这些新技术的。我做“城市大脑”时有一个很深的感受是,做技术的人想把技术“塞”到这个城市里,就要构建一个新的技术体系,也叫“中枢系统”。

今天我们谈到互联网,大家都会纠结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心化”,一个是“去中心化”,这是很多技术架构里都存在的问题。但“城市大脑”其实还有另一“化”,我称为“中枢化”,意味着它既不是“中心化”,也不是“去中心化”,它需要一个非常重要的协同机制来完成。

在“城市大脑”的中枢系统里,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技术体系。“城市大脑”是跑在云计算上的,数据是流动在区块链上的,数据的价值是靠人工智能和智能技术产生的,它是一个完整的系统。

有了这个系统,就可以更好地融合吸纳新的技术,同时产生今天想象不到的新技术。我的体会是一定会有一个新技术出现,如果是颠覆性创新,必然是在原来的技术体系里做了改进,当然这个技术的改进可能会带来一次比较大的变化,但如果能有新的技术体系,创新会有更大的作用。

颠覆性创新:不是结束而是开始

我对颠覆性创新的理解是:任何颠覆性创新不是结束,而是开始,不是解决了一个问题,而是提出了更多的问题。

我自己不从事“电”这个专业,但却是一名电学专业的发烧友。电的出现不是结束了一个时代,电技术的颠覆也不是让别人没事情做。当电出现的时候,全世界只有一种家用电器叫灯泡,所以电的出现不是因为电冰箱需要电,也不是因为电视机需要电,更不是因为洗衣机需要电。而是当电这一基础设施出现后,它促进了对于电相关性创新的发展。

实际上任何一个颠覆性创新一定会带来更多创新,电是非常好的一个例子。有时候在颠覆性创新里,传统意义上所谓的用户导向和需求导向都是要加引号的。如果在20世纪60、70年代去问用户,什么是最好的交互方式?用户一定会说是语音,最方便、最自然。但实际上,个人电脑的成就不是语音这些被认为最自然方式的诞生,而是鼠标的诞生。而当时如果去问用户需要什么,用户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鼠标。

所以,我认为颠覆性创新其实带来了很多的可能性,它一定是开始,而不是结束。做“城市大脑”也是,目的不是解决城市的问题,而是使得更多的人可以有更多的技术去解决城市中出现的问题。

最后我想引用一直以来比较喜欢的一句话:“这个世界上本来是不需要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的,直到贝多芬把它创作出来。”我想所有的技术后面都孕育着这么一个过程,这就是我做“城市大脑”的一点体会。

周炯槃:写书是为了培养学生,不是为了个人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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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炯槃,中共党员,中国工程院院士,信息与通信领域专家,中国信息论研究的奠基人、通信网络理论的开拓者

写书是为了培养学生,不是为了个人名利,把奖金用于培养学生是我的心愿,绝不能在奖学金的名称上冠以个人的名字。

——周炯槃

周炯槃生于浙江上虞,在他刚满月时,父亲因病去世,母亲便带着他生活在外祖父家。少时的周炯槃聪慧过人,思路敏捷,勤奋上进,成绩一直非常优异。1943年,周炯槃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大学毕业后在上海新安电机厂任工程师一职。后来,厂里要培养骨干,支持他出国留学,于是他远赴美国求学。1949年,周炯槃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应用科学系。回国后,他曾先后担任北洋大学、天津大学电信系教授。1954年,他参与筹建北京邮电学院(现北京邮电大学),从事无线电工程科研和教学工作近六十年。

20世纪50年代,周炯槃致力于电视技术研究。1958年,他率领团队自力更生,研制出我国第一套电视发射机和接收机,创建了我国第一座实验电视台——北邮教学电视台。后又领导研制飞点扫描彩色电视实验系统,填补了国内该方面技术的空白。20世纪60年代,他开始转入信息与通信理论领域研究,在多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20世纪70年代,他指导完成对流层散射数据传输通信设备的研制,并在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获得表彰。20世纪80年代,他指导研制报纸传真压缩传输设备,领导和建立了我国的数字化卫星报纸传真网。

周炯槃还是一名优秀教育家。在北京邮电大学建立初期,他作为无线电工程系副主任,克服了资金短缺、师资力量薄弱、实验设备不齐全、教材缺乏等困难,一个人开设了十多门课程。他坚持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注重从科研中提炼教材。1983年,他编著的研究生教材《信息理论基础》出版。该教材被评为全国邮电院校优秀教材特等奖和全国优秀教材特等奖,并获得5000元奖金。周炯槃把奖金全部捐献,用作“北京邮电大学信息工程系特别奖学金”,资助优秀学子。

周炯槃一生高风亮节,淡泊名利,他把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我国的教育事业,为祖国培养了一大批通信领域的高端领军人才。

徐寿波:热爱科学,其乐无穷

前不久,北京交通大学收到一笔特殊的捐赠,捐赠的发起人是91岁高龄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寿波和他的夫人周爱珍女士。

徐寿波是浙江绍兴人,生于1931年,是我国技术经济学的主要创始人和奠基人,也是我国综合物流工程学研究的开拓者。他曾花了3年时间,完成了20万字的《技术经济方法论的研究报告》,提出技术经济学的研究目的、理论和方法,随后又将其用于实践,为国家节约了大量资源。

这笔捐赠有200万元,是夫妻俩省吃俭用多年的积蓄,也是一名有着66年党龄的老党员的赤诚之心。

从北京交通大学的一栋塔楼,乘电梯上16楼,穿过一个狭窄的走廊,在一间不大的起居室里,记者见到了这位白发白眉、年逾九旬的老人,听他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

稻田旁,月光下,书从不离身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捐出自己的积蓄,设立院士基金?我想,我成长至今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要归功于党和国家,我终生铭记,并想用毕生所学来回馈。

我的童年正值战乱年代,全家经常要逃难到乡下,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在我之前,我们那没出过一个大学生。我告诉自己,我一定要读大学,知识才能改变命运。

之后,我迷上了读书,从稻田旁到月光下,无论白天黑夜,书从不离身。1951年,我如愿考入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

“从此,我就进入一个新的生活环境,一个人到陌生的、举目无亲的地方——南京,一个无同乡相熟的学校,在这里翻开了我生命中崭新的一页。”当年的日记里,记录了我初入大学校园的兴奋感。

1956年,我有幸被中科院选派到苏联科学院能源研究所学习。知识的海洋浸润了我的心灵,教授和留学生为我打开了国际视野。

1957年,毛泽东主席在莫斯科大学接见留学生时指出:“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我有幸在现场聆听,这句鼓舞,成为我继续前行的动力。

我们在苏联一个月的生活费有700卢布。这些钱,我几乎都花在了买书上。逛书店、旧书摊……只要和专业相关的书,我全都买回来。回国时,行李箱里几乎塞满了专业书籍。

在苏联,我每天办公室与宿舍两点一线,几乎把能用的时间都花在学习上。外国同学打趣说我只算是“半个人”,意思是只会学习、不会玩乐。但我并不介意,依旧乐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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