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好：逃离二元，游荡世界

“即使知道那些是你自己虚构出来的人物，但到最后你依然会对他们产生一些很特殊的感觉。无缝衔接到下一个创作，我认为是太过于机械化和技术化的。但你还是得处在一个‘我要动笔’的状态。”杨好在去年推出了自己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男孩们》，故事追踪了两个男孩成长过程背后的沉痛秘密，以及他们面对虚拟的游戏世界、处在人性的深渊如何探索和挣扎。在杨好的文字里，读者能普遍感受到一种节制，一种恰到好处的距离感，但她自己却一直处在对作品依依不舍的告别中。《男孩们》已经出版了将近一年，杨好有点像是进入到一个不太顺利的瓶颈期。她从每天五十字、一百字慢慢恢复写作，脑海中仍然在不断思考下一本书会是什么样的面貌，并且无论在做什么事情，始终绷着一根捕捉细节与瞬间的弦。“一名写作者应该是24小时都无法休息的状态”，杨好这么认为。

人们常常把杨好定义为一位“青年女性作家”，但她却对这样的前缀不以为然。她认为—旦把任何限定语加在了‘作家’这个名词前面，就仿佛把创作者划分为一个个特殊群体，造成一种不公平竞争。“文学的竞技场上不分性别，不分年龄。”在进化为一个纯粹的创作者的成长过程中，杨好绕过许多“弯路”：出生于文学家庭，从小就想当作家却一直“逃离”文学，不断在文字以外的世界尝试着“是否可以用更实际的行动为这个世界做些什么”：她学过电影剧本写作和德语，学过比较文学、艺术史、艺术商业，甚至在前几年搞过创业，但终于在创业壮烈的失败之后，“被打回到这条道路上的时候”，她开始意识到，“文学也是可以为这个世界做些什么的”。

于是在2019年3月，杨好出版了处女作长篇小说《黑色小说》。故事发生在伦敦，青年M想当作家，女孩W是留学的美术史学生。这些不难看出杨好自己生活经历的投射，她形容这是段“把憋在心里的感受、把保存的记忆倾涌而出的感官刺激，一种依赖直接经验转化而成的文学体验”。而到了2021年出版的《男孩们》，她对创作的出发点有了更多层的思考：是该继续在虚构上构建新的实验吗？还是找新的方式去呈现自己对这个世界的使命？随着写作、阅读、思考时间的增长，想法的变化不断雕塑着她作为一个创作者的成长。“我现在认为一个好的创作者不应只依赖于自己的体验，哪怕在看似特别同质化的城市生活里，仿佛不经历任何波澜，我们也会遇到关于人性的各种怀疑。对于一个真正的写作者来说，遇到什么样的经历是你不能去苛求的。但是从这样的经历中，你转化出来对人性、对世界、对历史、对时间的看法和构建，这是对写作者能力的考验。”

“懒惰”是杨好十分警惕的陷阱，这一种“惰”并不单指向字面意义上的不勤奋，更指向在写作上选择投机取巧的捷径，这有时甚至是无意识的。“写作其实很容易写‘滥’。当你写完第本书的时候，已经掌握了一些文字和写作的技巧，你继续凭着技巧也能写，但那样的小说很容易套路化。现在我们获取阅读资料比较容易，你也可以从别人的阅读经验里构建出自己的一套技巧和套路。但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是一个技术玩家。其实我觉得越写越要认清如何摆脱阅读经验，摆脱懒惰带来的文学套路。”

然而形成“个人风格”并不同于陷入“套路”，后者是一种技术、知识，甚至是一份可以被刻意训练出的成果;而前者超越语言和文字本身，是读者能瞬间识别的独属于作者的看待世界的方式。这也是杨好作为一名写作者的最终目标。“我只能是向这个目标努力，不停地推翻一些东西，然后重建一些东西。我希望对每一件事情都有自己的看法。”

在开始第三部长篇小说的漫长旅程之前，杨好决定进行新的尝试，让中短篇小说成为她恢复元气的“回血包”。但即使是这个新的开始也不如她想象中顺利，一篇中篇小说写到15，000字，三分之二的篇幅已经完成，她既不满意，又无法进行修改，于是宁愿全篇舍弃。回顾这一年，杨好对创作上的“断舍离”显得十分淡然，与这些决定本身的沉重形成鲜明的对比，“也是会挣扎，今年的困难就在于总是写一写就要废一些东西，进展很慢。可能是整个社会的价值观也不断地在冲击着你的创作，而创作者无法做到两耳不闻窗外事就自己编故事。”

从《黑色小说》到《男孩们》的两年间，关于多元化、包容性的进步议题，在后全球化时代受到保守主义的挑战，不同地区之间因为缺乏交流而加剧隔阂。杨好在更具象化地反抗一个二元的世界观，“因为那很轻易地促使人给文学作品做一个好与坏、善与恶的判断，而文学本身只指向人，只指向世界，无法简单去区分好坏善恶。所以当下的文学作品反而容易变得单薄，看似好像是代表了女性，代表了被压迫的群体，代表了看不见的人，但其实这些代表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因为每一个人处在世界上都是特别渺小的个体，一个人就是一个人。我们要看向个体，而不是看向我们代表了什么。让我难过的是，当聪明的写作者知道自己要代表什么的时候，文学也就成了一个手段，一种障入耳目的人际游戏。”

小说需要反映充斥于这个世界的复杂状况，而并非呈现直白、易于判断的事情。要做到这一点，杨好认为另一个要警惕的陷阱是“知识”。她一面贪婪地汲取书籍、电影、音乐中的养分，一面又警惕知识制造“问题被解决的假象”的能力。“我一度非常信奉知识，我以为知识会是通向救赎之路的切。”但当杨好决心成为个纯粹的写作者时，她认为自己必须做一个决断，“如果我就做一个游荡者，哪里都不属于呢？我也花了很长时间才离开知识带给我的安全感。我发现我反而更自由了，不再是单纯地攫取知识，而是产生一种反方向的思考，用另一种思路阅读。这让我平静下来了，因为当知识不再成为我的立身之本时，反而给到我不同的营养。”

做一个游荡者，杨好宁愿置身于一种更不稳定、不安分的状态中：逃离懒惰的“套路”，逃离知识带来的安全感，摆脱当代创作者因阶级和教育背景的高度相似而造成的同质化。她的创作依赖于人类作为独特个体的复杂和多面，以及这些个体身处变幻莫测的广阔世界中的可能性。她说：“当下的世界平稳又充满巨大的危险与不可知性，作家要和世界一起经历不可思议的事情。文学要在变化的时代去讲述那些永恒不变的问题。文学解决不了问题，这个是我现在能肯定的，但文学要带着人的问题，哪怕下面是未知的深渊。”这是她与她的文字所拥抱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