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未知的二三想

李虎&黄义菁：未来是一种观念

面对消费欲望无穷的年代，OPEN建筑事务所开启了一场关于未来生活的探索试验。设定在人类移民火星的极限情境下，两位创始人李虎与黄文菁为未来的年轻人打造了第一个家：火星生活舱（MARS Case），自循环，零污染。作为建筑师，他们认为建造的“意义”是一切的出发点，也相信建筑的创新力量可以影响人类的生活方式，并在建造与自然之间达成平衡。

未来，无形

谈到建筑作品，不免要谈到建筑外在的形态。而对于未来的建筑，李虎的思考是辩证且深入的。“未来感可能是异形的，但是异形的东西不见得是有未来感的。我觉得未来感最重要的是它有没有在观念上带来一些新的变化和挑战，或者说能不能带来一些新的观念。如果没有的话，无论它做成什么姿态都没有未来感，它都是庸俗的、迷惑性的，看似未来，其实完全不是的。”

技术的进步的确让人有了更多的自由去塑造形态，但创作这件事更多是观念的问题，形式是为它服务的。李虎和黄文菁一直在寻找的，正是每个概念所适配的表达。比如说上海油罐艺术中心，坐落于公园里的美术馆，他们是把它当作一个大地艺术来做的，这些东西恰恰是无形的。“其实OPEN很多东西都是无形的，无形的东西才是更未来的。”李虎如此总结。

过去，建筑的公共性是他们一直在聚焦的属性，谈及未来建筑还需要哪些属性，两位建筑师不约而同地给出了一个答案：“意义”。有没有深层的意义，建筑可以为世界带来怎样的价值，成为他们越来越看重的部分。这源自职业经验，也离不开对世界进一步的认知，正如黄文菁所说，“我越来越觉得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越来越复杂，要面对的事情也越来越多。建筑师的工作其实涉及到各个方面，需要跟各个方面都发生关系，所以可能更重要的是用我们职业的选择，去探索一些对这个时代更有价值的话题。”

对李虎来说，考虑未来建筑的价值前提，其实是先明白未来需要越来越少的建筑。大量盲目的挥霍性建造其实是对地球最大的摧毁。“所以未来建筑，我们要非常谨慎，做不得已的和绝对有价值、有意义的建造。”后者如他们的新项目时光塔和山谷音乐厅一样，尚未完成建造，就已于今年获得英国AR未来建筑奖。

时光塔的设计始于疫情之前，疫情的发生是没办法预想的事情，但李虎和黄文菁提前设计了一种未来文化机构的可能性：未来的展览馆是数字化的。公开平台上的大数据，以及越来越多的科学机构、艺术机构公开化的展示内容都可以分享。时光塔的展厅就是数字艺术的新载体，在李虎看来它是非常未来的一个艺术机构。“它真正是后疫情时代的一种新的类型的大数据博物馆，它的意义非常多元化。”

Chapel of Sonnd

坐落于金山岭长城脚下的山谷音乐厅，无疑是李虎和黄文菁当下最关心的项目之一。在山里建造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没有基础设施，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对他们而言，正是因为这些现实困难，山谷音乐厅的存在才更有意义。“如果已经费很多力气去那个地方，总要有一个值得去看的东西，它要配得起这种经历，要有特别的经验。”在山谷音乐厅，这份特别是将人们带回到最原始的状态，“在大自然里感受音乐更加纯粹，没有音乐表演的时候就是自然的声音，大自然也充满音乐。”所以当我们聊起有没有构想过第一次在山谷音乐厅办音乐会的场景时，李虎给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浪漫回答。他不觉得这个第一次很重要，“你说到底什么是第一场音乐会，鸟也在里面叫过，雷声也有过，已经办过音乐会了。”

项目虽未完工，却不妨碍它盛誉在外。山谷音乐厅于2019年获得第66届美国P/A建筑奖，这是北美最具影响力的建筑奖项之一。抛开外在荣誉，回到建筑最本质的意义，李虎把山谷音乐厅形容为一个庇护所，如同它的英文名字：Chapel of Sound。“这里的chapel泛指一种精神空间，没有特别确切的中文对应词。”在建筑中不遗佘力的植入精神空间，正是两位建筑师一直在坚持的事情。

开放与包容

其实在OPEN的过往作品中都不难看到他们为了拓宽建筑的公共性而进行的创新，山谷音乐厅的精神空间只是其一。对黄文菁而言，公共性是一个很熟悉的词。“我们说的公共其实是包容性，包容所有人，而不是某一些人，某一些精英。”她举了_上海油罐艺术中心的例子，她去那里最开心的就是看所有人都可以在“油罐”做他们自己想做的事，无论是小孩还是艺术家，大家都可以享受这个地方。“我觉得这种公共性是对我们特别有价值的，尤其很多文化项目，它不应该是只属于一个精英阶层、文化阶层的人所有的。应该通过这种有公共属性的建筑，让更多的人觉得自己是城市的一份子，然后是被接纳的，被包容的，可以做他自己。”

“具体来讲，我们做的是公共和艺术的交集，广泛的文化和艺术。”李虎也谈了他对于公共的另一个理解。之所以选择这样做，是因为他觉得在艺术的高度上可以打通很多事情，而打通一些事情自然就有它的公共性，由此获得创作与表达的自由。“如果用有限的精力做一些能产生更大影响的事情，被更多人参与和体验的话，我觉得这个事情更有价值。”这也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OPEN基本不会参与一些带有私有属性的项目。如果专注服务于某一个兴趣和阶层，往往会没有充分的自由，这也不是他们的兴趣和能力所在。“人总要找到适合你做的事情，就像梵高画自然，画他喜欢的人，这跟艺术家是一样的。”

“我俩对很多事情的看法很不同，但是在根本的问题上是没有任何分歧的，我们在一起已经三十年了。”公共性的话题告一段落，我还未开口问出下一个问题，对面倚靠在椅子上的李虎突然抛出了这样一句话。当下是瞬间的震惊与了然，搭档三十年，难怪他们在采访中的互补互答是如此默契。

回到创作的本质，李虎觉得建筑如人，“你对什么感兴趣，关注什么，在乎什么，你就会表达出来什么。”而OPEN的每个项目都是一次不同的机会，建筑师从中一步步推进自己对于建筑和世界的理解，进而探寻更深度的意义，建立更广阔的价值。

刘昕：收集火箭残骸的女孩

羊毛大衣Prada从贵州、云南到青海，艺术家刘昕经历了一场漫长的找寻。从火箭上升到下落的过程，刘昕在现实与虚构之间“寻找”火箭残骸的未来历史。毕业于清华大学精密仪器与机械学专业的刘昕，先后在罗德岛设计学院、麻省理工媒体实验室获得硕士学位。关于科技的理性支撑，与艺术语境之下的思考路径，让刘昕的创作显得别具一格。跟随她的脚步，进入一场对于残片的找寻，在地展开一场对于外太空的想象。

太空对刘听来说并不遥远，就像此时，她正跟工厂的老板一起琢磨眼前的这块火箭残骸该如何切割。这是一块看着有点丑-陋的金属，像被人暴揍之后的牙床，留存着许多与大气星辉摩擦的痕迹，朴素的外表和天外回归的身份让它有些文学性的神秘。它其实来自一家美国商业火箭公司对刘昕的赞助，如今和熟食店、沙县小吃一起静静地躺在这片刚出北京的地界里。

失重、火箭、卫星与太空，这些常常与普通人宏大想象联系起来的事物不过是刘昕的日常。作为一名艺术家与工程师，刘昕曾在多所科技机构工作，包括微软研究院（纽约、北京）、谷歌先进技术部门，以及清华大学艺术科学中心媒体实验室。目前，她是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太空探索计划的艺术策展人。

1991年，刘昕出生在新疆的克拉玛依。长辈们在无人之地建立了这座工业城市，她觉得人们想去新疆和去火星可能是同一个原因：建立新世界，然后寻找地下的油和矿。在克拉玛依，到处可以感受到人类团结的奇迹性力量，而出了这座城，苍穹与旷野又会把人衬得极为渺小，成为一座适合冥想“天、地、人”的天然道场。这种广阔尺度上的连接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刘昕，如今刘昕对太空中的基建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

从清华大学精密仪器与机械学专业毕业之后，刘昕分别在罗德岛设计学院和麻省理工的媒体实验室获得硕士学位。对她而言，艺术作品可以包容她近乎所有表达的形式，除去科学实验和学术论文，她的成果还包括影像、表演、机械与装置。刘昕曾说自己就像是说两种语言的人，“我常常在科学和人文之间进行着翻译的工作：二进制或是绳结计数，纠缠粒子或是一对恋人，基因测序或是占星术。”

可能是因为身处太空事业之中，刘昕早已对技术祛魅。“如果要研究火箭，我就会去收集它的残骸：如果要研究卫星，我会在院子里捕捉它的信号。”刘听不会拿技术本身所呈现出的认知鸿沟做文章，但她同样认为技术也是媒介本身，她会尝试各种看似复杂的技术制造作品。每一件作品的制作过程大多是很个人的行为或繁琐的仪式：摆脱重力，测量基因，折几百页书，切割、打磨地形图……只不过到最后，这些作品常常会用朴素的科技语言来讲述一个浪漫的故事，内核往往是人、身体，或者是自己。比如，她就曾把自己的智齿放进火箭并发射到太空，像是民俗“把掉下来的牙齿扔上屋顶”的宇宙版。

相比于对太空横向版图式的思维，刘昕更在意地表以上、外太空以下的垂直距离。严格来说，无论是“巴黎八分钟”吹响马赛曲的空间站，还是亿万富翁们豪掷千金登上的太空，其实都没有脱离地球的范畴。刘昕最近的创作围绕着垂直空间、地外探索和宇宙代谢展开。在结束拍摄后，她即将前往青海和贵州堪景，拍摄一部寻找火箭残骸的影片。这些离主流都市圈足够遥远、有自我的生态与空间的地方，对刘昕来说是一片极佳的讲述太空故事的土壤。影片将虚构一段寻找火箭残骸的未来历史，从偏远的遗弃场到商业公司的回收地.关注火箭的物理材料、社会经济、私人共用等诸多属性在最后落地冲击的一刻的转变。

影片还会讲述关于“尼莫点”的故事，那里是全世界离陆地最远的地方，它在海洋的一个极点，中心点离最近的大陆也有2600公里。正因如此，尼莫点成为太空垃圾的理想归宿，各个国家的太空垃圾都会经过计算跌落在那里。横向上来看，这里是离陆地最遥远的距离：而在垂直距离上，这座岛屿却是离太空最近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