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请回答

成年人的好奇心更珍贵

刘颖 现任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未来技术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分子医学研究所所长，曾获得2019年科学探索奖。

刘颖在29岁时成为了当时北大最年轻的博导，她在追溯自己的科研之路时，提到最多的词是“好奇心”和“探索”，作为一个科研工作者，甘苦自知却始终甘之如饴，大概因为她始终没忘记自己对这门学科的出发点。为了让更多人感受科学的魅力，她推广科普教育，希望把好奇心的力量传递下去。

ELLE：你从小就喜欢小动物，想成为生物学家，经过多年的学习和工作，你现在怎么理解生命科学？

刘颖：小时候是因为对生命感到好奇，一直想要学习和生命科学相关的知识，到了读本科期间还是好奇心在驱动着我。直到在美国读研究生的时候，开始深入一些科研项目，在这个不断尝试、不断探索的过程中，我被激发起一种使命感，我想要去探索生命的奥秘，想要以此为人类进步和生命的认知做出贡献，并且把它作为毕生为之努力的事业。这门学科始终是在探索未知中行进，它要追寻的是对生命本质的认识，我学了这么多年，在生命科学领域里，研究得越多你反而会感觉自己知道得越少，生命的奥义是无穷尽的。

ELLE：大学中科研工作常被看做是在象牙塔里，在你看来科研工作的苦与乐是什么？

刘颖：现在网上很多人吐槽说有四大“天坑专业”是“生化环材”，指生物、化学、环境和材料，因为这四个专业就业前景不被看好且就业要求较高，课程和实验难度又大。这虽然是一种玩笑，但确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们这类专业的现实，特别是当你选择了科研这条路。一方面，科研，是一项付出和收获常常不成正比的工作，可能你投入了两三年但一无所获，这个时候对人的打击特别大，需要很强大的心脏。另一方面，每当你有了一个新的发现，获得了一个小小的成果时，就会特别激动特别开心，因为你是全世界第一个知道它的人，这种幸福感难以言表。

ELLE：现在做科研的年轻人，跟你当时相比有什么不同？

刘颖：现在的年轻人确实跟我们当年不太一样。我不能用“更功利”这个词去评价他们，但他们确实更渴望能快速获得一些直接的东西，更多时候想要得到一种即时满足。而科研恰恰是一件非常非常延迟满足的事情。当然，我并没有那种一代不如一代的想法，社会进步到每个阶段都会有自己的时代特质，这种特质自然会呈现在这一代人身上。我也并不会对他们这样的状态而感到焦虑，毕竟那是他们的人生。

ELLE：那你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

刘颖：嗯……希望他们不要躺平吧，我不太赞同“躺平”这种观念。我们那一批学生当年非常拼命，倒并不是非要他们像我们一样，而是我觉得人需要逼一下自己，看一下自己人生的极限在哪里。

ELLE：所以保持好奇心变得特别重要，对吗？

刘颖：我就是因为小时候对生命产生了好奇，才一路走到今天，好奇心是我的起点。

ELLE：这也是你致力于青少年科普事业的原因吗？这件事的意义是什么？

刘颖：科普的意义在于激发青少年的好奇心，让他们对世界抱有探索欲。在做科普的过程中有个故事让我很感慨，当时我们把百合花插进混合了不同颜色墨水的水里，经过一段时间大家就会惊奇地发现，原本白色的花瓣变了颜色，以此就能够体现出百合花根茎的吸水性。这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实验，结束后有很多人围着我问问题，我发现最积极的不是那些学生，而是家长们，他们想要了解为什么有的颜色显色快，有的慢;为什么颜色出现的位置在这里，而不是那里……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孩子更有好奇心，好奇是孩子们的专属，其实并不是，好奇心是属于每个人的，成年人的好奇心更加珍贵，它从未消失。

ELLE：但好奇心并不能让科研成功……那些正在从事或想要从事科研工作的年轻人应该如何正视这份工作？

刘颖：我带的硕博连读的学生，一下子就是5年，相处的时间很长，有时候他们就像我的孩子一样。我会在每个人毕业的时候送上祝福，就是简单朴实的四个字“平安喜乐”，如果他们的人生能够取得重大的成就，成为国际知名学者，我确实会非常开心，但我并不强求，我还是那个想法，科研不可以急功近利，要真正去享受探索的过程。

追求教育起点的平等

郝景芳 科幻作家，儿童通识教育品牌童行书院创始人。

从获得世界科幻雨果奖的小说家到儿童教育领域的创业者，致力于探索普惠的通识教育，郝景芳有何所思所想？在她看来这件事所肩负的使命和意义又是什么？同时在跟她的谈话中，我们也生发出了很多对教育本身的思考。

ELLE：我们经常会考虑沉没成本，从物理专业到研究经济学，再到投身教育事业，你在每一次转变时有没有这方面的顾虑？

郝景芳：我觉得所学即所得，都属于工具，每个人所学到的东西在所有领域都是有用的，像我现在做的事情，物理、经济也都能用上。面向过去的选择法是总去看自己过去有什么，然后基于此去做决策，可是面向未来的话，首先要考虑的是自己想要达成什么目标，根据这个目标来做决策，不太考虑过去的路径，我自己是这样的。

ELLE：决定投身做教育，尤其面向的是低龄儿童和青少年的教育，有过担心吗？

郝景芳：我没有犹豫过，但还是会有一些顾虑，包括一些舆论上的影响，所以我也不太会在公开场合过多地去讲这些事情。但我们做这个事情是比较实在、扎实的，虽然属于比较大胆地向前去尝试去探索，但我自己是非常坚定的，有一个很强的目标，就是希望能够带给更多孩子更好的一种成长路径。那么为了这个目标，是可以付出很多的。

ELLE：你眼中当下我国青少年教育存在的最大困境是什么？

郝景芳：我们走访过很多城市和乡村，“童行书院”的老师们也做过很多调研，我们发现其实孩子本身差别不大，感兴趣的问题也都很相似，对于世界的兴趣、好奇心和求知欲都非常像;但是孩子生下来的资源差距很大，我们发现，乡村家庭很现实的生活现状：首先，家里就没有相关的书籍或者工具、玩具，有的甚至没有父母的长期陪伴，艺术类的启蒙可以说更是微乎其微的存在。他们很多人，平时想去趟县城都很困难，更不要说去到大城市，去博物馆参观或者参加各种体验学习。我们平时能看到的直观对比，主要是学习成绩和考分上的差别，但是很多人意识不到的是，对于就业及未来的差别性，其实是来自于这种生活经历和经验、眼界以及见识带来的差别。

ELLE：你和童行书院希望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郝景芳：我希望教育本身是一个非常广阔的存在，教育不只是追求一个阶段性的累积，而是面向更广阔的人生和世界—能让一个人的心胸和视野都越来越开阔，最后能够在一个更大的世界范围内做自己合理的选择。我们现在做通识教育，更多的是面向幼龄及低龄儿童和青少年的知识积累，让他们了解更多科学、人文艺术等多方面的知识，随着年龄的增长，让他们参与到创意型创作项目。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能让更多孩子有一个很好的成长路径。

ELLE：你一直在强调通识教育的重要性，当下的教育方式需要改善的有哪些？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

郝景芳：我觉得很多时候学生的眼界并没有被打开，这就导致他们一直在学，但是一直想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学，也没什么兴趣，就很容易产生为了考分考学而学的心理。这样学生的眼界其实是变窄了，内心也会随之变窄，等他将来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很容易迷茫，不清楚自己要干什么，找不到自己的人生之路，选择的空间也窄。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就是试图帮助更多的孩子，把自己的眼界、心胸打开，一方面是可以激发兴趣，能清楚地知道自己学的这些知识都有什么用，同时也希望他们之后面对人生和世界时，能更有胸怀天下的精神。城市教育部分，我们更多的是试图影响父母，让父母从理念、教育思路和方法上去帮助到孩子，但是确实很多乡村孩子他们面临的问题就是父母不在家，或是父母本身的受教育水平就相对低一点，所以乡村教师是我们会想要去试图影响和合作的伙伴。

ELLE：近几年国家继续贯彻教育“减负”，但也引发了很多对于“教育公平”的讨论，你怎么看？

郝景芳：我认为起点平等是需要去追求的，但终点教育的平等可能不用特别去强调。我们可以回到最基础的层面，去减小差距，比如多一些投入，多做一些努力给那些贫困孩子，让他们0～3岁都有免费玩具，3～6岁有更好的免费幼儿园，甚至是用一些人为的干预，比如教师资源的分配，让他们能够到更弱势的地区支援孩子等等。最后的筛选阶段，我觉得反而不应该有太多的人为控制，像我们运动场上大家如果同一起跑线起跑，那么最后有人赢、有人输，这个谁也不能说什么，但如果说我们最开始的起跑点差别特别大，最后我强行安排一个人说必须他拿冠军，因为他体能比较弱，所有人都会觉得不公平。

ELLE：怎么看待中产精英的教育焦虑？尤其是“双减”下这种焦虑好像更严重了？

郝景芳：所谓“双减”是在试图弱化、压制城市家庭里的追求。我觉得更好的方式是我们尽可能帮助更多小城市、乡镇农村的孩子也拥有获得更好教育的机会和更好的教育资源。当然这不是说要增加学生的学习负担，而是说在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选择比较好的上升通道，这个上升通道不只是说高考，也包括很多兴趣特长的培养和教育拓展。我们如果能够给到乡镇乡村小孩更多这种课程，其实就能够让很多孩子也都有更开阔的人生发展机会，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努力方向，就是希望能够尽可能地去拉平孩子们的起点，以及尽可能给孩子们提供更多元化的上升通道。

ELLE：你对于近几年的“知识流量”“知识破圈”“网红教师”这种现象怎么看？当老师成为一种新偶像，在你看来其中的利弊是什么？

郝景芳：首先当网红并不是想当就能当的，能够成为网红的人，一定有他自己非常独特的魅力和优势。我们首先要去思考一个人为什么能够成为网红？像李永乐老师、董宇辉老师都非常幽默，我觉得这一点对于教师来讲是一个很好的素质。其次他们专业能力也很过硬，他们能够用很幽默的方式把专业表达出来，又能够旁征博引，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地方，是很多老师应该学习的。像李永乐老师，他相当于把人大附中最优秀的教育教学，让所有人都能去享有，这个本身是一个挺博爱的事情。

ELLE：科技的发展是否会推动未来教育的公平性？你如何看待在线教育的发展？

郝景芳：科技发展肯定是促进教育普及和发展的一个很好的媒介，网络上有很多学习内容确实是很好的一件事。但现在真正能够在互联网去学这些内容的群体，其实都是已经偏独立成人的个体了。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搭桥的过程，希望未来能让初中以下、幼儿园到小学这个阶段的孩子，也能够在符合他们需求的数字世界里遨游。

ELLE：通识教育对成年人是否适用？成年人如何学习并运用通识教育的理念？

郝景芳：我觉得成年人要考虑到这个时代是在剧烈变化着的，需要适应变化才可能有一个更长久的职业道路。从实际来看，现实中，职场每年都会有很大的变化，不能与时俱进地持续学习，只知道固守自己原有的一项技能，那你在今天这个社会中，可能连份工作都找不到。那就得变成一个互联网思维，一个成年人就需要不断地去跟随发展潮流，去跟随这些新的变化，并且得需要去拓展自己的视野，这就是成年人的通识教育。

哲学是发问，不是鸡汤

郁喆隽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宗教学系副主任，对电影领域亦有深入研究，著有《神明与市民》《 当柏拉图遇到卢米埃尔》《 50堂经典哲学思维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