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话外的人

1

有时候我以为的我以为，不见得是他以为的他以为。

在我连一元一次方程都不知道是什么的时候，陈强已经开始混社会了，是我们村第一个出去打工的人。那时候，小孩子都很崇拜他。都说啥时候我们也能长大呀，那样就可以不用去种地和上学，就可以像他一样出去见世面了。

那光景，自给自足是常态。种豆、插秧、锄草、收割这些活儿，我们统统都干过。那时候还专门有秋假，目的就是让孩子们放了假好回家帮忙收割，弄得我们总觉得种地比读书重要。村里的小学校没有固定的上下课点儿，一个老师能教我们除了英语外所有的课程——那会儿还没有英语课。老师往往有农活儿了，我们就自己玩儿。老师没农活儿了，我们就跟着学。

经常能看见的就是老师扛着锄头，踩着沾满泥巴的黄胶鞋，一摇一晃地走进校园的情景。老师姓刘，四十来岁，一张脸常年跟土一样黄，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专门涂上去的。快走进教室了，他就把锄头立在窗前，噌噌地在台阶上蹭着鞋底，把泥巴一层一层地往下刮。刮完了还不忘抬起脚瞅一眼，跺两下，再张开手，沿着裤脚由下到上，拍一拍身上的土。那一刻，拍起的尘土往往会顺着门窗飘向我们，惹得我们不住咳嗽。我们一咳嗽，老师就咳嗽。老师一咳嗽，我们就忍着不敢咳嗽了。

地是农民的命，一株苗牵动着一颗心，一块田羁绊着一条魂。长辈们惯于在地上做文章，年轻人也缺少远行的欲望。“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大家没事了更愿意用歌声去排遣内心的宏图壮志，到头来还是会扛上锄头去和土坷垃打交道。这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一年一年地没什么惊喜也没什么意外，说得最多的就是天涝了天旱了对庄稼会怎么样，平平淡淡的像活在童话里。

陈强是童话外的人，他的“开悟”怪异而奇妙。

那是个寒冷的冬天，雪片如受惊般从云头里不停地往下掉，好不容易化出个角了，就又很快会落上一层。土地和雪片俨然是两个打架的小倔孩，谁也不服谁，谁也不让谁。最终是雪片占了上风，压得土地翻不了身。

那天早上本来该是我去教室点炉子。等上课了屋里就是暖和的也没有烟。但由于前一天我不小心滑倒了，扭伤了脚，肿得跟个马皮包似的，就和同学徐阳换了下，结果最怵人的一幕被他给撞到了。

当徐阳抱着柴火走到学校门口时，陈强正光着个膀子，闭着眼盘着腿，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他胸口流着血，那血像梳子一般沿着他的身子一直往下淌，也不知已经淌了多久了，把白汪汪的雪地都给染红了。他整个人便跟坐在一朵莲花上一样，令人瞠目。

陈强那时有十六七岁，早已经辍学，常年干农活儿，壮得很。我和徐阳是小学四年级，成天跟个小大人似的，其实满脸都是问号。徐阳一下子就看傻眼了，扔下柴火拔腿就要跑，结果没跑出两步就被陈强给震住了。

陈强对徐阳喊，徐小弟，你不认识我了，跑啥跑啊？徐阳一愣，吓得一激灵，两条腿也跟被施了咒一般，怎么也迈不开。他一边颤颤巍巍地问，强哥，你弄啥呢？一边缓缓地扭头，恰好看到陈强从校门口站起来，挺着一身的腱子肉和血痕笑眯眯地向他走来，那血一滴滴地落在雪上还吧嗒吧嗒地响！徐阳的脑子立马短路了，眼皮一沉，晕了过去。

是刘老师把徐阳抱回的家。

徐阳就此迷迷瞪瞪地在家待了两天。期间还发了烧，打了两针才好转。我一瘸一拐地去找他时，他还一副浑浑噩噩的样子，见了我两眼都冒直。他抓住我的胳膊，把他看见的告诉我，说都没人相信他，还笑他一定是不想去上学，故意把自己给冻病的。小破孩儿的把戏大人们已经见怪不怪了，但徐阳就强调，这次他真的没有撒谎。那会儿我们特别迷林正英的僵尸片，他害怕地说，陈强不会是死了诈了尸，像光碟里演的，有什么冤情，是回来索人命的吧！那时的我懵懵懂懂，对徐阳的话半信半疑。况且那天包括我在内的好多人，确实也亲眼看到了一些不一样的事。

那天早上，雪片飞舞，等父亲背着我到学校时，同学们已经坐在教室里了。雪地上干干净净的什么也没有，更别说有血了。刘老师已经到学校了，正弓着腰拿着扫把试图清扫出一条从办公室到教室的小路。他的脸在白雪的映衬下显得更黄了，和扫把几乎一个颜色。待父亲把我放到座位上时，他正好扫到教室门口。父亲便和他寒暄了一阵，请他适当照看下我。

放学后，雪已经停了，脚踩在上面能陷出个坑。刘老师看起来心情不错，要送我回家，还给我讲起了盖我们这个小学校的故事。他说，那会儿村里哪有什么小学校啊，孩子们都是到附近有学校的地方上学。是他的父亲咬咬牙，卖了一块地才盖起来的。他还说，那会儿上学的孩子们要比现在多得多呢，可慢慢的也不知道为啥……

刘老师讲到这里突然顿住了。我趴在他背上抬头一看，发现陈强正在路上呼哧呼哧地铲着雪。他身材魁梧，腰身灵活，挥起铁锹来跟机器一样麻溜利索，雪很快就像抛起的鸭子一样飞到了一边。待我们走到他跟前时，他已经把前面的雪铲得干干净净了。他跟刘老师打招呼说，铲雪铲得好热啊，得脱了上衣凉快凉快。那一刻，我看到他的皮肤黝黑黝黑的，干农活儿练就的一身肌肉结实有力，根本就没有伤口。他还说，他跟他父母摊牌了，感谢刘老师当年竭力挽救他辍学，尽管最后并没有成功。

次日一早，陈强就坐上拖拉机走了。大抵是跟他口中的摊牌有关系吧，走的时候还和他父母大吵了一顿，惹得不少人出来劝架。伴随着拖拉机不安分地移动，留下的两条车辙静静地躺在那里，沿着村口一直伸向远方。那车辙凹凸不平，错落有致，宛如哪位鬼斧神工的师傅专门雕琢过的一样。神奇的是，从那天起，那个冬天，村子就再没下过雪。

2

陈强的出走，是村子的一件大事。很快，他的家就被围了个水泄不通。直到吃晚饭的时候，人们才一个个鱼贯离开。

父亲是我们家派去的代表。他回来后，母亲已经把饭做好了。锅盖上蒸气缭绕，灶门前干干净净，饭桌被稳稳地摆在炕上。母亲静静地坐在炕沿边默默地看着父亲。我也倚在被垛前睁大眼睛，期待着父亲说点儿什么。结果，父亲一个字也没吭，只是把棉帽摘下来，搁在凳子上，又把棉袄脱下来，挂在门头上。接着，就是吧嗒吧嗒地抽烟，像是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

我们这顿饭吃得也稀奇。仿佛是提前商量好了似的，父亲和母亲两个人一唱一和地聊着天。从下雪聊到播种，从播种聊到秋收，从秋收聊到过年，眨眼的工夫，一年竟被他们给聊完了。聊完了静默了几秒钟似乎还不满足，瞅了我一眼，又开始聊我。聊我的脚伤不碍事，聊我很快就要上五年级了，聊我上了初中会怎么样。我实在怕他们三言两语把我还没正式开始的一生给聊完了，况且我心里始终对陈强的事耿耿于怀。父亲绝口不提这也就罢了，母亲竟然连问都不问，这明显不符合逻辑。

我把筷子往碗上一撂，实在憋不住了，刚想问到底啥情况啊！哪料劲儿一大，哐一声，碗就从饭桌上来了个前空翻，俨然一副武林高手的模样，翻到了炕上，又身手矫健般侧滚过桌底，向地上跃去，无奈落地的那一刻，破了功，当一声，成了渣渣。碎片四溅，有的还溅落到父亲的鞋里。

可想而知，我被父亲狠狠地训了一番。父亲拉着脸，眼泡子瞪得比杏大，手不住地比画着，怒吼着说，以后可得好好学习，努力读书，种地打工都不是长久的事。这凶神恶煞的样子看得我一愣一愣的，让我一下子把上学读书理解成了一种变相的惩罚。他说得越言辞凿凿，我听得越反感。那一刻，陈强的形象在我的脑海中无比高大。他敢于向命运说不，敢于做自己想做的事，敢于和父母吵架，这正是我不敢的。

雪融化的日子短暂而漫长。刚下的雪砂硬，是动态的。它们争先恐后，不管是飘飘飞舞还是簌簌而下，一颗颗连成一片，像絮褥子一样，层层铺设，厚薄一致。捧一把在掌心，近眼揣摩，它们又是一粒粒的独立的个体，只是相互靠近，闪着光，像在彼此取暖。落在地上的雪是绵软的静态的。它安安静静地似一块巨大的羊毛毡躺在那里，无论车来人往，概不关心。掘一块到手里，也绝不松散，完完全全就是一个个体，像一块石膏，只是石膏一捏就碎，它却越捏越牢靠，还会跟橙子一般淌出汁水。

陈强的事就这样悄无声息地结束了。作为巴图村第一个出去打工的人，没人再关心他为什么走，也没人再追问他为什么要和父母吵架，更没人在乎徐阳看到了什么。村子恢复了平静，人们笑呵呵地继续做着自己要做的事，没事了就三五成群地聚在街头晒太阳，聊一些对于小孩子来讲不痛不痒的事。只是平静的湖面之下总是暗藏汹涌，一如当初父亲从陈强家回来时的情景一样，显得有些刻意、僵硬、不自然，只差一只碗就可以激起层层波浪。

陈强走后，他的母亲就鲜少在外露面了。有时候一周也见不到几次，再往后干脆连农活儿也不干，出来都不出来了，就一天到晚待在家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和陈强一起离开了。他的父亲依旧活跃，不仅农忙时可见，大街上也总有他的身影，到了夏末，更是一天能遇见两三回。瘦高瘦高的他总会背着个大箩筐，戴着个破的确良帽，一摇一晃地去山上掰蘑菇。

我很好奇他的母亲一年到头不出门，会在家里做些什么。做饭？扫地？喂鸡？纳鞋底？我把能想到的想了个遍，但还觉得不够。徐阳就说，能干什么，难道还数钱不成！他说这话时，眼睛是迷离的，像糊了一层纱，看不出半点儿神采。我却怔住了，对他所说的“钱”念念不忘。那钱是陈强父亲卖蘑菇挣的，还是他在外面打工寄回来的呢？我问徐阳。他冷哼了一声，眼睛里也放了光，像是要发射出一样，恶狠狠地说，有钱也是假钱。

小学就这么迷迷糊糊地结束了。为了激励我们前进，刘老师给我们弄了个温馨的毕业典礼。他把教室布置得像个花园，买了好多瓜子和糖。我们无忧无虑地唱着闹着，像是拥有了一方小小的教室就拥有了世界一样。我忘不了刘老师那抹如夕阳般灿烂的笑脸，也忘不了他给我们上课时的洒脱模样。我忘不了的太多，包括他扛着锄头走进校园以及背着我回家时的情景。只是人生无常，“走”这个字从来既猝不及防又意味深长。

在那个完全不用操心小升初的年代，我和徐阳都到了乡中学读书。我笃定了父亲当年的话就是要钳制我的自由与思想。我视陈强为榜样，上课的时候睡觉，搞小动作，下课了不写作业，跟人打架。我彻底沦为一个问题少年。徐阳则变成家长们眼中的好孩子，老师们眼中的优质生。他乐于助人，好学上进，总被表扬不说，奖状也拿到手软。我们俩都各自霸占着成绩榜的第一名。

真正使我们俩关系恶化的是在初二下学期。

那光景，村子已经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旧的东西逐渐褪去，新的观念不断涌动。地依旧宝贵，但有关老中青少四代人与地的关系的讨论也变得更有意味。“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这首歌俨然不再是唱唱那么简单的事。老年人苦了一辈子，病痛缠身，他们有无数的感触和叹息。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需要挣钱养家糊口。青年人视土地为累赘，往高了说是追梦，往低了说是受不了扛锄头的苦。小孩子成了一家人的希望，谁要是再一两句把他们的人生给聊完了，准有另一个人跟他急。

于是冥冥中好像注定了什么似的，陈强的名字再次在村里闪现，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频繁。人们谈的最多的莫过是夸他有先见之明、未卜先知之类。更有甚者，还给他起了个“打工先驱”的名号。他的家又被围了个水泄不通。大家喜笑颜开，都想去打听打听他现在过得怎么样，怎么这么多年过去了也不回来。

父亲仍是我们家派去的代表。他这次去得快回来得也快，回来后还激动得不行，还没等我们发问呢，就不耐烦地说，陈老哥一定是瞧不起大伙了，竟然说他儿子的事跟他没关系。

3

那是我整个初中时期最得意的一刻。

父亲还在有的没的地抱怨着，我已经一溜儿烟跑到了陈强家门口。倚在平常人们夏日纳凉的那道栅栏墙上，我仿佛是在看大戏一般，美滋滋地看着从陈强家进进出出的人们。我注意着他们脸上的变化，多是尽兴而去扫兴而归，这使我有一种莫名的满足感。

陈强就在这时出现在我的面前。他从一辆只有成功人士才能开得起的小轿车上下来，一身黑亮亮的西装闪烁耀眼。见晃着我了，他便使出他惯用的伎俩，把西服脱下来，露出一身健壮的肌肉。不，应该是崭新的衬衫。那衬衫雪白干净，恍然间，他像是一颗削了皮的土豆，洁白无瑕，动感丝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