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后访客

“是沈林霞的电话，”我从书房出来，一只手还拿着手机，另外一只手端着茶杯，“怎么会是她的电话，我是说沈林霞，你说她怎么会给我打电话。”我将茶杯放在妻子吴红的前面，那是一张样式古老的茶几，颜色暗淡，是那种栗壳色，像一个故作深沉的男人蹲在那儿思考问题。现在，我和它坐在了一起。茶几四周是密罗纹路的装饰，但桌面却镂空了，镶嵌着玻璃。透过玻璃，可以看到几个精致的包装盒，有圆的有方的，甚至还有梯形的。我想象着在以往的某些日子里面，来客们提着它们来访。以前里面装的是茶叶或者月饼，现在早已经改变了内容。“也许是空着的，”我盯着那些包装盒沉思，“就算是空着的，也算是改变了内容。”我这么想着，于是就放心了。

“哪个沈林霞？”妻子吴红在看电视。她的面前摊着一个精装的硬面笔记本，本子上印着某某对外贸易局的字样。现在这个部门已经改成商务局，外贸内贸全都合在了一起。不过，不管叫什么，她工作一直认真、负责，这些本子是对她长年工作态度的最好佐证。有一阵子，她管理着全市外商投资企业，权力大得让我担心。她随便签个字，企业进口的轿车就可以免税。当然，不只是轿车。那段时间里面，我们家总是有人光顾。来客总是要带礼物的。幸好这样的日子没有一直延续。此刻，她本子边上放着几种颜色不同的水笔，“你是说她，她不是和她男友去新加坡了。”

“男友？”我发现吴红的眼睛没有离开电视，上面在播一档烹饪节目，她很认真地将手上的蓝色水笔换成红色的，说明这道菜的制作已经到了关键步骤，“我说的是沈林霞，你们应该见过面。”

“也许吧，”吴红根本就没有进入我的思路，“原来鱼是这样将骨头取下来的，有意思，”她很快乐，觉得自己终于有了重大的发现。她欠了欠屁股，不是因为坐得不舒服，而是想让身上的睡袍宽松一点。人快乐的时候，身上的肌肉也会有一种放松的要求，我感觉到那件褪了色的粉红色睡袍里面的身体松懈下来，像融化了的冰淇淋，我甚至想用手去接一下。时间真的是个魔法师，我想起有一次回家，看到电梯间出来两个中年男人，他们拎着包，其中一个手上拿着一张表格。他拍打着这张表格对边上的同伴说：“我真的好紧张，刚才看吴处长那样子，她拿着笔就这么沉思着。”同伴似乎是在安慰他：“但她终于还是下笔了。”“那女人就是个巫婆，我再也不想见到她。”

“你刚才是说我们见过？”吴红好像是缓过神来了，她放下手上的红色水笔，认真地回忆，“是在亚明女儿的婚礼上么？那个女人硬要将她得到的喜蛋塞给你，你坚决不要，你们就在那么多宾客前面推来搡去。”

“那是小敏，我小时候的邻居。她家开了一家打铁铺，她父亲总是左手铁锤右手火钳，那些铁块在他的锤子下面变成镰刀、斧子、锄头，还有炒菜的铲子。很奇妙。我只要不上学，就会在那个火炉边上转悠，我会帮着小敏一起拉风箱倒茶水，就算是闷热的夏天我也不离开。我想让他帮我打一把大刀，像关公使的那种大刀。”说到这儿，我不好意思地搓了搓手，“有一次，他上厕所去了，我偷偷地用火钳夹起他埋在火炉里面的铁块，被烧红了的铁块一闪一闪的忽明忽暗。我想学着他的样子为自己打一把大刀，小敏过来想帮忙，但她个子太矮了，我几乎都没有发现，那把火钳划过她的额头，我只听到有什么东西发出嗞嗞的声音——”

“啊！你是将她的头皮烫着了。”吴红大声地叫起来。

“差一点点，”我似乎看到那把火钳冒着青烟，发出嗞嗞的声音。我闻到了毛发烧焦的气味。

“还算幸运，你烫焦的只是头发，头发会长回来，如果你将一个女孩的脸烫伤了，那你就真的是毁了她的一辈子。”吴红想了想，“也许你就得娶她为妻，不要说是脸上，一个女孩身体的任何一个地方让你弄上伤疤，都是无法容忍的。”吴红扭动了一下自己的身体，好像是在证明自己的身体上是没有伤疤的。

“但那个女人真的是小敏，打电话的是沈林霞。”

“有什么不一样么？”

我想，真的没什么不一样。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不一样，那就是我和小敏举行过一种仪式。早些日子在一个公交车站，我们一起在候车。我一直没有认出来。后来是因为坐在了一起，两个人都感到意外。我似乎就闻到了一种毛发烧焦的气味从她的头发上飘过来，这种气味让我回到那个午后，外面街道上的石板路白晃晃地反着光，我们隐藏在铺子里面的暗黑中，炉火一闪一闪地照亮我们的脸，我们一起在玩一种游戏。我先将小敏父亲打好的铁器摆放成各种不同的图案。我似乎看到小敏的父亲笑着对我们说，这么小就想拜堂成亲。边上的炉火把我和小敏的脸照得通红。

“也许你们真的是没见过面。我都快三十年没见到她了。”我说的当然不是小敏。三十年不是一个准确的数字，我和小敏的童年对于吴红来说更加遥远。如果我不去外地上大学，一直待在那条小巷里面，街坊邻居会每天为我们做媒。说不定我们真的会成亲。我想为吴红找到一个准确的时间坐标。比如我们共同知道的一个地方，共同认识的一个人。“对了，亚明，李亚明，她和李亚明处过对象。”我似乎是为自己洗清了嫌疑。

“你是说李亚明，”吴红警惕地打量了一眼我，“那她应该给李亚明打电话，或者是给云龙。”

“她是给云龙打电话了，我的电话就是云龙告诉她的，否则，她根本不可能找到我。”我的口气里面流露出对云龙的不满，“他就是爱管闲事，在工厂时就那样。很多事情都是他惹的。”我并不愿意将以前的事情说得多么详细，我摊开手说，“现在怎么办，她说要过来。马上就过来。”

我们决定要搞一次聚餐。是李亚明提议的。除了我、尚云龙，还有一个杨晓天。本来是没有杨晓天的。我们三个人在工厂中属于特别出众的年轻人。杨晓天算不上，他只是和李亚明走得比较近。李亚明提议时，杨晓天刚好在他宿舍玩。我们商量的时候，杨晓天不断地插嘴。说到一些麻烦的杂事时，他总是非常积极地说让他来，这样也就算上了他。但尚云龙好像不乐意，他说了很多刁难的话，但杨晓天仍然非常爽快地应承了。

杨晓天买回来两只鸡。当杨晓天将鸡从纤维袋里面拿出来时，我们全被吓着了。是两只大公鸡。杨晓天个子矮小，眼睛也很小。两只大公鸡的脚和翅膀是用草绳捆绑着的，但蹲在他前面眼珠仍亮得吓人，像是他的两个卫兵。尚云龙有点生气了：“谁让你买这么大的鸡？你买的不是鸡，是牛。”

杨晓天说话的声音很慢：“你不是说买最大的，我昨天晚上几乎就没睡。你说这次她要来。她要来我当然不能怠慢。煤炉子我也搬来了，是向门房借的。我一直在盘算究竟怎样才能够买到最大最好的鸡。我想，我得去郊外的农贸市场，路虽然远，但一定比普通菜场里面的好。早上天没亮我就去了。”我看他的眼睛，还真的像整个晚上没睡的样子。他的眼睛太小了，说话时都不知道他是不是睁着。

“笨蛋！”我也不满意，尽管我什么也没干。我一直在玩着那只牛皮篮球，眼睛老是往楼下的球场看。球场上只有一个孩子拿着一个小皮球在投篮，但怎么也投不进去。这让我很着急。我在等待另外一个班的工人们下班，那样，就可以打比赛了，人如果足够，就打全场，如果不够，那就打半场。实际上，我的球技远不如李亚明，但球瘾却比李亚明大。现在，我觉得杨晓天比球场上的小孩还笨：“买这么大的鸡不是添麻烦么，到哪儿去找这么大的锅？再说，要将这么大的鸡煮烂，得花多少时间？”

杨哓天的眼睛虽然小，但他尽量地在眨巴，他要让我们觉得他一直在想办法：“我去去就来。”看来他真的是想到办法了。他敏捷地转身，一下子就不见了。一直没说话的李亚明这时开口了：“不管什么组织团体，总有核心和外围，你们看厂里面有书记、副书记还有组织委员、宣传委员，这就是核心，什么厂长、副厂长、工程师都得听他们的，更不要说那些车间主任，但外围还有班组长，再外面才是我们这些工人。我们打篮球也一样，”他好像是专门对着我说，“你知道，上场的是五个人，但一支队伍要十二个人。”

“那是替补。我们都叫他们是板凳队员。”我不以为然地说，“那就让他当板凳吧。”我不在乎。但我的话似乎就决定了杨晓天的加入。

杨晓天回来了。大家都没有看到他的脸，他的头上顶着一只硕大的铝锅，几乎只看到他的两条腿。铝锅的底一片漆黑，要不是他的两只手分别抓着铝锅的两只耳朵，你不会觉得这下面有人。

“这是食堂的大铝锅，”尚云龙叫起来，“你是怎么拿出来的？”

“我和老朱头说了，”杨晓天从铝锅里面露出他的脸，声音含混不清，原来他的嘴巴上还咬着一把菜刀，他将锅放在地上，然后将嘴上咬的那把刀像吐口水一样吐在锅里面。刀掉在锅里面发出很大的一种声音。大家觉得那种声音好像是从杨晓天身上发出来的，显得那么理直气壮。“我和老朱头说我们要炖鸡，需要很大的锅，他二话没说就将这个给我了。”

我和尚云龙都露出怀疑的眼光。李亚明说：“你说我们，这我们都是谁？”

“我说了大家的名字。”杨晓天并不想在这个问题上纠缠。边上的两只大公鸡很配合地叫起来，声音洪亮，估计是刚才那把刀与铝锅发出的声音刺激了它们。杨晓天说：“我们该动手了。”我们三个人齐刷刷地盯着他，好像三个新兵对着行刑队长，谁都不愿意去执行命令。

“太大了，太大了，”我坐着没动，只是不断地重复着，“谁杀过这么大的鸡？”我说，“你们知道，我连你们用弹弓打下的麻雀都不敢去捡。”

尚云龙走到两只鸡的边上比量了一下，马上就退回来了。他说：“我们这不是在杀鸡，是在宰牛。”这是他第二次将两只鸡比喻成牛。他还用眼角瞄了一眼我，像是在与我打暗号，以达成某种默契。

李亚明也站起来了。他走到后窗朝外面看了一眼。后窗外面是造房时劈开的山崖，隔着有一米多的距离。他回过头说：“谁买的鸡，就让谁来杀。晓天，你来吧，也不是什么特别难的事，你就在这儿杀吧，将它们的脖子一抹，往这下面一扔，等会儿我们下去捡就好了。”

杨晓天很勇敢地去锅里面拿起那把刀。他估计也没有杀过这么大的鸡，心里面有点儿没底。他将鸡抓在手上时，鸡与杨晓天似乎已经有了某种默契，并不挣扎。那把刀是轻轻地从鸡的脖子上划过的，当杨晓天将鸡扔出窗口时，我看到他似乎还做了个祈祷的动作。

我看到楼下球场已经有些热闹起来，两边的篮架下都散落着一些穿球衣的青年。还不断地有人加入进来。先到的往往会礼貌地将手中的球传给刚刚进场的，新到的会理所当然地接过去，运几下球，起跳、投篮。如果进了，会有喝彩;如果没进，也很正常。那个小孩早已经被挤出球场。我有些迫不及待，对李亚明说：“他们都在等我们了。”李亚明朝前面窗户下面的球场看了一眼，点点头。

我们四个人是一起下楼的。我拿着篮球与李亚明往楼前面的球场走去，而尚云龙与杨晓天往楼后面去捡那两只鸡。

我站在阳台上，透过窗玻璃，看到一个类似于沈林霞的女人从远处走来。她走走停停，不时地会抬头往上面看。特别是她仰起脸时，我会看到她有点翘起来的上嘴唇，左边嘴角稍稍下来一点儿有一颗黑痣。怎么可能？这么想着的我会不由自主地将身子往里面缩，好像是怕她发现。而我知道，此时最应该做的是打开窗户，然后，对着下面那个女人打招呼。

“是她么？”吴红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站在我的边上。她提早换好了衣服。阳台是朝东的，太阳已经落到了另外一面，我知道我们两个人的脸都会因为失去光线而暗淡，楼下的人不一定能看清这些没有光线的脸。“为什么不叫一声，你确定她会找到？”

我看着她从我们这幢楼的尽头弯过去。我看了吴红一眼：“你觉得应该叫吗？”吴红朝着楼下看去，楼层有点高。她嗓门很好，喜欢唱歌。去歌厅唱歌，她可以一直不歇气地唱下去，高兴的时候会扔开麦克风。所以，她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但她笑了笑，应该是觉得不妥。但她还没有寻思到究竟是什么地方不妥。

“我没有看清楚，但看样子与李亚明不是很搭。”她坐回到客厅的电视前面，那些笔记本与水笔已经收起来了。水果也放上了。吴红在原来摊着笔记本的地方摊开了一本书。一本叫《品质》的时尚杂志，是春节女儿回家时落下的。书的装帧漂亮、精致，只是与下面略显古旧的茶几有些反差。

“李亚明很稳重，是不是与他当了那么多年局长有关？去年我们几家一起去三亚，他话不多，但总是说在点子上，而且特别会关心人，倒是他的妻子话里话外总透着点什么。”吴红似乎是在解释她刚才所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