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路迢迢

格尼，本名郭金梅，自由撰稿人，中国作协会员，鲁迅文学院第18届高研班学员，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在报刊发表小说、散文若干，有作品入选《小说选刊》《长江文艺·好小说》《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出版短篇小说集《马兰店》，中篇小说集《和羊在一起》。中篇小说《一壁青苔》获得第十届四川文学奖。

一

学区房破旧，四间屋连成一通，分别是卧室、客厅、卫生间、厨房。从卧室可以放眼望见厨房。它像洞。有的房间有门，有的没有，有的门少半截门板。除了外门是铁门，里面一律是木门，变形，掉漆。窗户也是木窗，掉漆。地板是水泥地，一楼潮湿，屋里充斥了陈年老垢的味道。因为看上客厅外面四周建了围墙的小后院，可以种花种菜，加之租金相对便宜，所以租下了。另外，小区环境不错，有一排上了年纪的老榆树和银杏树，健身区还有一棵更年长的黄葛树。我喜欢这些阅历丰富的老树。我和女儿（也许还有母亲，有这种可能）要在这住三年，时间不短。我认为自己有能力把旧房子收拾整洁舒适，清新温馨。小后院到处是枯枝和残砖碎瓦，还有一些新生的杂草和难以铲除的泡桐幼树，我整个上午都在里面忙活，要把它弄成我的后花园。无论房子再破旧，有花在开，就会有生气。

下午，有人来了，我知道母亲一定会来。门敞开着，要来的人还有几个，但一定是母亲来了，这点我不用回头就知道。多年的愁闷在她体内凝结成“放射性物质”，她只要远远站在那，就会释放“辐射”，无需发出声音，我的身体会被含有“辐射”的气流击中，陡然一震。我在小后院正弯腰拽那根新生的泡桐树枝，感受到这样的气流，接着就听见一声叹息，然后是钥匙摔在地上的声音。钥匙应该装在手提布兜里，如果她没什么心事，不会让钥匙和布兜一起摔在地上，布兜里很可能还有一本《圣经》。可是，她没心事的时候太少太少，少到可以忽略不计。

其实，我不想见到母亲，不想见到愁容满面的母亲，由于痛苦不堪而愁容满面的母亲。

我准备回身说点什么，听见鞋底摩擦水泥地的声音，走得很沉重。我不想说什么了。

我听见母亲从卧室到厨房走了一通，经过小后院门口时，还故意加重了脚步。然后，她说：“租这么破的房子，咋住啊？”

不用看我也清楚，她的眉头、脸、嘴唇皱一起，整个的她皱一起，瘦得纸片一样的人，愁，侵蚀了整个的她。

我用力撕扯那棵生命力顽强的泡桐树，说：“市中心老小区的房子都这样，离学校近，走路五分钟就到。就这房子还八千呢，三楼那套一万二，小区外面还有一套新楼，一万五，还挨着马路，太吵。”

母亲说：“这也太破了，太窄了，不是人住的地方。”

我说：“有床有厨房有厕所就行了，这还有个小后院，多好。”

母亲没了声音，我知道她在想什么。果然，过一会儿，她悲怆地说：“那我住哪啊？”

我的家距离这所学校不算远，我们没私家车，路口只有一趟公交直达学校，二十分钟一趟，有时堵车半小时一趟，每天要往返四趟，晚自习后公交下班，还要去接。这样算来，不仅不近，中午回家吃饭不等午睡就要出发去学校，还生出许多琐事，路上消耗大量时间。我家是两百平的花园洋房，有独立的屋顶花园。当初贷款买大房子，为的就是父母和兄弟姊妹几家人到齐都能住下。其实主要为父母，来串门的儿女住在一个屋檐下，亲朋好友经常来聚，可以轻松容纳，父母觉得热闹。父亲病逝后，母亲更需要这样的热闹。母亲可以住我家，我们周末也会回家住。母亲还可以住弟弟那，原本她正住在那。她还可以去成都住妹妹那。老家还有哥哥，她落叶归根回内蒙古也是可以的。如果在哪住都不舒适，单独住也有条件，刚好有套小点的房子闲着。她能住的地方很多。但她总是给自己造成居无定所的局面。比如，跟儿媳妇闹点小矛盾，就觉得不能在那住下去。比如，妹妹的楼房太高，妹妹脾气不好身体不好，她也不能在那住下去。回老家，仍然有种种原因不能住下去。

我有所准备，特地从家里搬了沙发床挤在卧室。因为门窄，费了一番周折才弄进去。我从小后院走进屋，指着那张沙发床和客厅那张绷子床说：“那能睡，这也能睡，随便你选。”我的动作有些猛。事实上，我已经应对不来，绷不住了。我一直鼓足勇气面对生活，住这样的破房子也需要勇气，我希望母亲说：“破怕啥，收拾干净一样住，不就三年嘛，一混就过去了。”如果父亲还在，父亲会幽默地说：“这不比咱家猪圈强多了？”我清楚我的希望其实是奢望，母亲早已不再鼓励她的子女了。

母亲说：“我睡客厅，还能让你天天睡沙发吗？我要是睡沙发，那不影响孩子啊。”

我重新走进小后院，收拾树枝。天气炎热，屋里开着吊扇。母亲蹲在小后院门口一动不动。这是她犯愁的标志性动作，待在什么地方，一动不动，任凭愁像魔鬼那样啃噬。我猛烈踹那些树枝，汗水流进眼里。

我感到委屈。究竟是生活太重，还是母亲太重，压得人喘不过气。终于，在母亲说出那句话后，我爆发了。母亲说：“哎，我以后上哪待啊，愁死了，脑袋里没缝了。”

我摘下变得漆黑的白线手套，冲进屋里，来来回回走着，边走边痛斥她这些年带给我们全家的是什么。我在咆哮：“要咋样你才能不愁？日子过不了吗？缺吃少穿吗？这样不行那样不行，是不是要每天背着哄着，所有人围着你一个人转？只要你不舒服谁也别想舒服。哪个儿女对你不好了？这些年你想干啥就干啥，谁能拦住？要折腾到啥时候？嫌这房子破，好房子有啊……”我已经停不下来。我咆哮着进了厨房，随手拿起盘子摔了下去。“过不了就不过了，都不要过了。”破破烂烂的房子传出破碎声，我忽然发现我成了当年母亲那样。不，现在母亲也经常这样。母亲和父亲吵架时，时常这副歇斯底里的样子。我只差坐在地上蹬腿，就成为地道的哀嚎着的农村妇女了。就是这样的农村妇女想方设法让她的孩子一个接一个跳出农门。

因为咆哮，以及出格得出乎自己意料的行为，我的头嗡嗡作响。在这嗡嗡声中，我感觉母亲似乎惊慌了一下，然后“噌”地站起来喊：“我的天哪，今天才知道你这么厉害。”我继续咆哮：“我不厉害，能一个人嫁四川这地方来吗？我不厉害，能大着肚子上灶炒菜吗？连顾客都不忍心吃，你当妈的问过这些吗？我不厉害，能一天上午开导下午开导晚上还得开导你吗？我确实够厉害啊，你只要睡不着就得陪着你坐，你管过我上有老下有小需要睡眠需要赚钱吗……”

“你抱屈啊，这下说真话了。”

我和母亲互相咆哮着，发出我认为最难听的声音。整个世界都在嗡嗡作响。

我的愤怒多半来自对自己的愤怒。我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完成一件事，这件事就是让母亲快乐。就像母亲的笑容一直在前方，而前方永远是无法抵达的远方。不快乐的母亲一点点瓦解着我对生活积极向上的信心。

二

母亲十七岁从山东来到北方—内蒙古东北部—呼伦贝尔东南部，就一心想逃出北方。是的，她说要逃出这死地方，这鬼地方，这死冷死冷的不是人待的地方，非逃出去不可。那时，姥爷姥姥和我三姨四姨五姨以及我舅都在东北，他们是当年从山东过来的。后来，姥爷姥姥带着舅舅一家回山东，母亲想逃出北方的念头每天像太阳一样升起。当我三姨和五姨因病去世，母亲说是北方死冷的天冻死了她两个姐姐，更想离开“这死地方”。这种想法太过强烈，她整日磨着父亲研究，时常深夜里推醒父亲，让他研究研究。为此他们没少吵架。最终，造成我们全家六口1985年一次大迁徙，这一年，哥哥十一，我九岁，妹妹六岁，弟弟两岁。安家落户山东的事由大姥爷帮忙，基本办理妥当了，母亲却非要回东北，理由简单，山东竟然还在吃窝窝头，而东北早就吃大米白面了。其实，到山东没几天，她就有了想走的念头。

我们全家返回东北，母亲仍然心心念念逃出北方，至于往哪逃，她心里有个远方。两年后，姥爷和姥姥从山东回来了。姥爷得了偏瘫，知道自己时日不多，非要回来。他说：“落叶归根啊，哪怕回去只活五天，死也要死在东北。”一语成谶，这位身上背着传奇的老人，带着时代烙印，果真回来只活过五天。他认为他的根在北方，可见他对这块接纳他的黑土地感情至深。

这丝毫影响不了母亲，也没有给她任何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力量。她恨北方。虽然山东不令她满意，也阻止不了她恨北方，仍然说：“非逃出去不可。”这不是她的个人行为。村里很多当年来的山东人，不时要回山东看看，看上两趟，有的就回山东不再回来。走，是我们村的通病。只要有人家搬走，她就更恨北方。她责怪这块土地要了她两个姐姐的命，冻坏了她的胃，让她成了驴，一天到晚干活。

前院苑家也是山东过来的，他们家大儿子常年走南闯北，跑了几趟山东，还去过四川，带回个四川媳妇。有一年他去投奔媳妇的姐夫，这姐夫在西北新开发城市嘉峪关。当他再回到村庄，带走了他正读书的妹妹小英。小英跟我同班。他们进城打工去了。这事让母亲心里发毛，恨不能我也跟着走。幸好，她认为读书考学更重要，将来可以彻底跳出农门，端“铁饭碗”。

四婶的老家在山东招远，她让不愿念书的女儿去那生活，找婆家。母亲立即提议让我跟着去读书，两姊妹好作伴。还有个理由是山东教育好。可是上次大迁徙，山东教育好还是跑回来了，不惜大姥爷费劲找人让我们入学。这时候教育好又成为去山东的理由。她自然要找父亲研究。研究只是过程。面对逃离机会，如果有任何阻力障碍，她都会不遗余力排除，哪怕整夜不睡觉也要落实。她说：“一步步来，逃出去一个是一个。”

在山东的日子，我每天想家的心情无法遏制。加上老师口音难懂，学习跟不上，整日浑浑噩噩。因为母亲那强烈的愿望，我努力坚持着住下来，盼望有朝一日能够回家。

一年后，堂姐想家，不在山东待了。堂姐倔强，爱使小性子，想回家一定要回。

当我怀着极度想家的心情雀跃着踏进家门，她只愣怔着看我，好像我不该出现在门口。母女久别，我以为她要抱着我哭一场，但她只站在锅台前看了我一会儿，然后说：“山东水土就是好，养胖了。哎。”一捆柴隔着我们，我没有像日思夜想的那样，一头扎进她怀里。

再过一年，四姨去了嘉峪关，舅舅和舅母也去了。舅舅和舅母从山东回来后，探望了姥姥，把两个女儿放我们家。他们去城里打拼。母亲说：“行，俺娘有我呢，孩子们有我呢，你们放心去闯，等落脚，再把我们带出去。”她那颗随时想逃离的心不得不暂时安定下来，默默等待她的姐姐和弟弟在远方落脚、扎根。她总说：“那地方要是行，等扎下根那天就好了。”父亲给四姨和舅舅回信，她叮嘱父亲，一定要问问那地方咱家去能不能行。

后来，四叔四婶全家搬去山东招远了。四姨家的三个孩子陆续去了嘉峪关，他们都已成家，拖家带口去的。舅舅和舅母回来接走了两个孩子。他们都去出摊卖油条，这是姥爷传下来的手艺。母亲去不了，四个孩子要读书，即使不是这样，瘦弱的姥姥也经不起路上折腾，五天五夜火车，相当于要命。要不了命，带去城里也养不起，城里看病就看不起，还要暂住证，一年两百块。小买卖和种地一样，不稳定。他们对母亲说：“我们说不定还回来种地呢，小买卖竞争越来越大。”母亲哀叹：“老天爷，啥时候能逃出去啊。”

1995年，小英和她打工的酒店经理回来领结婚证。婚后，她成为那座城市的公民，拥有城镇户口，以及酒店老板娘的身份。那时，哥哥在呼和浩特读中专。哥哥算我们家第一个跳出农门的。母亲说：“终于逃出去一个，没白花钱。”到我复读考中专这年，中专生不包分配了。

吹着大风，我坐在高岗上遥望远处的树林，那是镇中学背后的树林，在七里之外。两个小时前我还坐在教室里，现在我的书包和住宿行李全带回来了。母亲给我办了退学手续，让我跟小英走。这事父亲和母亲跟我商量经过我点头同意。还有二十天中考。班主任诧异，极有希望升学的考生为什么退学。母亲说：“现在中专不包分配了，考上也没用，干花钱。哎，就算考上也供不起两个大学生啊。”班主任说：“那也要考啊，有个毕业证总会有用的。”我看见母亲脸上掠过的惊恐，就像我如果参加考试，必定考上，从而不能跟小英走，不能像小英那样落脚扎根异乡，就不能带她逃出北方。

耳边是呼呼的风声，我还是听见母亲跨过大门朝我走来。这里是我们眺望母亲从村口归来的地方。现在，她从背后来了，拖着沉重的脚步。她挨着我坐下。不用看也知道她面孔的状态。巴掌宽的脸，抽在一起。她已被愁毁了容，愁可以把曾经俊秀的面孔扭曲成皱抹布。

“要是难心，砸锅卖铁也供你，豁出去了，明天再送你去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