疼

王亦北，本名王亦，1994年生，居成都大邑。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主要从事小说、散文创作。作品见于《四川文学》《草原》《朔方》《西部》《青年作家》《滇池》等刊，多次被《散文选刊》《长江文艺·好小说》等选刊选载。

1

早上八点二十，转运床就在我的病床旁等着了。推转运床的是一个干瘦的老汉，他稍稍抬了抬眼皮，看着我小声嘟囔了一句“孩子生下来不晓得有多瘦”，便左腿一松，右边胯骨紧傍着床，把整个身子的重量压在了那张蓝色的转运床上。转运床四个滑轮在地板上胡乱地扑腾了几下，很快又安安静静地站稳。家属托着我的腰把我从病床上扶下来，几乎同时，他伸出手站到了我的面前。

“等一下。”我用两只手往上捧着肚子，肚子里，是和我同呼吸共心跳三十四周加五天的宝宝。就在今天，我们将会见面。为了今天，我在家里的床上苦熬了四个月，又在医院的病床上苦熬了一个月。他会是一个健康的宝宝吗？会吗？在今天以前，我曾无数次想象过他（她）的样子，最好皮肤白一点，嘴唇薄一点，眼睛大一点，鼻子挺一点，耳垂厚一点，千万不能有痣……我调动所有的好奇，不过是期望可以用一个具体的形象驱走随时都会从头顶砸下来的那把刀子—我能见到他（她）的吧？

孕十三周，医生严肃地告诉我需要卧床静养。“吃饭呢？”“也在床上。”“那去厕所呢？”“如果可以的话，最好还是不要下床。”“是不是只要静卧，宝宝就可以平安和我们见面？”“也许有用，也许没用。只能看运气。”“一点办法也没有？”医生摇了摇头，“放轻松，你还年轻，有的是机会。”

那一刹，如同大雨过境，我满身雾气地走进雨里，既看不到终点，也找不到遮雨的屋檐，除了继续走下去，别无选择。在命运的阴影里，时间是一分一秒在捱的，那感觉像是在走夜路，四野茫茫，天地混沌，你手里的火把早已燃尽，你赤脚穿行在荆棘的丛林，所有的感觉都被疼痛浸透，你不知道天什么时候会亮，也不知道天到底会不会亮。那是你的荆棘丛，没有人能够替你走完。

洗手间贴着长条的白瓷砖，墙面的镜子上，还似有若无地保留着水滴经过时歪歪扭扭的残迹。在这个白得叫人六神无主的狭窄空间里，镜子是唯一的出口。在一百五十多天的卧床生活后期，我每去一次洗手间都堪比一次八百米跑。心跳加速，腿脚绵软，肚子发紧发硬，还有深不见底的恐惧。我一次又一次经过深渊，一次又一次后退着从悬崖挪回地面。镜子里的女人早已剪成了短发，虚浮的脸，看不出喜悦，也看不出哀伤。“尽量不要有任何情绪的波动。”从夏天到冬天，她用尽全力去成为一棵植物，最后一次站在这面镜子前，她本来是想笑的，结果，泪珠还是率先滚下了脸颊。

2

在长长的走廊上，滑轮经过地板发出嘶嘶的低吼声。我躺在转运床上，从一颗灯下游到另一颗灯下，眼睛里的雾霭在慢慢散去。长久地在一个房间里待着，日子在灯光里打转，容易产生一种漂在海上的错觉。我总想靠岸，也只想靠岸。岸，长的短的，虚的实的，郑重的潦草的……我想象过无数种靠岸的方式，我从海浪上跃身而起，轻盈地回到地面，如果阳光好的话，我一定会疯狂地跳圈，狂奔，抱住经过的每一个人吱哇乱叫。在盛大的精神奔突激荡之后，留下无尽的虚空。白色的床单，白色的墙壁，白色的天花板。在白色的迷宫里，我不会比一粒白色的尘埃更加醒目。

手术室在另外一栋大楼，从住院部过去，要穿过六条走廊，换乘三次电梯。母亲的呼喊声急焦焦的，像是挨了刀子。我张了张嘴，想应，却巴巴地没有发出任何声音。转运床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干瘦老汉手一松，门口等候的护士就把我推进了手术室。身后的两扇玻璃门静悄悄地合上了，我还没来得及看上母亲一眼，就被一群医生和护士围在了中间。

母亲七点不到就在手术室门口等着了。从乡下家里到市医院，近六十公里。跟医生确认好生产的时间以后，我不止一次告诉母亲，来不来都行，实在要来，八点半到就行了。入院以后，由于疫情，住院部只出不进，我又行动不便，母亲即便到了医院，也只能隔着铁门远远一瞥。医院楼梯间没有凳子，母亲和父亲靠在墙边，一会儿站，一会儿蹲，我坐在轮椅上，连和他们对望一眼都要仔细绕过厚重的铁门，小心攀寻着缝隙才得以实现。“早点回去吧。”“你好好的。”无尽的沉默过后，这两句话幽灵一般浮出水面。到了手术的时候，见面不过又是把同样的场景再上演一遍，除了徒增伤感，又有什么意义呢？母亲嗯嗯地应着，没过一会儿，打来视频说，你爸几宿几宿地睡不着……你太苦了，要是遇到什么特殊情况，无论如何，都要先保大人……我哑然失笑，只当他们是电视剧看多了，即使有特殊情况，医院也不会让他们来做选择题。万一呢？母亲问。

如果有万一，也都是命。我随口敷衍着，借口太困挂断了视频。我不惯和人视频，尤其是母亲，她总把一张脸满当当地塞在屏幕上，乌酱酱的，任由岁月的磋磨和生活的艰辛在你面前成倍地放大，让你想要忍住心疼都难。那么苦的一张脸，还要假借父亲的名义说出自己的焦灼和担忧，仿佛只有如此，才显得足够有分量。这么悲情的事，除了母亲，再不可能有第二个人会做了。

医生下了诊断之后，我只告诉母亲我需要静养一段时间，其他的一概省略了。当时，母亲满脸疑惑，见我不愿多说也就没有继续追问。然而，几天后，父亲打来电话，说无论如何，还是希望我们能把具体情况说一说。原来，母亲这段时间到处打听，听来的消息庞大而繁杂，无一例外都指向了一点—情况万分危急。她害怕确认更害怕被隐瞒，四处追问后又产生更多让她心惊胆战的联想。她只能求助于父亲。等终于亲耳听到了事情的真相，她没有再说起孩子，开始关心我的吃，或者说，假装关心我的吃。她问我胖了多少，问我一天吃几顿，问我还想吃些什么；她说家里养了八只鸡，园子里的莴笋长得比胳膊还粗，她说今年的玉米饱满得很，一掐，汁液就浆满一脸……所有的话结束过后，她又把这些话重复一遍，再重复一遍。我打开扩音，将电话放在枕边，头一偏，就看到阴沉沉的窗外。已经快中午了，这间屋子依然睁不开眼睛似的迷糊着，一股无端的火腾地就从心里蹿出来，你能不能少说一点？天天说这些有意思吗？巨大的安静，我听见自己的哭泣声轰地炸开，世界汪洋一片，我只想淹死在自己的海洋里。

“你太苦了。”这是电话挂掉前母亲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在此之前，母亲常挂在嘴边的是，你多好哇。母亲坚定地认定我过得好。在母亲的认知里，一个女人有一份还算不错的工作，又在合适的年纪结了婚，有一个疼爱她的丈夫，和一个还算贤惠的婆婆，作为一个女人所能拥有的一切，我都恰好拥有了，还能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呢？这是第一次，她亲手推翻了她的论点，用这句最单薄又最幽深的句子对我的生活作了二次鉴定。

住进医院第三周开始，医生每天都会拿一份风险告知单来找我。医生说，三十四周了，这个周数出生的孩子问题不会太大，无非就是身体差一点，一般来说，只要后期的干预跟上，问题不大； 要是继续保下去，你知道的，一旦出血谁也没办法。

我似乎在听又似乎没听，从这个夏天开始，倾听类似的论调就成了我的日常。我只是想让他（她）在我的肚子里呆满三十五周。三十五周，一个离足月不算太遥远的周数，一个可能让他（她）出生以后成长得稍微顺利一点的周数。已经十二月份了，每年的这段日子，灰黑的云层总是很厚，又阴郁又沉默，仿佛一年的伤心与失意都累积于此。医生站在窗边，面朝着我，像是在对我说又像是在跟自己确认。我盯着墙上那个犹如山石一样厚重的影子，埋着头，一粒一粒搬开那些沉重的方块字，怀着最大的侥幸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最好还是再考虑考虑，尽早手术，尽早脱险。”她还在等我回心转意。

“能帮忙拉上窗帘吗？”从住进医院开始，我总想把窗帘拉上，但总会有人来把窗帘拉开，他们的说法是，见见太阳对身体好。事实上，每年从九月开始，阴雨常常大半月大半月地缱绻，甚至我会忍不住怀疑，会不会太阳已经遗忘了这座城市。过度的渴盼催生出的是过度的热情，只要一出太阳，这座城市的人们就会陷入集体的疯狂，用文字晒，用图片晒，用写生晒……我也不例外，我会拍下所有关于阳光的美好瞬间，在朋友圈保存留念。这是第一次，我不再关心时间，只想逃离这座城市的时间，把自己藏起来。

签到第四天，我终于瘫倒在无可挽回的命运里。从最初的怀疑到确诊，不止是我，就连给我孕期建档的医生都表示难以置信。那是一位从医二十余年的中年医生，她说，她经手了六千余个母亲的孕期管理，我是她遇到的第二例。她安慰我的话是，你要相信你们的缘分。从第十三周起，一个不定时炸弹就埋进了我的身体里，我拼了命地往前跑，只是想要成为那个比时间更快过河的人。

kindle和微信读书，几乎成了关于如何养护早产儿书籍的陈列区，我认真地做阅读笔记，记下每一个我认为可能会有用的小方法。那些都不足以带给我坦然面对未来的勇气。万一呢？我无数次预想过，如果出现意外，从住院部到手术台，最快十分钟应该能到达。十分钟，然后呢？是啊，然后呢？还有然后吗？身体里的冰川轰然炸裂，坚硬的寒冷将瞬间掩埋我，继而是剜心刺骨的疼。

这个孩子来得意外。本来，我和丈夫认真地探讨过丁克的可行性，三年过去了，我们仍然没有得出一个确切的结果。我也并不确定，将来的某一天，我是不是会渴望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我们去买根验孕棒来测一下吧。”我的身体告诉我，有什么已经悄悄发生了。验孕棒上的第二条杠似有若无，被风吹散似的四处飘落着，我说不上来是欢喜还是失落，只是把它轻轻地放到了洗漱台下方的柜子里。第二天，还是一样的结果。第三天，那条杠更清晰地冒了出来。

五根验孕棒摆在一起，共同连接起生命的来路。我忽然感觉被什么东西击中，一会儿往下沉，一会儿往上升，那是一种茫然无措的感觉。成为一个母亲的道路过于遥远，当我站在那条小径面前，我还拿不定主意是该先迈左脚还是右脚，命运就先我一步作出了决定。我重新坐回电脑前，继续完成那篇正在进行中的小说。我假装不在意，照样过着和以往一样的生活。步行一公里去单位，熬点小夜，周末去爬山，或者安排两三天的短途旅行。在那段极力克制的日子里，我如同一只变得迟钝的鸟，丝毫没有感觉到我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转弯处。医生让我把一切交给命运。我坐在她面前的就诊椅上，两只手紧紧地护着腹部，像是在护着一处秘藏。就是在那一刻，我确认了我和肚子里的孩子的关系。

“就明天吧。”

“我们马上安排。”

3

手术室里，无影灯白花花地亮着，所有的光软塌塌的，毫不遮掩地展露出一股无能为力的疲惫感。各式各样的手术器材冷冽地等在一旁，医护人员或两个或三个组成一组，跟流水线上的检验员一样，麻利而迅速地对我进行剖宫产前的各项检查。

“把裤子脱了。”“双手抱住膝盖。”“再抱紧一点。”“别动。”无数的指令箭一样地从四面聚拢，我吃力地抱住膝盖，刚闭上眼睛，两颗泪就约好了似的，径直钻进了头发里，它们在头皮上撒下一溜尖锐的凉意，便拖着黏稠的尾巴躲远了。“再抱紧一点。”我挣扎着，整个身子比一只熟透的虾蜷缩得还要彻底。

比孩子更先抵达的，是疼。长长的麻药针慢慢地往脊柱里钻，如蚂蚁噬咬的凉意顺着脊柱而上，手术室里的铁器在我身旁复活，它们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

“疼吗？”过了一会儿，主刀医生掐了掐我的肚皮。

“疼。”

“再加点麻药。”还是细针从骨缝里钻过的凉意。

“现在呢？”

“还有一点。”

“生孩子嘛，有一点疼很正常，麻药不能再加了，忍一下。”

我听见刀子从肚皮上划过的声音。一刀，两刀，三刀……精准，迅速，没有丝毫犹疑。上一次做乳腺结节手术也是这样。当时，我躺在手术床上，被尖锐的疼痛刺中，连尖叫声都带着逃命的意味。

“你这样，手术很难进行。”主刀医生绷紧声音，每一个字都像是喷射出来的愤怒的钢钉。“我就是疼。好疼好疼。”我小声央告，仿佛残破的池塘挡不住晚来风急。“突突。突突。突突。”超声刀工作的声音规律而平稳，空旷的手术室里，所有的声音都躲进洞穴开始冬眠。只有疼还醒着。

查出乳腺结节是七年前。工作的第一年，我按单位惯例去医院体检，意外得知两侧乳腺上有两个不明包块。我找到医生，想要一个确切的答案，医生摇摇头，表示无能为力，避重就轻地安慰道，最好是做个手术，切除了就安全了。做手术？我听得心惊胆战，更加笃定自己是得了了不得的病，何况，还是在胸部。我打电话给母亲，全程哭腔以至于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母亲也跟着慌乱不已，好半天才想起远房的侄女，大概也是这么个情况，据说做了又长长了又做，整个胸部没剩下一块好地方，绝不了根的。母亲近乎绝望，只好劝我，没什么比活着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