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与沙里桂兰克
作者: 巴图尔
引子
认识苟树生是非常偶然的,可以说是我们这次喀什之行最为意外的收获。
这次喀什之行,我们是去办事的,顺便游览了喀什的香妃墓和高台民居,也逛了喀什国际大巴扎,是一次非常愉快的旅行。人说到了新疆不到喀什就不算真正来过新疆,来过喀什之后,我们才真正体会这句话的意蕴。喀什太古老了,喀什全称喀什噶尔,意为玉石集中之地,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有两千多年,是新疆唯一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国内最长的内陆河塔里木河,是由阿克苏河、和田河、喀什噶尔河、叶尔羌河汇流而成。阿克苏河又是由托什干河和库玛拉克河汇集而成。
为了寻找新鲜刺激的感觉,我们回去时,没有走来时走的314国道,而是绕道阿图什到阿合奇的一条公路。公路是沿着托什干河修建的。我们的车子就顺着托什干河向下行驶着,路边的花花草草和郁郁苍苍的树木,总是牵走我们的视线。我们这些人平日见多了戈壁荒滩,对绿色总有一种难以割舍的羡慕与陶醉。
一
沙里桂兰克水文站是托什干河上一个很小的水文站,苟树生就在这个水文站工作。他既是这个水文站的站长,也是水文监测员。当我们站在他的面前时,他显得非常腼腆和羞涩,就像一个大姑娘见了生人。见到他不知所措的样子,开始我们还觉得很好笑。后来,当我们从和他迟缓的交谈中,了解到他的生活状况,我们对他产生了同情与敬慕,并为三分钟之前的无知和愚昧,感到一种从没有过的羞愧。
和苟树生交谈要有很好的耐性,无论我们问他什么,他都要思考一下才回答。他的语速很慢,总好像在思考着什么,给我们的感觉,他是一个三棒子打不出一个响屁的人。即使回答也是很简单,点头和嗯,是他最简便的回答。也许,他已猜到了我们的心思,望着我们很羞涩地笑了笑说:“你们是不是想我在故意摆架子?”
我们没有任何表示,只是望着他微笑着。
他的表情大多时候是木木的,我们根本不清楚他心里在想什么。他就像河坝里一块悄无声息的卵石,不管风吹雨打,都一声不响默默地承受着。他接着缓慢地说:“我在这里已经待了五年多,一天也见不到一个人影子,只有自己和自己说话,和石头说话,和风说话。”苟树生说着,眼睛快速地扫了我们一眼,就像闪电一样快。然后他低着头,踢着脚下的石头说:“我要训练自己的语言能力,害怕哪一天失去语言功能,那就麻烦了。”
和石头说话,我们还好想象,可是和风说话就有一点无边无形的感觉,我们根本无法想象和风说话是一种什么状态。苟树生似乎感受到我们的不解,他又补充说:“其实,就是自言自语,想到什么就顺嘴说了出来。说话总是要有对象的,没有诉说的对象就没有说话的话题。风会让我想起很多事情,想到什么就顺嘴说出来了。”我们无法想象这样的生活是多么无聊和无奈。
在苟树生的办公室里,我无意在办公桌上看到一本很旧的书,封皮已经有些残破了,拿起来翻开才知道是戴望舒的诗集。有了戴望舒的诗,我突然觉得,沙里桂兰克水文站也充满了诗意,虽然旷古的风和默默不语的群山并不懂戴望舒《雨巷》的情怀,然而在这个荒芜的山川之间,我们似乎远远地看到一位打着油纸伞丁香一样的女子,迈着细碎的小步,踩着这片荒原大地走向我们。苟树生站在门口随意扫了一眼,看到我拿着戴望舒的诗集,走过来说,这是我上大学的时候买的,我很喜欢戴望舒的诗。他微笑地挠了挠头继续说,水文站距离城市太远了,一两个月才来一个人,报纸杂志有人来了才能带过来,收到时早就过期了。没事的时候,念念诗,感觉心里就不空了。
忽然觉得面前站着的这个人,不再是那个木讷的苟树生了,而是一个满怀激情的诗人。我猜测,苟树生是不是也写诗,在这里看到戴望舒的诗集,我已经感到很意外了,再面对一个默默写诗的诗人,那就太完美了。诗不应该只属于城市和乡村,也应该生长在这片偏远的土地上。我说:你没事的时候是不是也写诗?
苟树生腼腆地笑着说:我只念不写。
你怎么念?是躺在床上念吗?我问。
不,我站在大桥上念,站在屋顶上念。苟树生说。
我问:为什么要站在桥头或屋顶上念诗?
我是顺着风念诗,声音就会传出很远。苟树生说:我不希望有人听到我念的诗,但我想念给荒凉的大山和托什干河以及那些坚强的小草听。苟树生沉思了一会儿,抬起头望着窗子外沙里桂兰克大桥,指着大桥说:站在桥头上,望着远山和奔腾的河水,耳边是风声和流水声,念一首戴望舒的诗,真的很美。闭着眼睛,我的脑海里会出现很多场景。
我指着面前荒凉的大山,笑着说:是不是还有一个结着愁怨的姑娘,从那座山上飘飘而来,她默默地走近/走近,又投出/太息一般的眼光/她飘过/像梦一般地/像梦一般地凄婉迷茫/像梦中飘过/一枝丁香的/我身旁飘过这女郎/她静默地远了,远了。
我随便念了几句《雨巷》中的诗句,苟树生笑了。他说:这只是一小部分,我的脑子里比这还要丰富得多,很多很多传统的故事,都会涌现在我的脑子里。
我觉得苟树生这个人挺有意思,他一直说的是念诗,我很好奇地问他:你为什么是念诗,而不是朗读诗或朗诵诗?
朗读和朗诵太正规了,念就很随意,没有那么高的艺术要求。苟树生望着我笑着说:我的老家口音太重了,我觉得还是念比较好。
报社记者小周也凑了过来说:苟大哥,给我们念一首诗好吗?
苟树生像女孩一样矜持地笑着说:不行不行,有人看着我就念不出来了。
明显感到小周有一点失望,他嘴里嘟囔着:怎么会这样,太可惜了。
我也觉得有点儿美中不足,仍旧不死心地说:苟站长,我们不跟着你出去,就站在屋里隔着玻璃看,你自己站在桥头上念,可以吗?
苟树生迅速扫视了我们一圈慢吞吞地说:我试试吧。
苟树生自己走出屋子,径直走到大桥头,背对着我们。看着苟树生并不高大的背影,我心里有很多感触,并不因为这里有一个喜爱诗的人,而是因为有一个坚守的人,他守着这里的孤独和荒凉,听着托什干河日夜奔腾,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年华,奉献着一个人美好的生活。在沙里桂兰克这个荒僻的地方,不仅有诗意的徜徉,也有他对生活的热爱。
二
苟树生回来像做错事的小学生,站在门口揪着自己的衣襟。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他,我从他的手里拿过戴望舒的诗集,翻到《雨巷》那首诗,清了清嗓子朗读着:“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
我很久没有这么勇敢了。二十多岁的时候,我疯狂地爱诗写诗,后来,发现自己不是诗人那块料,便成了一个诗歌背叛者。我只是想让苟树生勇敢起来,总是像一粒沙子融入泥土里,实在太委屈了。他大学毕业就来这里工作,五年了,他愿意在这里工作一辈子吗?是他太老实,还是他不想老婆孩子热炕头?我觉得都不是,是他根本就没张开嘴说过自己的意愿。这样的工作环境大家都躲着,哪个人会主动请缨到沙里桂兰克水文站工作。估计水利局也没有什么人,领导也派不出第二个人。就算派了,也坚持不了多久,一纸辞职报告就走人了。我又能说什么。我把诗集递给苟树生说: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只要张开嘴发出声音,把自己要表达的表达出来,你不吭声别人当然装聋作哑。
可苟树生却说:算了,说了也没用,水利局就那些人,老的老,病的病,我张不开嘴。他叹了一口气又说,咳!明知道结果何必开口。说与不说都是一样的结果。
“那为什么不再安排一个人呢?两个人也有说话的伴儿。”随行的报社编辑王伊春问。其实我们也都想这么问,只是对水利这方面工作一窍不通,不知这么问是否合适。
苟树生抬起头望着远处的河道,回过头对我们说:“其实,我们这里也没什么事,一年到头只有在汛期到来时,及时地报一报洪峰和水势。平日也没什么事,放两个人太浪费了。”
“平时没有事的时候可以回家吗?”我问。
他低下头想了想说:“我们有规定,没事的时候也不能回家。”
“你成家了吗?”
“成了,前年结的婚,今年生了一个儿子。”苟树生不假思索地回答了我们的问话,我看到他脸上不易察觉的喜悦,从他淡淡的笑容中,感受到他心中的幸福。
随行的小周是一个非常活泼的女孩,一听说他前年结的婚,好奇地瞪着一双眼睛,问道:“啊!你前年才结婚?你现在多大年龄了?”
苟树生的脸上一扫淡淡的笑容,脸和脖子都泛起一层霞红,把头低得很低。等他再次抬起头来,他眼神变得坚毅,脸上又恢复了常挂的微笑。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我这个人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只想安安稳稳地过一辈子,干一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不至于把所学的专业知识荒废了,我就心满意足了。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我也是怀着满腔的热血,想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可是走上工作岗位之后,我才知道我的工作岗位就是这些边远的水文站。我从这个水文站调到那个水文站,做一个水文检测员还是站长,又有什么区别?只是地域和身份的不同,干的事情一点也没变。沙里桂兰克水文站只是我待过的很多水文站中的一个。”苟树生停顿了一下,接着说,“其实,我也是有私心杂念的,也不想在这些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待,也想像别人那样生活。那时,我总是幻想着有那么一天,可以调回机关工作,再去考虑个人问题。不承想,这样一等就是十几年,从风华正茂的青年步入了中年,还是一无所获,只练就了我独守寂寞的功夫。恐怕你们在这里待上一个月,就无法忍受寂寞孤独的煎熬。可是,我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与风为伴,与水相诉,与影对酌,与云而舞。这就是我的生活,这就是我的日子。有时候我也在想,难道我这一辈子就这样默默地度过吗?我的人生,我的青春,我的向往,我的憧憬都化作潺潺而去的河水,一去不回头了。等我老了的时候回忆起这一段人生经历,该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呢!”
也许是苟树生说得太激动了,我们明显听出他语音里的颤抖,看到他眼中含着的泪水。为了不使我们看到他眼中的泪水,他把头扭向了一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此时此刻,我们都不知说什么才能安慰他那颗孤寂的心。我只是抬起手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过了一会儿,苟树生平静下来,依然微笑着说:“对不起,我太激动了,你们不要见笑。”
我们怎么敢笑他呢!我们又有什么资格笑他呢!一个把十七年时光播撒在荒无人烟的水文站的人,孤守着塞外的一轮明月,孤守着大漠的风,为的是我们这些人生活得更好。面对这样的一个人,我们怎么笑得出来?
此时此刻,除了满腔的钦佩,我们对他的工作不敢有半点的藐视。
三
在沙里桂兰克水文站,和苟树生相依为伴的是一只模样并不好看的小狗,看上去只有两三个月大。我们还没进水文站的时候,它就奶声奶气地叫了几声,看到我们并不在乎它的警告,又灰溜溜地跑了,也许是给主人报信去了。
女人对小动物有着更多的爱心,一见到水文站里的小狗,同车的王伊春和小周就激动起来了,大呼小叫地拍着车窗玻璃,“小狗狗,好可爱的小狗狗哦。”其实,那只小狗并不好看,也就是一只很普通的小土狗。一身黑灰色的皮毛,毛上沾了不少的泥土;短短的四条腿和两只耷拉的大耳朵,那耳朵几乎盖住了它的双眼;那根短粗的小尾巴,伴随着它奶声奶气的叫声,一直高高地翘起。跑起来的姿势也不好看。
自从我们进了水文站,小狗就围着我们跑前跑后,早已忘了我们是陌生人。就像一个欢快活泼的孩子,总是难以抑制心中的快乐,总是晃动那根短粗的小尾巴,又是蹦又是跳地表现着内心的喜悦。也许,自从离开母亲就没有这么热闹过,就没有见过这么多的人,所以它才表现得那么异常,兴奋得一泡又一泡尿。大概撒欢摇尾巴已不能表现它心中的欢快,尿尿成了最好的表现方式,以此来表示它已快乐得屁滚尿流。我想,这是我们这次出行,受到的最高礼节的接待。
王伊春和小周按捺不住对小狗的喜爱,一下车就蹲在地上逗小狗玩。虽然小狗身上很脏,让她们无法把它抱在怀里,可是,揪一揪小狗的耳朵,触摸一下小狗不停摆动的小尾巴,也令她们很开心。只是小狗并不领这个情,只要感觉到不舒服了,就不给一点面子,毫不遮掩地叫起来,然后离去,但跑不出几步它又会跑回来,围着王伊春和小周身前身后地撒着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