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记

太阳朗照的时刻，掬一捧阳光，阴霾的日子里，静静流淌。

一

抑郁是一匹野狼，咬住就紧紧不放。你得一边轻轻捋着它光滑的皮毛，漫不经心地扫过它发红的眼睛，一边赶紧注射“疫苗”。同时积极锻炼身体，重铸信心和勇气，孩子一样慢慢成长。终至有一天，你蓦然发现，野狼已驯化为家犬。

在妻子娟儿拉住我手的那一刻，我的心才慢慢有了着落。溺水的人在奔流而下的河道抓住一把水草。

妻子温软的手轻轻拨动了我的心弦。我想起驻地收费站上一个女收费员的话：“你老婆一定很漂亮吧？”她穿着一件厚厚的粉色毛绒棉袍，像一只熊猫。“那一定很温暖”，我想。

几个月没有回来，家成了棋盒，淡漠地收纳了我这枚弃子。我倚靠在书房床帮上，闭着眼睛，把手机调成静音，关严门。“活着有什么意思呢？”“取消省界站项目”的施工微信群里，信息不断涌入，一浪接一浪地冲击我脆弱的神经堤防。我的脑子高速旋转，火花四溅，似乎能嗅到带动齿轮的神经传送带烧焦的糊味。

我变得胆小，怕大声喧哗，怕电视上血腥的画面，四十岁的躯体里新住进一个初生的、娇弱的婴儿。

我开始在夜里走来走去，走累了就靠墙站着。我不敢躺下，喘不过气，憋得心慌，有一种濒临死亡的压迫感。我不肯吃药，“我抑郁了？怎么可能！”

我的精神状态迟迟得不到改善，娟儿准备带我去水城四院诊治。她有些懊恼地对我说：“有人说我对你的治疗不上心，导致你越来越严重！”

在准备去医院的间隙，我在书房突然狂热地抱住娟儿，使劲亲吻她的耳垂和嘴唇，似乎要把她整个吸进去，含了泪乞求：“让我爱一次吧，娟儿，这可能是咱们最后一次了。”

水城四院，人群蛆一样涌动。在医院一层走廊，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让我不寒而栗，他的眼睛像煮熟的鱼眼，没有丝毫内涵。

我小心地回答着医生的问话，医生有些怀疑我工作的性质，“你干招投标？施工管理？在工地上干活不都是嗷嗷叫的吗？”

二

我第一次服用水城四院大夫开的抗抑郁药后，脑子感觉特别明白，冰天雪地一样清爽。我坐在客厅沙发的偏远一角，却把隔着墙壁的卧室里的小声言语听得真真切切。楼上邻居的细微声响如在耳旁。夜里，我突然一激灵爬起来，踩高跷似的走到娟儿和孩子们屋里，急切地推醒她，“快把皮和恩送到八楼她同学家，娟儿，我怕控制不住自己会做傻事儿。”

凌晨三点，我偷偷拿了早藏好的水果刀，溜到院子里。我在单元门口盯了一眼发着红光的摄像头。“我是去投河呢还是割腕后躲进车库？”摸出绿色的小鱼形状的水果刀，把刀身拉开，试探着划。瓷质刀刃十分锋利，疼痛使我暂时丢掉了自戕的念头。

我很快消瘦下来，镜子里是一副瘦脱形的躯壳，胡子拉碴的，左眼角掩着一块青色的瘀斑。我第一次照镜子，自己把自己吓了一跳。

我觉得自己什么也干不了了。“我不会，我不行”是这一段时间我常说的话。以前我总算可以慢慢磨出一盘还说得过去的家常菜。如今，我似乎连燃气灶都不容易打着了。我尝试炒菜，不是咸就是淡。“我说我不行吧。”

我太敏感了，对我的关爱掺一丝杂质也能够觉察出来。我受不了丈母娘把我当作隐形人的冷漠，如一匹受伤的兽。偷偷拿一块炸馒头丢进嘴里。还动不动就眼泪汪汪，自怨自怜。哪儿去了，我的骄傲和刚强？

我像一个粘豆包似的紧紧跟着娟儿，不论她在厨房，在客厅，在卧室，厕所都要跟进去，用了悲苦的腔调述说我的“遭遇”，不住口地说；半夜里会突然从梦魇中醒来，再推醒好不容易睡下的妻子。哪儿去了，我的寡言和矜持？

我割伤手腕的第二天，娟儿给我父母打了电话。那时候，丈母娘已经返回北城乡下。娟儿向公婆哭诉“我是真没有办法了，我还好说，俩孩子咋办啊”，泪水沿着两颊滑落。远嫁北京的妹妹小玉和鄃城老家的弟弟保河、哥哥保滨出现在我面前。那时我刚剃了一个极短的头，像一个伶仃的鬼。哥哥沉了脸，“你还不走，在这里干吗啊。”女儿小恩三岁零三个月了，从小跟爹亲。看见我要走，喊着“爸爸”跑过来，被她二姨妈秀儿一把拽住，摁在怀里。

出家门时，我求着老婆：“娟儿，别让我走，别让我走。”进了电梯，我又扒住电梯，喃喃地说：“娟儿，叫我在这里吧，叫我在这里吧。”

长久失眠的我终于坐在弟弟的车后座上，在颠簸中睡着了。冬日的阳光钉进车窗。

三

春节的喜庆气氛被疫情搅了。官庄也像周边几个村庄一样，村头垒起土坝，在进村的大道上拉了横幅，摆条长桌，桌上放着温度计和登记册。大哥保滨的儿子佳佳穿了一件后背上印着“志愿者”的红色马夹，整天跟在当村纪检委员的叔叔保河身后。

佳佳天生残疾，腿一高一低，长得又胖，摇摇摆摆像一只企鹅。他初中没毕业就辍了学，干什么都没有长性。在城里有父母约束，就每天赖在老家。喝酒，抽烟，赌牌。每天早上，总要爷爷奶奶隔着门窗喊几次才赶到后院。一屁股坐在正位上，粗红的手抹去眵目糊，去抓肉馍馍，拿筷子夹烧鸡。眼往上一撩，说：“顺叔，咱爷俩不在一个频道。管那个哩，眼皮一擦擦，嘛好吃吃嘛。”

过年堂屋要挂影子，请家神，我被安排在与堂屋相连的西屋。西屋一盘大火炕，娘早早用细细的小劈柴熰好了。村里实施“文明乡村建设”统一订购的暖气片儿挂在西墙上。东北角立一张黢黑的方桌，桌上一盏小香炉，供着一小盘瓜子、糖块，供养着爹娘“行好”的“老师”。西屋主要存放一些过年的炸货和节礼：炸鱼一盆、肉冻一盆、煮花生米一盆、炖鸡一盆、蒸好的馍馍黄面糕半缸；托盘上晾着卤好的猪脸猪肝；益和成的点心、豆奶粉、德馨斋的烧鸡散放在桌椅上；瓶瓶罐罐的白酒弥漫着轻微的馨香。窗外搭着做饭的棚房，自来水水龙头下站着一口水缸，棚房向南就是牛圈兼草料房，半边堆草料，半边横着一架牛槽。

为了遮眼，西屋门口垂一匹棉褡裢，进门张一层大幄单。母亲在炕上添置了两床被窝，一床新的，一床旧的，新的是我的，旧的是她自己的。在我吃药后痛苦地撞墙的时候，母亲会紧紧搂着我的头，像拥着一只猫。我依然睡不踏实，常瞪着眼，不敢阖上。我变得极懒，趴在炕上像抱窝的母鸡，吃饭要娘端，尿盆要娘倒。有时迷迷瞪瞪醒了，看到中午的大太阳明晃晃，心就发紧，大喊“娘，娘”。娘赶紧放下做饭的锅盖、舀水的勺或者给牛馇粥的短木棍子跑回屋里，我好端端地坐在炕上哩。娘急了，会半哄半吓地说：“你还不赶紧好，到开春，用铁链子拴着，去地里箝棉花柴。”我的脑子立时幕布一般上映了悲惨的画面。我衣衫褴褛地正在地里干活，听到有人喊，抬起头，看到老婆娟儿带着女儿花蝴蝶一样飞过来。娟儿指着我说：“恩，那是你爸爸啊。”恩却藏在母亲背后，不敢出来，看着我说“怕”。

一次，母亲张开手臂，作势要抱我，吓得我一哆嗦。我发现摘了假牙的母亲脸丑橘一样皱，带着鬼气。

四

我不停地走来走去，手不受控制地抖动，嘴角歪斜，这情形使爹大为光火。每当我忍不住又踱腾着脚时，爹就会“轻蔑”而厌烦地说：“你看看，你看看，他那个熊样儿。”我听了像吃了枪药的枪，“砰”地打响，声嘶力竭地嚷：“你以为俺愿意啊，还不都是病闹的嘛。俺知道，你们把俺养这么大，供俺上学，给俺买楼，不容易。俺一点儿孝心也没尽，还拖累你们，让你们没面子。都是俺不好，行了吧？”

爹突然把茶杯狠狠摔在地上，“操他娘，都不过了！”

爹以暴制暴，适得其反，决定改变策略。专门挑了一个下午，把我叫到弟弟家的东屋里。弟弟家的院子在老宅后面，隔了一条街。他在鄃城购了一套三居室，老家的房子就空起来，只过年时回来收拾收拾住几天。我和爹细细地说着我的担忧：房贷的沉重，同事的“欺凌”，不能孝敬父母的愧疚，不能陪伴妻儿的懊恼，人生的挫败。这些我压在心底的事儿，被我虚弱的神经无限放大，一根稻草幻化成一棵大树。爹说：“他们是人不？！”我知道这是爹心疼我，叫我不要怕。

沟通后是难得的融洽时光。当晚，我跟爹、娘喝了一顿热乎乎的小米粥儿，粥熬得很涟糊，爹半下午就把饭锅蹲在煤球炉子上了。爹还用有些讨好的语气劝我吃药，感觉好极了。我开始滔滔不绝地宣讲，模仿女儿的腔调：“她说‘你还怪能哩’！”

从小，我像爹：一根筋，“凿死理”，嘴笨，茶壶里煮饺子—煮烂了，倒不出。爹也偏爱我。有一个印象如一道光：明亮的上午，太阳照着官庄通往鄃城的土路，我跨坐在自行车横梁上，听爹哼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那是爹带着儿子去城里看望孩儿他姑。多年以后，当我听到《牡丹之歌》的曲调时才恍然大悟。

大多数时间里我还是不安，会用手机上网搜索一切关于抑郁症的信息。新手机是回鄃城后买的，原来的旧手机电池凸起，开不了机了，就像我那不断收纳、塞满垃圾的脑回路。每查到一种抑郁症状，细细一琢磨，身体立马就出现类似感觉。我还偷偷查看抗抑郁药物的说明书，越看越怕，越怕越不敢吃。我一直怀疑自己没病，只是身体太虚，而身体的毛病都是吃药、停药引起的。我甚至怀念因肾结石在医院打点滴的安宁夜晚，盼望液体一滴一滴清凉地灌溉。我细细思索病情的来龙去脉，捋出一套自以为逻辑严密的推理。然后找弟弟说，找弟妹说：“我其实没病，这就像正常人打了疫苗，也会产生类似感冒的症状，何况是精神类药物？”

我特别痛恨抑郁这个“魔鬼”，想战胜它却无能为力。如俯瞰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沮丧，恐惧。没事儿的时候，我会拎一把马扎儿放在院子里，遵照表哥的嘱咐拿一根树枝写字。于是，一个个“程宝顺”嵌在土里。

阳光照耀

农家小院。一个孩子

握一面圆镜把亮

引到墙上

墙面嵌一轮月亮

引到碗里的水上

屋顶涌一片汪洋

引到娘身上

上下左右

擦去疲劳忧伤

撵着探头探脑的弟弟

一束岁月的追光

这是两年前我在济城遥想老家院子时写下的诗。但此时，虽然身处阳光下，自己却像镜子的背面，无法反光。我急需擦燃一根火柴，把自己点亮。

待不了一会儿，我又忍不住给娟儿发微信。“娟儿，哦，你在单位门口值班啦，冷不……”叭叭叭叭，没完没了，没完没了。

村支部房顶的大喇叭循环播报疫情，三十晚上、初一早晨、初二上坟、“破五”迎财神的鞭炮噼里啪啦。

父亲在“老师”供桌前烧纸，嘴里念念有词。母亲去村里一个懂阴阳外号“老和尚”的人家里，花了一百块钱，给我求了一个用红布缝制的小荷包，里面装了几小段秸秆，让我装在贴心口的棉衣内兜。娘坚定地说：“老和尚说了，顺过了初六，一上班，就好了。”

五

大年初六过了，疫情隔断了去济城的交通。照“老和尚”的说法，我没去上班，病情自然没能减轻。弟弟保河有一天对我说：“顺哥哥，往俺家里住两天去吧。玲玲也没开工，孩子在家上网课呢。”我来到了他在城里的家，朝阳名郡。在朝阳名郡，我的身体逐步恢复，这得益于弟媳玲玲和弟弟保河的悉心照顾。

朝阳名郡位于鄃城西关，小区大门朝西，门口往南不远就是著名的发达面粉厂。弟弟家是离大门最近的十二号楼的二层西户，从敞开的窗户可以看到值班室。我被安排住的西卧原来是侄子昊昊的房间，刚分房睡不久的昊昊又搬回到对门父母房里。室内一床、一衣橱、一写字台、一书架而已。新换的床单、被套，两层书架上排着几十本书，主要是小学生作文和儿童读物，夹杂了三五本诸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平凡的世界》《童年》《水浒传》之类的“小学生必读”书。关上门窗，声息皆无。

弟弟保河白天多数时间在老家防控疫情，城里村里两边跑。回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先到我屋里聊会儿天，询问“昨天睡着了吗”“吃饭还行吧”之类。侄女雅宁读初三，少言寡语，每天趴在台灯下做作业，兼饭后洗碗。昊昊八岁，好动，每天在弟媳的监督下读《窗边的小豆豆》。

规律的生活、温馨的家庭气氛使我慢慢好起来，脸色不再蜡黄，两腮也有了肉。但“对付”哄我吃药的弟弟仍让我心力交瘁，依然晚上不敢睡，白天坐不住。我有时躺在床上，大脑过电似的，感觉应该过了很久很久，起来一看手机，才三五分钟。我想睡，又惧怕溺水似的憋闷；我想死，又不甘心。我甚至偷偷写了几行遗书。我潜意识地动物性复苏，却丢失了一些基本技能，我曾经很爱读书，拿起来放不下，如今瞅见带字的纸片都头疼。

卫东表哥专门来看过我一次。我敬佩这位大姑家的长子。大学上的复旦，后读山大研究生，现在在深圳一家有名的证券公司任职。我二〇〇一年专科毕业，进入的第一家单位就是卫东介绍的，他是那家济城著名软件公司证券事业部的总经理。表哥知道我的情况后，一直在电话上鼓励，指导，帮忙找医生。年后复工上班的头一天来看我，带了两罐进口奶粉，“睡前喝奶有助睡眠”。自此以后，弟弟保河每晚都会给我沏一杯香浓的牛奶，我唇边常沾了乳白的印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