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三

作者: 杨帆

一早冬娃来电话问起我的睡眠,说她给我炖了参汤。末了提起明天公司去山上的培训基地开班,左不过三五天,问我是去还是想在家窝着。她用那种略显尖脆的嗓音笑了一会儿,像在抑制一段预先失望的情绪。她说她近来研读医书,书中讲山中环境有益于调理身心;四月恰逢我们相识五周年,假如我同去,有个惊喜将在山中揭晓。虽说女人所谓的惊喜通常意味着惊悚,我还是应承下来。

连着加班三周,周末排满了工作,晚上还要赶场子。我有两年没有休假还是三年?我应该去寺庙上香,去第一人民医院体检,陪冬娃逛步行街,这些安排都需要见缝插针。人一生中有多少时间属于自己?哪怕对于我这样微不足道的人来说,夜晚也并不轻松。我常做一些奇怪的梦。我使用一把消音手枪,把它藏在棉袄的内袋里。在那些混乱的梦境里,我把它拿进拿出,鬼鬼祟祟像抽一张信用卡。它顶住我的胸口,比我的心脏跳动得还快。我用它对付过一些人,其中有他。应该说每场都有他,他一出现其他人都不见了。情形如同雨水散落在洪流里,风声消逝在空气里。世界乱糟糟的,被挡在一块玻璃外。我站在那张红木办公桌后,用枪口瞄准他的天灵盖;他正在审阅我的辞职报告。这是我离他最近的距离,我闻到他漆黑头发里的发蜡气味。醒来后,我背后全是冷汗。

我觉得自己生病了。

梦总是做到节骨眼,我在比划枪,我的上司眉头一皱,镜头就切换了。像谁调转了枪口。梦里几乎没有流血,即使有也不是红色的。黑色的血,白色的更恐怖。最后的镜头里总是一堆虫子,从不发声只会蠕动,末了化为一泡脓水。

我们都叫他大王。他姓王,我也姓王,不巧的是我们还同名。同事们叫我小三,因为我在家排行第三。似乎给大王解气,实则为我消灾。以前他叫我王作家,俨然在表彰我为我们共同的姓氏争了光;作家比小三好不到哪里去,叫起来硬生生,倒不及小三的发音亲昵。

那些梦在逻辑上不通,人家审查辞职报告,我没理由开枪。准或不准,我都不会辞职。假设审查的是我的升职报告,就是另一回事。我更有可能自杀。说起来,我在他们那个圈子之外。不妨把这个家族式王牌企业看作两个圆,大圆圈着小圆,情形类似于地球绕着太阳转;当两圆相交于一点时,我算是那个外切点。既不在亲友团,也不在茫茫人海。这不是左右逢源,是进退两难。这个比喻当然不准确,我们自比太阳地球,外面的人会笑话,他们多半把我们划分在地底下。何况太阳和地球的行动轨迹不可能相交,太阳比地球大得多,相当于130万个地球。这是我们公司的运行图,貌似一架过时了的僵死的飞机,内部发出嘤嘤嘤的噪声。年后分公司经理一职空缺,好比一滴润滑油,让快进古墓的零部件高度运转起来。据我掌握的名单,不少于十号人对此跃跃欲试。论资排辈,我比大多数后生占一点优势;说我比他们缺少干劲,那是片面、武断的看法,我有几年不写诗了?所有的精力气血都用于打拼业务,多年来也算有点口碑;假如我今后行事大刀阔斧一些,必能胜任这个职位。假以时日等我杀进那个圈子,也就失去了刺客的立场;那是我束手就擒的日子。

我可能有点恨他,在这个阴郁的早上不妨承认这一点。他比我大十三岁,比冬娃大二十岁。他职位高过我,身材高过我,住房和血压高过我。大王在我现在的年龄已身居高位,加上去年妻子去世,尚未续弦,他包揽了世俗定义的成年男子的一切利好条件。这样的人是适合配备一名刺客的。对此冬娃发表过异议,那是我们第一次议论上司。那天她浴后新装,同我共赴一位老同事的归国聚餐,席间不免谈及单位种种人事。我们先是谈起大王的连升三级,后来话题滑向新任命的外事科长,一个妙龄女郎。大家对两人的前途形势心照不宣,并对这份默契感到满意和惆怅。这种敬意倒也不算假装,人们很少对那种有先天优势并能把握住时机的人产生不满。席间气氛融洽,散发出一种经历世事后回首特有的馨香。这些在冬娃加入谈话后改变了。她之前假装在行安座倒茶,周到地打了一圈招呼。等到她留神起男人们的话题,那种费心经营的假象也就秋叶般落地。冬娃端坐在我身侧,不顾在座女性对于话题的留白露出得体微笑,批评起老同事身在异国陋习不改,还是那一套成王败寇、笑贫不笑娼的思路,白白花了大气力漂洋过海。

菜没有上齐,谈话已被凛然的女高音冲击得七零八落。我寻思是哪一点刺激到冬娃,在座八人包括三对夫妇,他们各自拥有一套恒久相处之道;按当下流行说法,冬娃算是一名大龄剩女,而我迟迟没有向她求婚。应怪我对于她一年中总有个把月推迟、延长乃至中断的月事不够重视,不能给她彻底中断它、合法孕育王姓后代的名分;出于某种无法言明的心虚,我对她咄咄逼人、不分场合的炮轰没有尽到疏导之责。这番发作使得席间气氛低迷,直至无趣。九点散席,老鼬在路口同我作别,大力拍我后背:几时办喜酒?大家都笑,冬娃隐在树影里远远站着,看不清表情。当晚她穿一条火红吊带裙,被夜色泼了墨,像浸在酱缸里刚捞出来;头发湿漉漉地吊在两颊。这个印象有些古怪,当晚不像是下过雨。说不出从哪一天开始,冬娃常给我这样的袭击,冷不丁地,她像是从哪个水缸里,或是什么花心里冒出来。冬娃脸上身上挂着露水、雨水或汗珠,它们进一步打湿了她的头发,使得她琥珀色的眼瞳在晨光里闪烁不定。我们两人的住处之间隔着一条街,我先把冬娃送回她的一居室,并不过夜。当然,她没有邀请过我。冬娃擅长提问,尤其反问,不擅长解决问题。回途中冬娃有一阵没有讲话,下车后还久久站在单元门口。常常这样子,人前话多,到剩下我们两个她倒不吭气了。我只好停下脚步,就着一点月光看她漆黑的影子投在我的鞋面。

丧偶比离异更符合道德?中年丧夫也能看作喜事吗?

凭什么认定年轻女人更有价值,中年男人享有分配的优先权?

一个家境优渥、迷信真理的女人,一个绰号小三、隐姓埋名的男人。我的难处没跟老鼬谈过。当年老鼬移民是得到大王默许的,据说他负责财务多年从没出过纰漏。两人关系走向不是太清晰,按公司高层说法,老鼬是抱病去国。时隔五年回国,有关前因后果老鼬不多说。临别那夜他嘱我诸事看开,养好身体,不必太过为难自己。末了吟诗一首,大意让我有花堪折直须折,找机会去他国一游。我想冬娃站在树影下听到了我的允诺,最好她没听到—去爱琴海度蜜月。

我对于与冬娃一起外出公干,感到愉快。加上这是春天,办公室窗口每到傍晚,空气里传递着晚樱和紫罗兰的芳香。她向我说起早上没做完的梦,以及她对一条绿裙子的迷恋。半身纱裙,那种绿色介于薄荷绿和苹果绿之间,像早春的一个梦。细密优雅的褶皱,与蓬松有致的网格间,有雾气流动,有山泉歌唱。她买下绿裙子不是为了穿它,而是愿在黑暗里看见它。她把它挂在阳台,日日夜夜。她从它身边经过,来来去去就像穿过梦境。她絮絮叨叨地说啊说,让我的心完全放松下来。五年了,我忖度着准备什么礼物。她讲了半个时辰的绿裙子?还是说,她最需要的是婚纱?对付黑暗的只能是更大的黑暗,不是亮晶晶、轻飘飘的纱裙和雾啊梦的这些东西能够掩盖。可能是很久没听到她嗓音里那种沙沙声,像兜头一场春雨,我感到陶醉。婚戒我买得起,房子首付、公积金都在各个户头里贬值。求婚的话卡在喉头,卡了几年?我暗自掂量着我与她各自所能承受的界限,预感到培训基地之行势必打破僵局。记忆里那是冬娃跟我煲得最长的电话,过了十一点我们还没有睡意。

会程为期三天,大王也将参会,他应该就是出席一下第二天的开幕式。这一趟假公济私,不落痕迹才好。山风清凉。昨夜下过雨,暗黑的山石间拔出大片翠竹,发出私密的吟唱。我和冬娃是第一次上山,下车正好撞见了漫天朝霞。冬娃呆站在那里,断断续续说了三次,啊。天边的火光把她的发梢点燃了,把她整个轮廓染成金色。她头顶有些新发,微微拂动,像是她的气息也是金色的。金红色天幕下,冬娃像一尊古希腊雕像。有那么一瞬间,我产生了恍惚,那是一种可怕的犹豫。通常它出现在我写诗之前,是久远年代的非生理冲动;不合时宜。

在公司来电话前,我心里策划的是晚上的事。等夜幕落下,山里的黑遮住天空,月亮挂在林中,光辉布满大地,我带冬娃登上山顶。是的,我们在山顶彻夜交谈,俯瞰山下万家灯火,在猎猎山风中揭开我们关系的面纱。五年来,我欠冬娃一屁股债。此行不是坏事,当我们睡在一个被窝里,说不定我能倚靠冬娃摆脱噩梦。假如事情照此发展,我和冬娃之间将共享一个和平的夜晚及后半生。整整一天,钻戒盒子顶得我胸口发热,它像一枚春天的嫩芽,想要破土而出。

临近中午,接待处陆续有人报到。我和冬娃吃了个工作餐,张罗着各路事情,安顿参会者。公司通知我参加下午上级部门谈话,还有个会议要确定参与另一个培训的人员名单。下月培训事关升职,不料提前到这周。我找到冬娃说明情况,三言两语间,车子到了会场门口。冬娃似乎没听明白,一只手扯住我袖子。

你就是怕老王!

我有时跟着她称老王。老王在冬娃两片薄唇间吐出来,我每次听了都身上打颤。既令我感到痛快,也让我感到厌恶;我口干舌燥,心里充满绝望之情。我不清楚这是对冬娃的爱,还是恨创造她的造物主对我冷漠无情。

这是什么话,讲什么怕不怕……

如果说我有那么点怕大王,那也是像男人怕老婆一样。信用卡和枪一样,包含了这个世界上最冰冷的金属。它们掌管在他手里。我和大王像一个组合,一主一从,搭一台戏。偏偏闯出一个冬娃,她两手空空,倒要拿下整个世界似的。我嫉恨冬娃,还是大王多一些?这一点我是不会承认的,或者说下山以后我才意识到。冬娃对此一无所知。她信赖我,仅凭这点我就该死上一百次。此刻我只想结束对话,结束在老王这个称呼上自欺欺人的平等化处理。冬娃张大眼望我,眼中含着怒气;一长串问句正涌向她娇嫩的咽喉。大庭广众之下,我拍拍她两臂,把那些问号拍回她身体内部,螺旋状上升的澎湃的波浪里。我说晚些再上山来,和她一起度过揭晓惊喜的时刻—就此短促地安抚了冬娃。一路无话。四点赶到,我被安排在最后谈话,先上楼处理了两个文件。只是例行谈话,随后我被安排下月参加培训。

从公司出来,天色已晚。我在一个馆子里坐定,给冬娃打电话讲了下午的情况。冬娃气消了些,让我不要连夜上山,雨后路滑。这是我们常来的湘菜馆子,生意不算好,倒是静得好。走上两站路,拐进一条巷子。在各自回家前,我俩能坐一坐,说说话。有时喝了酒勾肩搭背,在半帘的遮挡下也算合适。我感到有点累,冬娃的话正合我意。我向冬娃解释时尽量说得又慢又长,就像我向大王汇报一样。内容极尽翔实,但也有没有交代的部分。比如大王给我打来电话,问起我跟进的某项目进展,说月底前要做个前期汇报。这桩事情办得如何,事关分公司经理人选的最后定夺。

我仰躺在椅背上,闭上眼,回想昨天下山时冬娃瞪圆的眼睛里惊疑不定的神色。冬娃的眼珠颜色有点浅,迎着阳光接近琥珀色,在雨天光线下带点儿紫。她有点美亚混血的意思,皮肤白得带光晕,不像是一个步入中年的女人该有的状态。这不是说她的外在不符合身份或不得体,我没在社交中发现她异于常人的地方。她的不合时宜恰恰表现在,她在大多数场合表达她与人群共处的善意。这同大王在各种活动中表达的亲切不是一回事,自然有人议论赞叹他作为上司的肚量气度,对于冬娃不存在这样的舞台。我看出她常常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但她清楚自己不要什么。这样的见识不是每个人都能消受。对我来说它是一件奢侈品,奢侈得像一对男女之间的感情,不,像两个自然人之间的泉水一样的关系。

饭后我沿东湖走回家,路上碰见两个同事,对我微笑点头。她们是小圆圈里的人,平日消息最是灵通。晚风里有一种暖的花香,小公园里锻炼的人们身影幢幢。半空中蝙蝠发出尖叫声。一夜无梦。次日上午,我把当天工作处理完,临出门外事科长来电话,邀请我参加晚上的饭局。那天下午直到深夜,我和大王他们在一起。公司筹备一个微电影项目,让我负责剧本。连着两天在餐桌上谈,我喝了混酒,回家蒙头大睡。这种情况维持了一周,以至培训班结业当天,我居然忘了冬娃下山的事。后来因我祖父病重,当晚我回乡待了几天。紧接着去省城参加为期两周的培训,其间不批准外出。春天就这样过去了。对我来说,这个春天紧锣密鼓,又这样短暂。冥冥中似有一张幕布在落下。我再没有做过噩梦,不用说,身上的病好了大半。冬娃像是没有回来一样,一直没看见她人。不久我听说了外事科长在山上大闹会场的事,他们说这是冬娃没来上班的原因。外事科长芳龄三八,上任不久就显示了突出的公关能力,和在内外事务上的强悍作风。据说作为同样善于组织语言的未婚女性,外事科长教训了冬娃一顿。有关具体的场合,有人说是电梯里,有人说是卫生间,有个归纳性判断是从电梯转战卫生间延至会场。最离谱的说法是在回程轿车上,她们幅度很大的动作使得车子一度失控,差点撞到迎面驶来的一辆奥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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