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二年的雪

作者: 牧埜

牧埜,本名伍忠红,江西省作协会员。文字散见于《星火》《中国校园文学》《散文选刊》《江西日报》等报刊并入选选本,作品偶有获奖。

儿子是顶着一场大雪而来的。

二十年了,这个俊朗男子,发际谦逊,让出宽阔的额头,像我。瓜子型的脸,眉清目秀之下如山脊高耸的鼻子,虽瘦削但衣服之下并不显得单薄的身子,是妻子给他的。如果把他的体型、外貌移植到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孩身上,会是怎样的颜值呢?我要说,走在大街上是很抓人眼球的,那时的说法—回头率很高。

二十二年前的腊月,跟随同事阿钟,骑了三四十里摩托车,来到蓉江边上一户人家。此行目的是相亲。在厅堂坐定,阿钟说这是他丈人家,等下要来的是他丈母娘妹妹的女儿,即他妻子的表妹。

屋外下着小雨,檐水忐忑不安,轻一下重一下,滴滴答答,满腹心事地叩问着石阶。不久后,大门外出现一道判断题:来了两个女子。她们抬着一袋东西跨门槛进到厅堂。前面的女孩高挑清秀,气质很好,银灰色的夹克更显她的秀雅端庄。后面的女孩略略丰腴,身着粉色碎花休闲西服,似朵桃花。这两个女子,无论哪一个,都在我心中宣判了这次相亲的死刑。那时的我,太自卑了,让我看不清前方的路。

阿钟给我们彼此做了介绍。穿西服的是他的小姨子,刚结婚;前来相亲的是穿银灰色夹克的那个女子。何青青,一个很入心的名字。

我的心跳入了黑色深渊,在做急遽的自由落体运动。成功可能性更小的,恰恰是相亲的对象。

我干脆放开了。午餐桌上,我观察、了解以及体悟到这是一位落落大方有教养的女子。交流虽短暂,但全程她没有羞涩,也没有故作矜持。坐在她的前面,感觉舒服坦然。

不能害了人家。

囚笼里的我心里闪过一丝善念。

吃过饭,我提议单独谈谈。于是,我和她走进厨房。没有旁人在场,不失为一个相对私密的空间。我说我家境不好,房子是父亲上世纪八十年代做的泥瓦房,屋内抬头见瓦面,直到现在都没安大门;她说只要两个人心齐,建栋框架结构的楼房都不是难事。我说我工资低,一个月只有三四百元(她是深圳一家外资制衣厂的纸样师,月工资是这个数的十多倍);她说钱这个东西,多赚就多用点,少赚就少用点。我甚至建议她找一个志同道合的人,在深圳安个家,享受更优质的生活;她说,这些年在异乡,总感觉身子在漂,没有根……

和她交换家中的座机号码之后,我骑上摩托走了(阿钟还有事,需在他老丈人家留宿一晚)。一路上,她的身影总浮现在我的前方,脑子里也全是她的音容举止。可我知道,我必须将这一段从我的生活中抹掉。

我还不够诚实。刚才,在她面前我终究没有勇气坦露自己最核心的问题。其时,我患神经衰弱已近十年,而且还有小抑郁。失眠这蓬丝茅草,生命力旺盛,生长毫无节制,它扎根我脆弱的神经,把我折磨得人不人,鬼不鬼。虽然工作得到学校认可,家长对我评价也很高,可这一切都驱散不了我虚弱神经闪烁的凛凛寒光。每天,精力稀薄如高原上的氧气,人萎靡得就像蔫了的瓜苗。睡觉时梦一个接一个,睡眠浅而短。我不知道我的人生走到哪里就会停下来,我也不敢保证会不会以某种方式提前结束生命的行程。

我渴望婚姻。

但我不配走入其中。

二〇〇二年六月,太阳毒辣,离那年的那场雪还有六个月。我现在要做的是去城里的超市买一件我认为最好的T恤。价格无所谓。

妻子即将回来。

我和她还是步入了婚姻。这曾是我一直惧怕且抗拒进入的小屋。自己的人生都把握不了,又怎能给一个女子以及出生的孩子幸福?我不想,也不愿把无辜的人带入深渊。可后来发生的种种,激起了我的好奇:这样的一个女子,和她从相亲,到婚姻,到生活,一路会有怎样的风景?我动了婚姻的凡心。

年后正月初六,她打来一个电话。

那天很没客情哈,也不邀我们去你家做做客?她说。

可以想见,电话那端,一支荷花,爬满盈盈的笑意。

我妈说初九来你家坐坐。

欢迎呀!说出这话,有点勉强,又有点惊讶。本该找一个借口婉拒的,可我竟然答应人家了。

你毁掉的可是一朵荷花。事情似乎在朝与初衷相反的方向发展。

想要的又不想要的初九来了。想见的又不想见的她和她父母来了。围坐在我家房前空坪的一张小圆桌旁,父母们聊着各自的家庭情况,说着各自孩子小时的趣事和现在的生活。我忙于开几颗自家柚树产下的柚子。此刻,屋前的柚子树正满树满树地开着柚花,洁白如雪,清香弥漫。蜜蜂压低嗓音和一朵朵柚花说着情话。她起身走近一棵柚树,把脸凑近柚花,轻轻地嗅着。新年薄薄的阳光打在她苗条的身上,她就像一棵金柳,引来了门前大路和屋旁小道上蜂拥的目光。

空气中氤氲着令人眩晕的幸福。清甜的幸福。

午饭之后,他们要走了。按照习俗,我应给她封上一个红包,曰见面礼。可我没有。并非小气。在心里我一直提醒自己,这是一场虚拟的幸福,现实的一粒尘埃便能把它击溃至荡然无存。与其日后她不想要这桩婚事,把红包退还,弄得彼此尴尬,不如现在简单直接。

送至渡口。我对她说,沿河从这往下走六七里,在三江口,你家门前流过的蓉江,和眼前的这条上犹江,两江相拥,汇成赣江的支流—章江。

她眼睛一亮说,缘分啊!

苍茫人间,我和她,真能有缘分,如这两条江那样牵手终身吗?

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犹江阔。渡船渐远,犹江流过一江惆怅。

侄子今年三十,大学本科毕业,在东莞一家不大不小的公司拿着一份不好不坏的薪水。相亲三四年了,场次不下一二十场,至今颗粒无收。相亲场次越多,参与程度越深,侄子就越痛苦,越挣扎。作为家长代表(每次相亲大哥都让我做父母代表),我内心疼痛的锐利不亚于侄子。每次一坐下来,女方抛出三个永恒的问题:有房吗?有车吗?薪水高吗?

大哥在农村有一栋三层的砖混楼房,他们要的不是这种房,而是城里的套房,这个真没有;车是摩托车,不要说出来,否则笑掉对方下巴。大多数的相亲就到此结束。茶还未喝掉,凳子也未坐热。也有的强忍着交往下来,到讲彩礼时,开口就是二三十万。大哥一介农民,农闲时做点泥水活,供了俩孩子读书,哪能拿出这个数字呢?于是,一切又回到原点,留下凌乱的侄子、大哥和我。

侄子的情况不是个例。老家村子已有好几个三四十岁的大龄剩男,他们因无力掏出巨额的彩礼而踉踉跄跄地走在打光棍的不归路上。

我结婚时的彩礼又是怎样谈的呢?商谈彩礼时她说的一句话,像颗螺丝,把那一幕牢牢地拴在我记忆的幕墙。

二〇〇一年的端午,她从深圳回来了,假期三天。此番回来,我们的婚事进入实质性阶段。父亲、我、堂哥,我们三人来到她家。

跟随她走进她的房间。第一次进入一个女孩的闺房,我看到里面装饰简约朴素而又不失温馨,少女的气息充溢着角角落落。我有点小剂量的眩晕。她从一个帆布背包里拿出两样东西。右手上是一捆厚厚的信件,码得整齐,一条淡蓝色的丝带系着;左手里是用橡皮筋扎成的一叠电话卡,看上去有二三十张。

她举起右手的信件说,这是你给我写的,以后可是证物呦,然后,又晃了晃左手的电话卡,说,这是我打电话给你留下的渣渣,你可要给报销哦。之后,莞尔一笑。

自从她年后返回深圳,每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十几分,隔着几百公里的距离,我也能看见,刚下班的她急急地找到一个电话亭,拨打我家的电话号码。半个小时,有时甚至一个多小时的电话粥是否煲熟煲烂,不得而知。可贴在耳边的听筒确实发热发烫,握听筒的手也酥酥麻麻,几近失去知觉。

每个周末,从深圳必有一根光纤,不远千里,通向我家,使命必达。它是那样可亲可爱。是的,现在,一切与深圳有关的,于我都是那么亲切。南方飘来的云,那一定是深圳飘来的云;南方落过来的雨,那一定是深圳落过来的雨;南方吹来的风,那是一定带有深圳体味的风。

我已品尝到了一场爱恋的滋味。

我给她写信。

少不更事,染上并祸害我十几年的写作爱好,终于派上用场,在这场被我视为无望的婚事中舒展着它长长的水袖。每封信一落笔,抬头处我都写下:

青青我的宝贝。

她在回信或电话里说,写得很好,多写些来,如果可以。

于是,我白天写,晚上写。一星期一封,两封,三封……

我的叙述还要回到二〇〇一年端午的定亲现场。

一般而言,一场婚事,彩礼和酒席所需的鸡、鸭、鱼、肉的数量,诸如此类的大事和繁文缛节都是双方父母经过一番短兵相接,讨价还价,最后达成妥协而敲定。父亲对此懵懂而胆怯,他把我推在了谈判席上,让我直接去迎战我的准岳丈。我听过太多关于这种战争刀光剑影的事,甚至还听说有的真的打了起来,最后弄得不欢而散,结亲不成反成仇人。

冲锋陷阵之前先悄悄地透露一下我当时的辎重。到那时为止,我手里握有一张一万八千多的银行存款单,我估计到腊月(农村结婚的日期大多择定在腊月),可调动粮草两万元左右。一九九七年参加工作,父亲对我说,你的工资你自己存起来,用作你结婚时的花费,我老者无能,已无力资助你的婚事了。父亲说的是实情。我们兄弟仨是三台抽水机,我们的读书、大哥二哥的婚事已把父亲这口水塘抽得见底了,已没有活水流入,裸裎干裂的塘底。

我还是每月会塞给母亲一些钱,让她打理日常的生活。自己再用一些后,银子已所剩无几。往往是几个月凑在一起存个千百块。从一九九七到二〇〇一,存折上的数字以蜗牛的速度向前爬行。

战斗还未打响,我紧张难安。我感觉屋子里还有个人也很紧张,她的目光时不时瞟向谈判桌上的我们。

还好,准岳丈大人经验丰富,但他没为难我这个实力不对称的谈判菜鸟。一番精确计算后,他报出这场婚事的彩礼总数。在我的承受范围之内。我默许了。那会儿,一直拿眼睛瞟向我们的那个人走了过来,对岳丈说,爸,差不多就可以,不能要太多了。

我抬起头望向她。惊讶。感激。熨帖。

这种场合,当事女子要么走得远远的,任由双方家长敲定一切,要么帮着自己这方加价加码。而她,显然心中的天平已倾向我这边了。

我的准岳丈,受到他女儿的“威胁”之后,又把数字吧啦吧啦再算了一遍,该减的减,能撤的撤。最后,原来的数字剪掉一大截,剩下的都是一颗子弹当俩用。

二〇〇二年一月五日。明日大婚。我很平静。

尔后晴空突然杀出的一场大雨让我更加地平静。冬天的雨,老天一般要酝酿几天,脸拉得老长老长了,才会插足人间。冬天哪会有一场说来就来的大雨呢?太反常了,反常的还有—大雨裹卷而来冬雷滚滚。老天是在为她嫁给我这个烂瓢勺喊屈鸣冤吗?老天是在作最后一搏,阻止一场不被它看好的婚姻吗?如果,她想悔掉这场婚事,我仍会平静接受一切。

第二天,晴空万里,经雨水擦洗的冬阳更显金黄。我对此的解读是:老天爷看到,以一场异常的大雨都没有吓阻这场婚事,那就以万丈光芒来祝福吧。

这是一场传统的婚礼。她哭嫁,我接亲;她坐团簸,我掀红盖头;我们拜堂,进入洞房;我们喝交杯酒,他们闹洞房。

这是一场至简的婚事,简单的家具,唯一的电器是陪嫁的彩电,没有三金(金戒指、金耳环、金项链)。

这是一场蹊跷的婚事。一个女子,深圳的繁华浸染十几年,竟不慕虚荣,在人生如此重大时刻,主动且强烈要求一场简陋的婚事。她真的是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吗?

二〇〇二年的大雪到来和消散之后,答案就裸裎在岁月洁净的天空之下。

婚姻是相互包容的浩荡长征。

一位走在离婚悬崖边沿的忧郁男,向一对头发眉毛都已雪白,却还经常在小区里牵手散步的夫妇询问婚姻幸福的秘籍,老年夫妇给出了这样的答案。这是婚前她写给我的信中提到的一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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