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暂而漫长的告别

吴志芳，江西省作协会员，散文作家，作品散见于网络及文学期刊。

走得突然，我们来不及告别。这样也好，我们永远不告别。

—三毛

墙上的小舅

小舅还是走了。

从去年他被诊断为肠癌，大家心里都明白，他的生命正在以一种极快的速度匀速下坠。那个“癌”字，犹如潜伏在他体内的一颗定时炸弹，让所有的人惴惴不安，又佯装平静。现在，这个高悬的生命，终于落地成尘。

初秋时节，阳光铺在稻田里，天地一片灿烂。在开往彭家村的车上，我猛然想到上次回来小舅还站在村口笑着迎我。满腹的伤悲，瞬间从心底溢了出来。

最后一次见小舅，是去年冬天。那时，他刚被确诊为肠癌，在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疗。当我赶到医院时，小舅和小舅妈正坐在住院部楼下的花圃边晒太阳。见我到来，小舅满眼满脸的笑，一点也不像一个正在做化疗的癌症患者。

“我的身体一直很好的，平时很少生病，肠胃也没什么不舒服，前段时间突然便秘。开始没怎么在意，指望通过吃些香蕉和梨来缓解。吃了几天没用，肚子越来越胀，实在受不了，来医院检查，竟然是肠癌。” 高声说完，小舅的嘴角又习惯性地往上扬了扬，脸上荡漾着笑，像是在说一个和自己毫无瓜葛的旁人似的。

来来往往的病人，在住院部和门诊大楼之间穿梭。有的病人坐在轮椅上被人推着快步走，有的病人斜靠在亲友手臂上被搀扶着缓步慢行；还有一些病人，手里提着装有X光胶片的塑料袋，在人群里走走停停，一会儿看看手中的检查报告，一会儿看看手机，脸色和X光的胶片一样黑。

这世间的许多意外，总以一种猝不及防的方式横空出现在你面前，不给你喘息挣扎的机会。有些人因此一蹶不振，也有人坦然面对，小舅属于后者。据说小舅得病后，进进出出依然笑声爽朗。当被人小心翼翼地问及病情，他经常在别人无限同情的目光中摘下假发，笑呵呵地向人展示他那颗因化疗而变得锃亮的头。

看见他们手里一人拿着一个饭盒，我感觉有些奇怪。此时十点不到，还没到吃午饭的时间。

“医院没有床位了，我们在附近的小旅馆住，六十元一晚上。每天上午过来做化疗，做完后直接去食堂吃饭。医院食堂的饭菜比外面卫生，就是有点贵，稍微带点肉的菜，都要十来块钱一份。”小舅笑着说道。

我安慰小舅：“你们俩每餐也就二十多块钱，不贵的。”

“那哪舍得啊！这病也不是一两天就能好的。现在三餐都要在外面吃，还要住旅馆。我们每餐只打一份菜、两份饭，然后一起吃的。”小舅妈言语中透着无奈和愧疚。说完，低下头，偷偷地瞄一眼小舅。

刚刚还挂在小舅眼角的那缕笑意，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如果说勤劳可以致富的话，那小舅绝对是一个鲜活的例子。我经常在傍晚的时候，看见他拎着蓝色的工作服，拖着软塌塌的步子回家，头发、眉毛、衣服上沾满了白色的米屑，又脏又累。小舅不光常年在当地一家粮食加工厂扛米，家里的田地也没撂荒，很快盖起了楼房，日子过得红火。粮食加工厂老板见小舅手头日渐宽裕，以利息为饵，诱惑小舅将工资存放在他那里吃利息。

每个月准时到账的利息，让小舅的防备之心慢慢松懈。后来，他不光将工资放在老板那里，连利息也不按月拿回来了，累计在一起吃利息。十几年下来，本息竟高达二十万元，且没有借条。

等小舅发现粮食加工厂不太景气，欲以为儿子购买婚房为由索要本息时，为时已晚。老板无奈地告知小舅，由于连年亏损已无力偿还。好话说尽，最后答应先给十万元，剩下的等以后有钱了再慢慢还。

一切来得那么突然，小舅心里慌了，这二十万元是他顶着严寒酷暑，扛了无数袋粮食积攒下来的汗水钱，现在说没有就没有了。他拿着讨回来的十万元和手头所有的积蓄，帮儿子在县城按揭了一套商品房。可房子买了还不到半年，小舅就检查出患有肠癌。

坚强而乐观的小舅并没有被一连串的打击击垮，他挺着身子去粮食加工厂找老板，希望老板看在他患病的份上，把剩下的钱全部还给他。到了加工厂后小舅才得知，老板早在一个月前因病去世。父债子还。老板的儿子满口答应以后一定会把剩下的钱慢慢还给他，让他放心治病。

于是，小舅每次来南昌做化疗之前都要去一趟粮食加工厂。小老板倒也是个重信的人，只是手头真的没钱，每次只能三五千地给。

从小老板那里拿来的钱，付掉医院化疗的费用后所剩无几。农村医疗保险可以报销一部分，这笔钱刚好可以用来解决他们吃、住和坐车的费用，还略有剩余。但他们辛劳了一辈子，习惯节约。只是，再怎么节约，也不能吃得如此简单，小舅毕竟是个病人，需要不断补充营养，才能有力气和体内的癌细胞搏斗。

我本想再劝劝他们，想想还是算了，打算周末做点菜带过来。

周末终究还是有事没有去成。隔天，小舅做完一个疗程的化疗便回去了。

当小舅妈在电话里哽咽地告诉我小舅快不行了的时候，彼时我正远在上海，小舅妈的哭诉让我的心陡然揪起来。原来，所谓的生离和死别，就这样不设防地横亘在我与小舅之间。

漂洋过海的青春

小舅家门口的花圈越来越多，从左边屋檐一直码到了右边屋檐。一条绿色的写有“外甥女黎晓云敬挽”字样的挽联被风吹落，歪歪扭扭躺在地上。

晓云表姐是姨娘的大女儿，下面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表姐性格温和，乖巧懂事，是长辈们口中的乖乖女。她比我大三岁，我们经常一起在阿婆家小住。彭家村的亲人对我们都很热情，笑着和我们说话，把好吃的零食塞在我们的口袋里，并叮嘱男孩子不准欺负我们。但这种过于客套、浮于表面的热情，反而让我们觉得有着某种隔阂，无法真正地融入进去。表姐爱和我玩，喜欢给我扎歪歪扭扭的辫子。我们在同一张桌子吃饭，在同一张床上睡觉，形影不离。

杨梅红了的时候，表姐牵着我的手，偷偷翻过村后的树林。我们沿着林间小道一直往前走，走到村外的大马路上。看到汽车来了，表姐甩开我的手，兴奋地朝汽车挥手，那么有劲，充满野性和朝气，眼里像有一团火在燃烧。

那时我才知道，他们那个叫黎家沟的村子在大山里面，通往村里的唯一道路是一条狭窄的羊肠小道，挂在两座大山之间，崎岖无比。下雨时，道路泥泞不堪；天晴时，尘土飞扬。无论你什么时候从那里经过，它都会给你留下浓重的馈赠。

表组给我讲这些时，我并不能完全理解。关于黎家沟的贫穷、闭塞，以及表姐对外面世界的向往，我也不感兴趣。我想到更多的是表姐每次带来的野生板栗、晒干了的杨梅和野生香菇，这些生长在深山的美味。

一切的变化是在我读初一时开始的。那年春节，我来彭家村阿婆家拜年，看到表姐坐在大门口，上身穿一件深蓝色的加长款外套，一条黑色的健美裤将她大长腿的曲线勾勒得优美有致。最大的亮点是她的披肩长发，如波似浪，丝滑而柔顺，散发着乌黑的光亮，一股栀子花般若有若无的清香扑面而来。

我对表姐的变化感到羡慕又妒忌。仅仅只隔了一个春节，上次见面时，她还是一个扎着马尾辫、穿着蓝色衣服、土里土气的女孩，现在却变得如此时髦而洋气。最主要的是她挣着钱了，变得落落大方。她来彭家村拜年，给阿婆买了件朱红色的棉袄，给舅舅们每人买了条烟。如此的大气，让大家对她刮目相看。大伙围着她，笑呵呵地问她在泉州挣多少钱一个月，每天工作多少时间，需要坐多久的火车才能到达泉州。

那时候，村里的人走得最远的地方就是县城，且一辈子难得去几次。而她这个年仅十六岁的小姑娘，不但一个人走出了县城，还到了一个海滨城市打工，仅用一年的时间，便挣够了她父母种地三五年也攒不到的钱。

以前默默无闻的表姐，现在被这么多长辈围着问东问西，觉得非常不习惯。她抿着嘴笑了笑，跑到灶房帮阿婆烧火去了。

表姐的笑令人感到好奇，里面有太多她想说但似乎又不便说的话。夜里，我趁阿婆睡着后，从被窝里悄悄地钻了过去，趴在她身边问：“泉州好不好玩？海是不是很大？海水真的是蓝色的吗？天天在能看到海的地方上班是不是特别开心？”

表姐听了我的话，翻了个身，打了个哈欠说：“海当然大了，无边无际，看不到头，海水和天空一样蓝。但我们的工厂在临江工业园区里面，我天天在流水线上做衣服，每天早上八点上班，晚上十点下班，一天到晚累死了，哪有时间天天去看海呀。再说，海里全是水，有啥好看的。”

我隐隐感觉表姐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不止是光鲜的外表……但到底是什么，我无法说清。虽然她的性格依然温和，依然安安静静地端茶倒水，和大人说话，但身体里有些看不见的东西，已经被那个叫“泉州”的地方悄悄改变了，或者说，被那个“天天在流水线上做衣服”的工作给改变了。她变得和我、和以前的她都不一样了。她和我说话的语气里，充斥着让我感到陌生的信息。就像一个小孩突然穿上了大人的衣服，看上去空荡荡的。她说话的声音稚嫩，腔调却如同大人，有种虚假的成熟和老练。但又不完全是。

表姐的话，非但没有打消我想去泉州的念头，反正增强了我对那个地方的向往。我盼望着早点毕业，可以和她一样去泉州打工，买海水一样蓝的衣服，用香喷喷的洗发水，挣很多的钱，每天可以到海边去看日出。

此后不久，表姐离开泉州，通过劳务公司远赴日本打工，听说三年后才能回来。消息从彭家村传来的时候，我们全家都震惊了。

如果说一个十六岁的姑娘独自跨省去泉州打工是一种勇气的话，那借三万元巨款，通过劳务公司远赴日本的服装厂打工，就是一种冒险了。日本离我们那么远，一个人在异国他乡人生地不熟的，语言又不通，这一千多个日夜，但凡出现任何差池，后果不堪设想。还有，那里真的如劳务公司承诺的，三年可以挣到十多万元吗？

关于她东渡扶桑的事情，我一直有很多问题想当面问她，比如，一个人独自去日本会不会害怕？在日本三年会不会想家？是什么原因让她下定决心远赴日本的？她的父母怎么舍得让她一个人漂洋过海去打工？

可在这之后的二十多年里，我再没有见过她。在我的世界里，她变成了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关于她的信息偶尔通过亲人传来。在亲人们语焉不详的叙述中，我得知她在日本三年真的挣了十多万元回来，家里用这笔钱还了三万元欠款，另外盖了一栋楼房。表姐从日本回来后没多久，又去了日本，依旧是三年，为两个弟弟挣足了结婚的彩礼。最后获得了永久居留证，留在了日本，好多年都没有回来了。

许多年后，我带着儿子到厦门旅游，特意转车去了趟泉州。虽然我是第一次来，但很多年前从表姐口里知道了它名字的那刻起，便心向往之。在中国地图上那密密麻麻的陌生名字里，“泉州”是一个让我感到亲切的名字，它在我的童年里熠熠发光。

当出租车到了泉州临江工业园区，四处可见犹如盒子一般的四四方方的工厂，一幢紧挨着一幢。工厂与工厂之间，快餐店和便利店比比皆是。根本看不到海。

此时正是傍晚六点，许多穿着工作服的年轻女孩从不同的“巨大盒子”里蜂拥而出，她们一边走着一边叽叽嘎嘎地说笑，然后四散离开，消失在马路两边的快餐店或便利店里。

我怅然若失，看着那么多年轻的姑娘淹没在宽松的工作服里，我仿佛看到十六岁的表姐，正穿着工作服穿过人群，朝青春深处慢慢走去。厦门也好，日本也罢，对她来说，不过是从一个宿舍到另一个宿舍，从一个车间到另一个车间。她每天在相同的时间起床，吃饭，睡觉，在相同的流水线上重复着相同的工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用自己的青春，换取了全家富裕的生活。

表姐远离了我们，在外出务工之路上愈走愈远，最终消失在遥远的樱花之国……

留守乡村的表弟

鞭炮炸响，纸钱开路，身强力壮的“八仙”抬着棺木缓缓起步。人生百味，世间冷暖，尘世间所有舍得舍不得的，对小舅来说，已经彻底结束。

随着葬礼的结束，弥漫在人群中的悲伤开始慢慢消散。宴席上，男人们聚在一起大声地划拳，大口地喝酒；女人们叽叽喳喳地讨论着菜的口感与厨师的手艺。

我坐在人群中，看见小舅的遗像高高地挂在墙上，小舅面带微笑，目光笃定，微笑地看着他的亲人们在烟火弥漫的人间，繁衍生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