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

胡辙，广东省作协会员。有作品散见于《人民日报》《羊城晚报》《黄河文学》《百花洲》等报刊。获第六届“佛山文学奖”散文奖，多篇文章入选各级文学丛书。

一

“走，咱们回家咧！”父亲手里拎着用四块玻璃片罩着的风灯，再点着了三炷线香，两根红烛，一叠纸钱;作揖，磕头，起身，再作揖后，对着眼前荒草缠绕的土堆，张嘴说了句。话音还未落地，就被风吹远了。

九块砖头几字形垒积的祭龛，线香生出丝缕的青烟，从砖块的缝隙中溢出，四散;红烛闪动微弱的火苗，一跳一跳的，舔舐粗硬的砖面;麻纸呼啦燃烧着，焦躁的灰烬冲起又落下，带着火星乱撞。每年的除夕，近黄昏的时候，父亲总是叫齐我们兄弟俩，拎上风灯，带上母亲准备好的香火，到村外的田地里请先人回家。

平日冷清的田间小道多了无数的脚印，大小不一深浅有别，村人三五成群走向认定的一个土堆，焚香，点蜡，烧纸，磕头，再走向另一个认定的土堆。横竖平直的田垄线条粗壮，土疙瘩刨出道道边界来，隔开瘦长狭窄的片片土地，这田便有了特定的主人。冬日的麦苗稀疏地钻出板结的地面，支棱着苍绿的枝叶，戳向天空;踩在上面，脚下就有了咯吱的声响，和着衣服里跳动的心。

这些凸起在地里的土堆就是坟。能记事的时候就被父亲用手拽着，翻过壕沟，跨过水渠，爬上坡坎，来到一个个杂草枯黄的坟前，虔诚地祭拜。那时我心里塞满了疑问，为什么父亲要对着个土包又跪又拜，难道是因为它凸起在田里吗？看着父亲膝盖顶着地面，腰向前深弯，不作声地移动身子，我就不敢问了，紧跟在后边，模仿着同样的动作，我想父亲一定知道有关坟的所有秘密。

有的坟好像很久很久就存在了，记忆中年年都要瘦小一些，小到和地里的土疙瘩混为一起，被新出的麦苗覆盖;有的坟刚刚培好，圆嘟嘟的，饱满肥大，占有好大块地，将原本狭长的田地打了个绾结，晃眼地凸起。麦子黄过几次后，新培的坟也就成为老坟了，见天地矮小。讲究的人家请来工匠，用青砖、蓝瓦、石灰围着坟基层层密实地把坟箍起来，修建飞檐翘角的风雨亭，竖起高大厚重的墓碑，请先生撰写详尽的碑文，刀刻斧凿铭文记述;周边再植松柏相守，庄重素净，颇有几分塬上王侯巨陵高耸的模子。

父亲领我拜祭的坟没有亭子，也没有石碑，更不见碑文，就是一堆土或一块平地。“这是你老爷的坟，这是你二爷的坟，这是……”父亲拉家常般对我们说。我这才知道，这个土堆或这块地下埋着某个与我们有关的人，他们长什么模样，是高还是矮，是俊还是丑，我一概不知，兴许父亲的模样就是他们的模样。他们常年躺在地下，到了过年的时候，父亲会请他们回家团聚。

风灯里的灯芯忽闪明灭，照亮巴掌大的地面，走过的脚印就清晰起来，听说先人们跟着自己后辈的步子就回家了。

二

“回家咧！”村人热乎地问候着。父亲赶紧掏出兜里的“兰州”牌纸烟，一根一根地散给围过来的乡亲。

父亲开着一辆消防车回到了村子。红彤彤的车身映亮了村子里的街道、房屋、树木，还有人的脸。人们用手挨了挨光滑的车板，吧咂着嘴说不出话来，身子直往后缩，生怕摸坏了东西，惹上事来。小孩子们可不管这些，这边蹭蹭，那边摸摸，可把我忙坏了，顾不得和父亲说话，车前车后来回地跑，赶走要接近车子的小孩。

据父亲讲，上世纪六十年代，家里很穷，起早贪黑地干活，却常常吃不饱肚子。农村人没有什么门路，能去当兵就是最大的出息。那年，十八岁的父亲幸运地成为千里之外甘肃兰州城里的一名消防兵。“出去咧，就不要回来受罪咧！”这是父亲走出村子时听到的最多的话。

记不清父亲是出差路过村子，还是用心安排绕道而来，反正父亲开着当时最新的一辆红彤彤的消防车扎眼地出现在村子里。全村的小孩子逮兔子般疯狂地追着车屁股跑，嗷嗷地喊叫;躺着晒太阳的大黄狗、四处觅食的老母鸡、啃了满嘴泥的小猪仔被喧闹的场面吓得撒腿蹦回屋子。车子慢了下来，停在我家屋子前面，带起的尘土浓雾般模糊了孩子们的身子。

父亲掀开明亮光洁的车板，伸手进入车里，又探进半个身子，拽出躲在深处的一袋洋白面，一壶塑料桶装的菜籽油，在乡亲们伸长了脖子、瞪大了眼睛的紧盯下，拿进了屋子。前屋是砖瓦结构的大房，套有一间内屋，人住在里面;后屋是侧立单向的厢房，靠住土墙，灶房盘在墙角;再往后就是猪圈鸡窝，半截砖缺角瓦烂木头搭起来的。灶房里，父亲将面粉塞进面瓮里，盖上竹篾，再加上三块砖;把菜籽油搁在案板下的夹层中，拧紧瓶盖，拍了拍衣服上的灰尘，解开上衣的第一个纽扣，又解开第二个纽扣，右手伸进衬衣贴着胸口的衣兜，掏出几张花花绿绿的粮票，拍在母亲的手心。

至多待了一顿饭的工夫，当人们把煮熟的面条从锅里捞到碗里，还未端出前门多看几眼车子的空隙，父亲就要走了。车子喘着粗气，冒出黑烟，哔地响了声喇叭，动了。孩子们噌地撂下饭碗，抬脚就追，要把它抓回来似的。可车子跑得比兔子快多了，拖着黑色的烟雾，一转弯，出了村子，远了。

此后，关于父亲的传言和地里的庄稼一样生长。有说父亲要将我们全家带出农村，到大城市兰州去做城里人的;有说父亲到处求人找关系，要调回我们小县城工作的。冬日的雪花麸皮般散落，顺着脖领溜进颈肩，灼了下热乎的肌肤，倏地消融了。蹲在屋檐下闲聊的人们，耸了耸脖子，瞥了眼昏沉的天，顿了顿，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

父亲就是在这个时候回来的。手里拎着个发白的皮革提包，鼓鼓囊囊马上要撑破似的;背上趴着个草绿色的军用包裹，棉花垛样捆扎得饱满结实，就这样一个人走进村子的。这次，狗也没有叫，鸡也没有飞。父亲调回了县机械厂，还是司机，厂里唯一的一辆天津212客货两用车给他开。

“回来咧！”村人问道。“回来咧！”父亲答道。

三

无论睡得多晚，父亲都能像头牛一样在夜晚与清晨的推搡中睁开眼，一个骨碌爬起来，几下洗刷完毕，推出他那辆加重二八大杠自行车，左脚一蹬，右腿一跨，车轮滚动，上班去。厂子离村子有十几里路，往往要很久才能到。父亲每次都抄近路，就着火车道边沿压出的尺把宽的小路，杂耍般骑行，这样就会快一些，顺路可以吃两个包子或一块甄糕填下肚子。

到了工厂，要送的货早就装好了。父亲打开车门，坐进驾驶室，转动钥匙启动汽车。天热的时候，发动机三两下就打着了;天凉的时候，就要靠人力来发动。先从车底的卡槽抽出长长的车摇把，对准发动机上的卡口，按住油门，抡开胳膊死命转动，能摇多快就摇多快，发动机这才哼哧哼哧极不情愿地运转开来。握着方向盘，脚底踩住油门，车子如欢快的小毛驴，嗯昂嗯昂地上路了。

父亲开着车，跑得远，走过的地方就多，听到的见闻就广。夏天的夜晚，热得睡不着觉。当院铺开炕大的凉席，取出搪瓷大杯，抓把粗茶叶，拽住暖水瓶，哗地倒满水，放在席边，撅着屁股坐在席子上，等父亲给我们讲他的见闻。父亲咣地坐在席子中间，嘴边溅出唾沫，大声地吹嘘他的五马长枪，天南地北，胡吃海喝，惊险奇遇……整日的疲惫也消融在这月光浇透的院落。

父亲出车祸的消息是母亲告知我的。我正坐在教室看外面树枝上的麻雀跳来跳去，母亲叫我出来，抓住我的手说的。我和母亲走走跑跑十几里路到了县二建医院，看见父亲躺在白色床架、白色床单、白色被子的钢丝床上;身上套着蓝白相间的竖条病服，右腿绑着长长的夹板，缠了一层又一层的白纱布，像刚刚嫁接的半截树枝;浮肿的脸比平时胖了很多，睁开的眼定定地看着母亲和我，想说什么，咧了咧嘴没有声音，满嘴的牙没了。

“回来咧？”村人问道：“回来咧！”父亲挤着嘴回道。

父亲恢复得很好，腿里搁着钢板，口里嵌满假牙，大半年的时间已和常人无异，又回厂里开车去了。

后来，从南方刮过来的改革风潮吹垮了县城的小工厂，父亲成了下岗工人。还好有开车的技术，父亲找到了为私人老板拉煤的活。从秦岭山的深坑里，装满一卡车原煤，沿着细绳般的山路爬行。这边是劈开的石壁，那边是斧砍的悬崖。车子在上面行走，荡秋千般摇来晃去，一不留神就会四脚朝天窜进深沟，七零八落散成碎片。为了让自己心头清醒，父亲一根接一根地抽辣呛的卷烟，一缸又一缸地喝酽苦的粗茶。一天一夜的行程，整车煤才能拉回来，卸完煤，接着又拉下一趟了。拉了近两年的煤，人也变成了煤块，干瘦棱磳，黝黑鳞皴。

偶然的机会，县里的另外一家工厂缺个司机，父亲这才回到单位，开的还是一辆天津212客货两用车。这个厂子效益尚好，父亲可以按时上班，按时下班，领了工资，还会买瓶西凤酒，半斤猪头肉，一碟花生米，喝两杯。烧酒下肚，老血上涌，捏住筷头，敲打桌子，张开大嘴吼秦腔，唱的是《辕门斩子》的戏文：“三国有个周公瑾， 七岁学艺九岁能。十二把兵领，官拜江南大元戎……”

四

我不是戏文里的周公瑾。上村小成绩还能排在班级的前头，到了乡里的初中，要学习从未听说过的外语，好似有人迎面给了个大巴掌，扇得我晕乎乎原地打转，自此恶心了学习。高中没有考上，十来岁，骨头还嫩，干不了多重的活，父亲找关系让我上了县城里的高中。我也曾狠心地想把学习弄好，可干枯的树苗，怎么也冒不出新芽，逃课成了日常。溜进操场的杨树林，钻到防洪渠的荒草堆，躲在街道的录像厅;白天就是黑夜，黑夜就是白天。父亲知道了，常常对着我叹气。

高中三年，火柴燃烧般嘭地就过去了。连参加高考的勇气都没有的我，像个逃兵把自己关进房子，盯着墙壁裂缝里的蚂蚁，看它们上下左右慌张地爬来爬去。“上班去，我办了提前退休，你顶替我去厂里上班。”父亲轻飘飘的声音树叶般落在我的心尖，竟沉沉地有些重量。接替父亲上班，意味着我的户籍将不再是农村人了，而是吃商品粮的城里人了。跨上崭新的二八大杠自行车，学父亲一样抄近道，我从农村出发奔向县城。

父亲退休了，可闲不下，以前认识的老朋友熟知父亲踏实肯干就雇了他，在县城豆腐块大小的火车站广场用货车揽零活。车站的路灯还未熄灭的时候，父亲早已将车刷洗一番，摆放在最显眼的地方，等天光亮起来，等第一个雇主出现。运气好的话，可以拉一趟活，不走运的话，几天也没有活，只能干耗。主家急，父亲更急。

夏日三伏，太阳明晃晃杵在半空，地面变得干裂，蜡黄，焦煳，热风卷起尘土乱窜。父亲抿了抿舌边皴裂的嘴皮，咽了下口水，蹲守在车的阴影里，不肯挪动，生怕错过要来拉货的雇主。大半天过去了，还没有人来问过，眼看今天又要落空了。连太阳都杵得累了，歇息在树梢上了，三个年轻人的身影闪进了车场。他们走到一辆车前，又走到一辆车前，再折回来走到父亲的车前。父亲早已站了起来，挤出满脸的笑容装作遇见熟人一样打着招呼：“老板，拉货？”“嗯—，拉—货！”有人应到。“好勒！”父亲一把打开车门，让三个年轻人上了车，跳到座位上，发动车子，走了。

货要从相邻的三原县拉回来，百多里路，两个多小时就可以到。车子进了三原县城，太阳还能看到个边沿;又出了三原县城，说货在城外的工厂里。县城里亮起了电灯，下班的工人开始择菜点火烧油，忙着做晚饭;城外黑乎乎的，蒙了张粗麻布般。父亲打开车灯，两道光探进无边的昏暗，照亮坑洼的土路、阴森森的玉米地。细滑的尼龙绳蛇一样软软地从后边缠住了父亲的脖子，坚硬的刀子刺穿了衣服的口袋刺穿贴身的衬衣刺进父亲的皮肉……田野的风呜呜地吹，宽大的玉米叶刷刷地摇，几只偷吃玉米的老鼠轰地逃开了。

父亲的双手被尼龙绳缠了一圈又一圈，打了个死结;父亲的双脚被尼龙绳缠了一圈又一圈，打了个死结;架着被拽到玉米地的深处。父亲当过兵，常年劳作，身板还好。一头撞倒一个，双腿并用又左右绊倒两个，可是被困在绳子里，跑不了。年轻人站了起来，石头般的拳脚就咣咣咣砸了下来，父亲瘫成绵软的泥条，被倒拖着拉到乱坟堆，冰凉的刀刃抵住了父亲温热的喉咙。父亲睁大眼睛，看了看拿刀子的人，看了看塌陷的荒坟，看了看夜里亮起的星星，闭上了眼。

“回来咧！”憋闷的声音从地底冷不丁地冒出来，年轻人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相互瞅了瞅，扭头瞥了瞥身后，除了坟茔没有别的。他们扔下父亲，跑了。发情的蟋蟀整夜整夜地叫，觅食的老鼠咔嚓咔嚓地啃，拔节的玉米格吧格吧地响。天亮了，父亲滚动着挪出了玉米地，到了大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