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铁路边长大

一

我们这些60后、70后都到了爱去往事里散步的年纪，铁路边的那些花花草草还停留在我们少年时，永远是一副迎风生长的样子。

2021年中秋，铁轨两侧的水稻集体镀上黄金色，空心菜的白花和红薯的紫花激动得向天吹起小喇叭。满脸沟壑绿中泛白的老丝瓜在空中摇头晃脑，笑话一只黄色的蝴蝶，它在黄色的丝瓜花上伪装成花瓣，黑白相间的触须和不安分的翅膀却暴露了它。

火车的颜色丰富而规整，绿色、红色、蓝色、黑色、白色，还有蓝白相间、绿白相间、橘白相间的火车头，当它们在稻田和菜地间飞驰，地面上所有的颜色就都被煽动得情绪激荡起来。

我最喜欢绿色的火车，它不管朝哪个方向开，都会把我载回童年。那时候所有的客运车辆都是绿色，长途车是绿色的，为铁路工人上下班方便开设的通勤车小运转也是绿色的。小运转每天在向塘和南昌之间来来回回好几趟，时常载着我们去往省城看那里的花花世界。特快长途车则开往谜一样的远方。

我伫立在田埂，听着风吹稻浪的窸窣声，火车撞击铁轨的哐当声，恍惚感觉我也是这大地上长出的一种颜色，这大地不仅生出我，还生出我哥我姐，我的同学，我儿时那些伙伴。

二

我出生时，我妈已由全职妈妈变成了向塘火车站售货组的工人。她把姐姐哥哥送到乡下外婆家带，把我留在身边。生命之初的几个月里我像棵小青菜那样被栽种在摇桶里，只能哭笑不能移动，等她回来喂奶时才能翻身得解放。火车的轰鸣就是我的摇篮曲，有时催我入眠，有时把我惊醒，朦胧中惊喜地发现妈妈的身影。

我妈每天上午下午都要请假回家给我喂奶。没有交通工具，先横穿铁轨，再走过笔直的站前路，左转进入团结街，经过机务段、菜市场、灯光球场，再右转路过铁路工人俱乐部、洗澡堂，再往左转进入友谊路，经过铁路医院和一大片野生梧桐树林、公务修制厂，半小时左右抵达我这棵等待浇灌的小青菜。

她每天来回四趟，腰都要累断了，走起路来还是虎虎生风。如果推开门时我眼角带笑她心里就春风荡漾，如果我哭得满脸通红嘴角额头都是汗水和眼泪，或因试图从桶里挣出而筋疲力尽无奈地歪仰着头睡去，我妈就会心疼得一个劲地埋怨自己：做去死啊，做点事女儿都顾不上。

断奶后我就被送到几百公里之遥的丰城白土外婆家，换回了我姐我哥。我姐比我哥年长两岁，我哥比我大四岁。当他俩手牵手站在路口等妈妈下班，满脸被铁路煤球场卸煤吹过来的煤灰罩得乌黑时，我正在外婆家努力练习爬过半米高的厢房门槛。去外婆家很方便，在向塘西站乘坐江边村列车几站后就可到达，我们就在向塘和白土之间的铁路上钟摆一样晃到读书的年纪。

我哥不记得他为什么在小学一年级入学时会错过开学日期，同学们都上了几天课，他才被爸妈从外婆家接回向塘来报名。作为一个迟到者，他一坐进教室就懵圈，老师要求同学们写完作业才能回去，他连题目都看不懂，紧张得出一身汗。不知是不是头没开好留下了心理阴影，他从此不爱读书，一面对作业本就如临深渊，不是玩橡皮就是咬铅笔，半天写不完一道题。

不愿读书的孩子会在别的方面展露优势。我妈发现我哥力气比一般人大，他能把盛满猪潲的大鼎锅从炉子上端上端下，我和我姐从来就没端动过。可他从不用这力气欺负人。有一次和隔壁男孩郑三忠一人拿一块石头对峙，三忠的石头扔过来打得他头皮流血，他手上的石头犹豫很久还是没扔出去。

我们家附近的铁路边有一个河塘，夏季清晨天麻麻亮，我哥就和小伙伴阿付一起去钓鱼，钓到太阳升起来回家吃早饭。通常我起床后去迎他，田里的禾苗和菜地里的绿叶盛满露珠，晨雾在阳光下渐渐消散，但我还是找不到小青蛙在哪个角落呱呱呱叫。

我现在还能清晰地回想起他们在铁路上行走的模样。戴着草帽，肩上扛着细细的鱼竿，手里有时用稻草拴着一条乌鱼晃荡，有时拎个小桶，里面的鲫鱼蹦跳着翻溅出水花滴落在洒满阳光的枕木间。没火车时，他俩就优哉游哉一节枕木一节枕木地走，汽笛一响就跳下路基跑向田埂。

我哥还无师自通练就了一手封炉子的绝活。那时候一日三餐都靠煤炉做饭。如果头天炉子封得不好，第二天早晨就要重新逗炉子。逗炉子时把刨花从炉底部的风口塞进去，点燃，让火一层层往上烧，依次烧着小柴火、大柴火，然后烧红煤球煤块或蜂窝煤。为了助推火势，我们常常拿把扇子对着风口使劲扇，扇得满院子烟，熏出眼泪呛出咳嗽，还不一定能赶在上课前吃上熟饭。我哥封的煤炉不会熄火。晚饭后他把煤灰捅干净，加几块新煤，等新煤烧着了一点，把稀煤盖在燃烧的煤上，封住炉口，再用火钳在稀煤中间插一个孔，孔大了煤会燃烧殆尽，孔小了没有足够空气煤也会熄灭，我哥拿捏得恰到好处，第二天早上捅开煤，火很快就旺起来。

我姐经常带我去看露天电影。有一次听说煤田地质勘探队有电影，她带我跟着一群大一些的伙伴，每人提着一个小板凳走了20分钟，到了煤田后说是不演了，可能向塘街上会演。小伙伴们都回去了，她又带着我走了40分钟到向塘街上，街上也没演。第二天她又说去水工看看，也许那里会演，走了30分钟，水工也冷冷清清的。两人没看成电影，又扛着小板凳回来，我姐一点都不丧气，她说万一呢，万一演了呢。

这件事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此后它一直潜移默化地影响我：认准的目标就必须努力去实现，努力过没实现也不遗憾。

我每天上学都要经过铁路医院门口，在医院正中心白求恩雕像的注视下，怀揣着向白爷爷学习的雄心壮志走向学校。去年秋回向塘时我特意去铁路医院看了看，白色雕像还在，表面不知是石膏还是乳胶漆已经风化成鳞片状，内穿列装外披风衣的白求恩昂首挺胸，几十年不变保持着国际共产主义战士随时准备奔赴前线的姿势。雕像四周的大松树、铁树以及高高低低的灌木，恰到好处地错落，让雕像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很显眼。成排的樟树正在落叶换装，一只斑鸠从树上飞出来掠过白求恩雕像，停在医院的路标牌上。空气里好像还弥漫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气味，安静中隐隐透着火热。

没有游乐场游戏机的诱惑，也没有各种补习班的束缚，车站的站台是我们课余时间最常去的地方。有时去给我妈送饭陪她卖货，有时就是去看热闹。每当火车呼啸着卷起一阵风驶入站台，我虽然站在黄线以外心还是会怦怦跳，生怕被强风卷到车底下。车门一开，站台上黑压压到处是人，到处是喧闹。把该放下的人放下，该装上的人装上，车离站后站台又突然变得无比安静。

我妈整理她卖货收到的大大小小的纸币硬币，我用目光追随缓缓驶出站台的火车直到它消失不见，想象那整车的人去向的远方是什么样子，他们又会有怎样的人生故事。

有一次我妈在站台上推出一辆堆满面包的小推车，准备迎接即将进站的火车。因为突然想上厕所让我帮她看着，有人买就卖。我还从来没有卖过货，怯怯地躲在小推车后面，紧张地看着从火车上下来的旅客。这些陌生的面孔都是什么人啊？不会是坏蛋吧？不会抢我的面包吧？一个穿黑色衣服的中年男子来买了第一个面包，接着一个母亲带着扎蝴蝶结的女儿来了，穿运动衣的青年来了，弯腰驼背的老人来了，等我妈上完厕所急急忙忙赶来，火车还未离开，一推车的面包已全部卖完。

这次成功的销售经历让我的胆子大了很多，以后跟着我爸我哥去卖菜再不胆怯。

现在才提我在向塘西火车站当铁路工人的父亲，是因为他在我记忆里的出场顺序和频次都不及我妈和哥哥姐姐。他的工作三班倒，有时白天上班，有时晚上上班，有时白天睡觉，有时晚上睡觉，有时白天在菜地，有时深夜在鱼塘，影子一样神秘莫测。

他不爱说话，偶尔带回来指挥火车发车停车的口哨和三角形的小红旗小绿旗，我们偷偷玩一会就老老实实放回原处。

我们每天都盼妈妈回来。她的背包和提篮里总会变戏法一样变出好吃的：需要凭车票购买的排价包子馒头花卷面包油饺，售货组卖剩下的带虫洞的苹果，都是那时孩子们极向往的美食。车站上南来北往的旅客，谁带的孩子穿了时髦衣服她就追过去多看几眼，回家后凭脑海里的印象依葫芦画瓢，用缝纫机踢踢踏踏做出来或是用毛线勾勾挑挑织出来。

我曾以为那个时代孩子的原生家庭都是和我一样的，长大后才知道，勤恳的父亲，贤良的母亲并非每个家庭的标配，果敢的姐姐，仁厚的哥哥也不是每个孩子都有的。

三

我们住的二排房子有八户人家，每户人家都有前后院，随便主人怎么用。大家都约好了似的，前院用篱笆围起来，后院做厨房及杂物间。

我家的篱笆院子估计有50平米，功能无比强大。

我爸的钓鱼竿和挖地种菜的锄头铁锹立在篱笆院靠客厅的木窗下，靠卧室的那头空中拉几根晒衣绳，院子里不仅能晒衣服被子，还能晒煤饼煤球。没有蜂窝煤的时候，家家都是买煤灰做成煤饼或煤球。天气由晴转雨时，总能听到某家院子传来大声的吆喝：“收衣服啦，收煤啦。”如果雨下得急，煤饼来不及一块块收进来，一块塑料薄膜会立刻盖上去，四角还用砖头压实，以免雨水流进去稀了煤饼。

下课后我们在院子里跳皮筋，踢房子踢毽子，也会搬个大方凳和一把小椅子在院子里做作业。夏天天气热，我爸傍晚时在院子里泼上一层水，水蒸发后带走热量，夜晚就会凉下来。我们搬两张竹床，或坐或躺，或吃西瓜或聊天，等火车的轰鸣和铁轨的哐当声越来越稀疏才回房睡觉。

篱笆院西南角有一棵两人合围的泡桐树，一到春天开出大朵大朵淡紫色的花，盖过篱笆门。春风春雨过后满院落花，是我们家每年最有诗意的时候。

记忆中总有两只鸭子在泡桐花下的篱笆门穿进穿出。

我妈在院子的东南角用砖头砌了个小鸭舍，每次养两只母鸭下蛋，养了一拨又一拨。其中的两只鸭子让我们至今念念不忘。

铁路人性情也像铁路一样刚直，不会矫情到给动物取名字，只根据它们的形状和颜色来识别。这两只鸭子一只是大鸭子一只是麻鸭子，大鸭子体型巍峨，毛色深青铮亮;麻鸭子体型略小一圈，毛色灰白相间。

它们像姐妹一样形影不离，每天早晨吃完鸭食后，一起摇摇摆摆出篱笆门，有时在两排房子中间的流水沟里东啄啄西啄啄，有时径直往左拐或往右拐。往右拐它们会经过大马路，然后在三角线附近的铁路边玩耍觅食;往左拐它们会在公共水池边稍作停留，然后摇摆到菜地、田野。铁路医院后的水塘也是它们经常嬉戏之地。中餐它们就在路途自行解决，夕阳西下又一起扬着头嘎嘎叫着回来。

第二天早晨，鸭舍里雷打不动出现两只鸭蛋。

我尤其喜欢那只大鸭子，有一点以貌取鸭的因素，更主要的是我发现那大鸭子很善良，每天在家吃食的时候，麻鸭子总是吃着吃着就去大鸭子那边啄几口，大鸭子就往旁边让一让，完全一副温良谦恭、时刻以安定团结大局为重的懂事模样。

有一天上午吃过早饭后，我妈在后院洗衣服，听到前院传来嘹亮而急促的嘎嘎嘎声，估计是鸭子回来了，我妈赶紧放下衣服去开篱笆门。回来的是大鸭子，它急急忙忙冲进院子，像撞线的长跑运动员一样扑进鸭舍，咕噜一下生了一个蛋，然后才松了一口气似的，从容不迫地迈着小碎步摇摆着出门去。

我清楚地记得是在一个阴天的下午，邻居告诉我，我家的大鸭子在过马路时被汽车压死了，内脏全都爆出来。我当时脑子像突然短路一样，站在二排房子中间，顺着它经常啄食的小流水沟呆呆望向马路，不知该怎么办。

我们全家对大鸭子的记忆就这样戛然而止，现在谁都想不起来大鸭子是捡回来吃了还是埋了还是就留在马路上，那只麻鸭子的归宿也没人记得。

人与动物对待彼此的情感是如此的不平等，大鸭子连一个蛋都要路途遥遥地下到家里，在它生命的终点我们却无心祭奠，想来愧疚又伤感。

四

1987年我哥高中毕业，同年参加铁路招工考试，结果以27分的成绩给学生时代画上句号。这27分也像封炉子的稀煤，封住了本该加速行驶的青春，缕缕青烟呛得我妈和我姐直咳嗽。

他曾和邻居付大伯的儿子弟仔一起逃课去铁路俱乐部看电影《红色娘子军》，付大伯知道后很生气，拿把菜刀和一个脸盆，说要给儿子放血，弟仔吓得到处躲，我哥却沉浸在“向前进，向前进”的歌声中。

这个旋律时常在他的脑海中回响，他决定自谋出路。

收音机里养蝎子发家致富的广告为他画了一个大饼，向塘铁路便利的交通又让老实娃对出门远行没那么胆怯。按照广告指引，揣着爸妈给的500元钱，他乘火车转汽车，在六月的某个薄暮到了鹰潭东乡山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