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铁路边长大
作者: 金艺
一
我们这些60后、70后都到了爱去往事里散步的年纪,铁路边的那些花花草草还停留在我们少年时,永远是一副迎风生长的样子。
2021年中秋,铁轨两侧的水稻集体镀上黄金色,空心菜的白花和红薯的紫花激动得向天吹起小喇叭。满脸沟壑绿中泛白的老丝瓜在空中摇头晃脑,笑话一只黄色的蝴蝶,它在黄色的丝瓜花上伪装成花瓣,黑白相间的触须和不安分的翅膀却暴露了它。
火车的颜色丰富而规整,绿色、红色、蓝色、黑色、白色,还有蓝白相间、绿白相间、橘白相间的火车头,当它们在稻田和菜地间飞驰,地面上所有的颜色就都被煽动得情绪激荡起来。
我最喜欢绿色的火车,它不管朝哪个方向开,都会把我载回童年。那时候所有的客运车辆都是绿色,长途车是绿色的,为铁路工人上下班方便开设的通勤车小运转也是绿色的。小运转每天在向塘和南昌之间来来回回好几趟,时常载着我们去往省城看那里的花花世界。特快长途车则开往谜一样的远方。
我伫立在田埂,听着风吹稻浪的窸窣声,火车撞击铁轨的哐当声,恍惚感觉我也是这大地上长出的一种颜色,这大地不仅生出我,还生出我哥我姐,我的同学,我儿时那些伙伴。
二
我出生时,我妈已由全职妈妈变成了向塘火车站售货组的工人。她把姐姐哥哥送到乡下外婆家带,把我留在身边。生命之初的几个月里我像棵小青菜那样被栽种在摇桶里,只能哭笑不能移动,等她回来喂奶时才能翻身得解放。火车的轰鸣就是我的摇篮曲,有时催我入眠,有时把我惊醒,朦胧中惊喜地发现妈妈的身影。
我妈每天上午下午都要请假回家给我喂奶。没有交通工具,先横穿铁轨,再走过笔直的站前路,左转进入团结街,经过机务段、菜市场、灯光球场,再右转路过铁路工人俱乐部、洗澡堂,再往左转进入友谊路,经过铁路医院和一大片野生梧桐树林、公务修制厂,半小时左右抵达我这棵等待浇灌的小青菜。
她每天来回四趟,腰都要累断了,走起路来还是虎虎生风。如果推开门时我眼角带笑她心里就春风荡漾,如果我哭得满脸通红嘴角额头都是汗水和眼泪,或因试图从桶里挣出而筋疲力尽无奈地歪仰着头睡去,我妈就会心疼得一个劲地埋怨自己:做去死啊,做点事女儿都顾不上。
断奶后我就被送到几百公里之遥的丰城白土外婆家,换回了我姐我哥。我姐比我哥年长两岁,我哥比我大四岁。当他俩手牵手站在路口等妈妈下班,满脸被铁路煤球场卸煤吹过来的煤灰罩得乌黑时,我正在外婆家努力练习爬过半米高的厢房门槛。去外婆家很方便,在向塘西站乘坐江边村列车几站后就可到达,我们就在向塘和白土之间的铁路上钟摆一样晃到读书的年纪。
我哥不记得他为什么在小学一年级入学时会错过开学日期,同学们都上了几天课,他才被爸妈从外婆家接回向塘来报名。作为一个迟到者,他一坐进教室就懵圈,老师要求同学们写完作业才能回去,他连题目都看不懂,紧张得出一身汗。不知是不是头没开好留下了心理阴影,他从此不爱读书,一面对作业本就如临深渊,不是玩橡皮就是咬铅笔,半天写不完一道题。
不愿读书的孩子会在别的方面展露优势。我妈发现我哥力气比一般人大,他能把盛满猪潲的大鼎锅从炉子上端上端下,我和我姐从来就没端动过。可他从不用这力气欺负人。有一次和隔壁男孩郑三忠一人拿一块石头对峙,三忠的石头扔过来打得他头皮流血,他手上的石头犹豫很久还是没扔出去。
我们家附近的铁路边有一个河塘,夏季清晨天麻麻亮,我哥就和小伙伴阿付一起去钓鱼,钓到太阳升起来回家吃早饭。通常我起床后去迎他,田里的禾苗和菜地里的绿叶盛满露珠,晨雾在阳光下渐渐消散,但我还是找不到小青蛙在哪个角落呱呱呱叫。
我现在还能清晰地回想起他们在铁路上行走的模样。戴着草帽,肩上扛着细细的鱼竿,手里有时用稻草拴着一条乌鱼晃荡,有时拎个小桶,里面的鲫鱼蹦跳着翻溅出水花滴落在洒满阳光的枕木间。没火车时,他俩就优哉游哉一节枕木一节枕木地走,汽笛一响就跳下路基跑向田埂。
我哥还无师自通练就了一手封炉子的绝活。那时候一日三餐都靠煤炉做饭。如果头天炉子封得不好,第二天早晨就要重新逗炉子。逗炉子时把刨花从炉底部的风口塞进去,点燃,让火一层层往上烧,依次烧着小柴火、大柴火,然后烧红煤球煤块或蜂窝煤。为了助推火势,我们常常拿把扇子对着风口使劲扇,扇得满院子烟,熏出眼泪呛出咳嗽,还不一定能赶在上课前吃上熟饭。我哥封的煤炉不会熄火。晚饭后他把煤灰捅干净,加几块新煤,等新煤烧着了一点,把稀煤盖在燃烧的煤上,封住炉口,再用火钳在稀煤中间插一个孔,孔大了煤会燃烧殆尽,孔小了没有足够空气煤也会熄灭,我哥拿捏得恰到好处,第二天早上捅开煤,火很快就旺起来。
我姐经常带我去看露天电影。有一次听说煤田地质勘探队有电影,她带我跟着一群大一些的伙伴,每人提着一个小板凳走了20分钟,到了煤田后说是不演了,可能向塘街上会演。小伙伴们都回去了,她又带着我走了40分钟到向塘街上,街上也没演。第二天她又说去水工看看,也许那里会演,走了30分钟,水工也冷冷清清的。两人没看成电影,又扛着小板凳回来,我姐一点都不丧气,她说万一呢,万一演了呢。
这件事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此后它一直潜移默化地影响我:认准的目标就必须努力去实现,努力过没实现也不遗憾。
我每天上学都要经过铁路医院门口,在医院正中心白求恩雕像的注视下,怀揣着向白爷爷学习的雄心壮志走向学校。去年秋回向塘时我特意去铁路医院看了看,白色雕像还在,表面不知是石膏还是乳胶漆已经风化成鳞片状,内穿列装外披风衣的白求恩昂首挺胸,几十年不变保持着国际共产主义战士随时准备奔赴前线的姿势。雕像四周的大松树、铁树以及高高低低的灌木,恰到好处地错落,让雕像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很显眼。成排的樟树正在落叶换装,一只斑鸠从树上飞出来掠过白求恩雕像,停在医院的路标牌上。空气里好像还弥漫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气味,安静中隐隐透着火热。
没有游乐场游戏机的诱惑,也没有各种补习班的束缚,车站的站台是我们课余时间最常去的地方。有时去给我妈送饭陪她卖货,有时就是去看热闹。每当火车呼啸着卷起一阵风驶入站台,我虽然站在黄线以外心还是会怦怦跳,生怕被强风卷到车底下。车门一开,站台上黑压压到处是人,到处是喧闹。把该放下的人放下,该装上的人装上,车离站后站台又突然变得无比安静。
我妈整理她卖货收到的大大小小的纸币硬币,我用目光追随缓缓驶出站台的火车直到它消失不见,想象那整车的人去向的远方是什么样子,他们又会有怎样的人生故事。
有一次我妈在站台上推出一辆堆满面包的小推车,准备迎接即将进站的火车。因为突然想上厕所让我帮她看着,有人买就卖。我还从来没有卖过货,怯怯地躲在小推车后面,紧张地看着从火车上下来的旅客。这些陌生的面孔都是什么人啊?不会是坏蛋吧?不会抢我的面包吧?一个穿黑色衣服的中年男子来买了第一个面包,接着一个母亲带着扎蝴蝶结的女儿来了,穿运动衣的青年来了,弯腰驼背的老人来了,等我妈上完厕所急急忙忙赶来,火车还未离开,一推车的面包已全部卖完。
这次成功的销售经历让我的胆子大了很多,以后跟着我爸我哥去卖菜再不胆怯。
现在才提我在向塘西火车站当铁路工人的父亲,是因为他在我记忆里的出场顺序和频次都不及我妈和哥哥姐姐。他的工作三班倒,有时白天上班,有时晚上上班,有时白天睡觉,有时晚上睡觉,有时白天在菜地,有时深夜在鱼塘,影子一样神秘莫测。
他不爱说话,偶尔带回来指挥火车发车停车的口哨和三角形的小红旗小绿旗,我们偷偷玩一会就老老实实放回原处。
我们每天都盼妈妈回来。她的背包和提篮里总会变戏法一样变出好吃的:需要凭车票购买的排价包子馒头花卷面包油饺,售货组卖剩下的带虫洞的苹果,都是那时孩子们极向往的美食。车站上南来北往的旅客,谁带的孩子穿了时髦衣服她就追过去多看几眼,回家后凭脑海里的印象依葫芦画瓢,用缝纫机踢踢踏踏做出来或是用毛线勾勾挑挑织出来。
我曾以为那个时代孩子的原生家庭都是和我一样的,长大后才知道,勤恳的父亲,贤良的母亲并非每个家庭的标配,果敢的姐姐,仁厚的哥哥也不是每个孩子都有的。
三
我们住的二排房子有八户人家,每户人家都有前后院,随便主人怎么用。大家都约好了似的,前院用篱笆围起来,后院做厨房及杂物间。
我家的篱笆院子估计有50平米,功能无比强大。
我爸的钓鱼竿和挖地种菜的锄头铁锹立在篱笆院靠客厅的木窗下,靠卧室的那头空中拉几根晒衣绳,院子里不仅能晒衣服被子,还能晒煤饼煤球。没有蜂窝煤的时候,家家都是买煤灰做成煤饼或煤球。天气由晴转雨时,总能听到某家院子传来大声的吆喝:“收衣服啦,收煤啦。”如果雨下得急,煤饼来不及一块块收进来,一块塑料薄膜会立刻盖上去,四角还用砖头压实,以免雨水流进去稀了煤饼。
下课后我们在院子里跳皮筋,踢房子踢毽子,也会搬个大方凳和一把小椅子在院子里做作业。夏天天气热,我爸傍晚时在院子里泼上一层水,水蒸发后带走热量,夜晚就会凉下来。我们搬两张竹床,或坐或躺,或吃西瓜或聊天,等火车的轰鸣和铁轨的哐当声越来越稀疏才回房睡觉。
篱笆院西南角有一棵两人合围的泡桐树,一到春天开出大朵大朵淡紫色的花,盖过篱笆门。春风春雨过后满院落花,是我们家每年最有诗意的时候。
记忆中总有两只鸭子在泡桐花下的篱笆门穿进穿出。
我妈在院子的东南角用砖头砌了个小鸭舍,每次养两只母鸭下蛋,养了一拨又一拨。其中的两只鸭子让我们至今念念不忘。
铁路人性情也像铁路一样刚直,不会矫情到给动物取名字,只根据它们的形状和颜色来识别。这两只鸭子一只是大鸭子一只是麻鸭子,大鸭子体型巍峨,毛色深青铮亮;麻鸭子体型略小一圈,毛色灰白相间。
它们像姐妹一样形影不离,每天早晨吃完鸭食后,一起摇摇摆摆出篱笆门,有时在两排房子中间的流水沟里东啄啄西啄啄,有时径直往左拐或往右拐。往右拐它们会经过大马路,然后在三角线附近的铁路边玩耍觅食;往左拐它们会在公共水池边稍作停留,然后摇摆到菜地、田野。铁路医院后的水塘也是它们经常嬉戏之地。中餐它们就在路途自行解决,夕阳西下又一起扬着头嘎嘎叫着回来。
第二天早晨,鸭舍里雷打不动出现两只鸭蛋。
我尤其喜欢那只大鸭子,有一点以貌取鸭的因素,更主要的是我发现那大鸭子很善良,每天在家吃食的时候,麻鸭子总是吃着吃着就去大鸭子那边啄几口,大鸭子就往旁边让一让,完全一副温良谦恭、时刻以安定团结大局为重的懂事模样。
有一天上午吃过早饭后,我妈在后院洗衣服,听到前院传来嘹亮而急促的嘎嘎嘎声,估计是鸭子回来了,我妈赶紧放下衣服去开篱笆门。回来的是大鸭子,它急急忙忙冲进院子,像撞线的长跑运动员一样扑进鸭舍,咕噜一下生了一个蛋,然后才松了一口气似的,从容不迫地迈着小碎步摇摆着出门去。
我清楚地记得是在一个阴天的下午,邻居告诉我,我家的大鸭子在过马路时被汽车压死了,内脏全都爆出来。我当时脑子像突然短路一样,站在二排房子中间,顺着它经常啄食的小流水沟呆呆望向马路,不知该怎么办。
我们全家对大鸭子的记忆就这样戛然而止,现在谁都想不起来大鸭子是捡回来吃了还是埋了还是就留在马路上,那只麻鸭子的归宿也没人记得。
人与动物对待彼此的情感是如此的不平等,大鸭子连一个蛋都要路途遥遥地下到家里,在它生命的终点我们却无心祭奠,想来愧疚又伤感。
四
1987年我哥高中毕业,同年参加铁路招工考试,结果以27分的成绩给学生时代画上句号。这27分也像封炉子的稀煤,封住了本该加速行驶的青春,缕缕青烟呛得我妈和我姐直咳嗽。
他曾和邻居付大伯的儿子弟仔一起逃课去铁路俱乐部看电影《红色娘子军》,付大伯知道后很生气,拿把菜刀和一个脸盆,说要给儿子放血,弟仔吓得到处躲,我哥却沉浸在“向前进,向前进”的歌声中。
这个旋律时常在他的脑海中回响,他决定自谋出路。
收音机里养蝎子发家致富的广告为他画了一个大饼,向塘铁路便利的交通又让老实娃对出门远行没那么胆怯。按照广告指引,揣着爸妈给的500元钱,他乘火车转汽车,在六月的某个薄暮到了鹰潭东乡山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