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母书

欧阳伟庆，江西彭泽县人，中国作协会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九江市作协常务理事。已在《长江文艺》《长江文艺好小说》《创作评谭》《星火》《百花洲》《青岛文学》《青年作家》发表中短篇小说多篇。著有长篇小说《兆吉沟》。有影视剧及话剧作品多部。话剧《蒋国珍》获第七届江西艺术节、第十一届江西玉茗花戏剧节“编剧奖”。

那段时间，是我人生中至暗的日子。我被肾结石折腾得够呛，三天两头复发。去医院检查，双肾长满了结石。那种痛是一种痛不欲生的疼痛，让人有一种想死的欲望。我几次拿头去撞床头的木板，均无济于事。靠吃止痛药是没用的，得去医院打止痛针。

我打车去医院打了杜冷丁，回到借住的地方，一觉不知睡了多长时间。我能听到自己打呼的声音，感觉到了另一个世界。迷迷糊糊中，我听到我妈的声音，她喊我的小名，说我的手机响，赶紧接电话。我无力地摸到手机接听，电话是我爱人打来的，她问我现在怎样，还痛不痛。我说人稀软，就是要睡。

我真的非常要睡。爱人说你等会睡，跟你说件事。她停顿了一会说，你要有思想准备。我心里一惊，静等她说。爱人说这话时的语气，让我想起那年我爸生病时，我妈跟我说话时的语气。爱人的声音低沉，语气里满是无奈。爱人说，妈不行了。

我猛地坐起来，一下子清醒。什么，妈不行了？我妈好好的，刚才叫我接电话。爱人说你在梦里吧。我打开床头灯，才发现这是在九江借住的房子里。

爱人告诉我，我妈下午不小心在床头上碰了一下，伤了头，然后被送进了医院。在做了一系列检查后，医生连抢救一下都没做，直接说不行了。爱人告诉我，妈刚被“120”送回哥哥家去了，家里人都往马当那边赶。我哥哥的家住在马当。爱人担心我的身体，叫我别急，说妈还有一点气息，她能等到你回来。

我顿时语塞。这才几天呀，我走时妈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这样了。半个月前，我去哥家看她，妈问我去哪，我说我去码字寻钱。妈说寻钱做么事。我说寻钱养我妈养妈的孙子，送妈的孙子出国留学。我知道这是我妈最爱听的话，她觉得这才是她的儿子该有的样子，儿子这样才有出息。

其实，这一次我并非出门去写作换钱，而是朋友请我去他的公司搞办公室主任，我担心妈不同意我走，便以这样的借口哄她高兴，哄她放我走。那年北京的影视公司邀请我去黑龙江写电视剧，妈舍不得我走那么远，不放我走。我姐说，晓宁是写电视剧去，他现在辞掉了工作，你再不让他出去寻钱，他一家人就要饿死。我姐做了很长时间的工作，我妈这才同意放我走。

当初我跟我妈说，我要辞职去办场养猪，我妈气得差点跳了楼，要不是我姐抱得快，我妈可能真的跳了。妈说她的儿子怎么混成了这个样子。我知道，我妈这一生之所以好强，她心里苦，她心里憋屈，她不服命，她在抗争。直到今天，我即将走向我妈这个年龄时，我理解了我妈我爸他们的感受。天下父母都希望儿女们活得比他们强，过得比他们好。

那天，我还问我妈，记不记得我爸的名字，妈笑了，说要死，未必我连你爸的名字都不记得了。我叫她说出我爸的名字来，她说你爸叫欧阳光，小名叫木伢。我也笑，我妈笑得更灿烂，那口水都笑出来了。我给她擦。我说妈您是人精，记性好着，要活一百岁。妈说你就晓得哄我。后来我还问她，是否记得我和我爱人还有我儿子的手机号码。出乎我的意料，那么复杂的几组数字，她记得一字不差。我想，妈怎么突然就这样了呢？

自我妈患上小脑萎缩生活不能自理后，一直是我姐和我哥在尽心尽责地服侍。从生病之初，到我妈去世，她身上没有湿过一件衣服。就连我的三舅和小舅都说，我们几个外甥对得起他们的姐。其实，这不是对得起对不起的事，因为这是我们的妈。

我努力寻找刚才的梦境，搜寻我妈叫我接电话的样子。除了她的声音一直在耳边响起，她叫我接电话的样子却怎么都找不到了。我想，这世间的许多事，有些是真的无解，谁都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不由得想起父亲去世后的某天，我和我哥在祖堂上陪已经入棺的父亲时发生的那件事。

那晚，由于那段时间太过疲惫，我和我哥和衣躺在地上打盹。也是迷迷糊糊中听到我父亲叫我的小名，那个场景和今天我妈喊我时一模一样。我爸说你还在这里睡，家里都起火了！我猛然惊醒，没来得及叫醒我哥，一下子冲到家里。跑进厨房一看，傻了眼，煤气灶台上的火正旺，水壶被烧得通红。我知道，那是烧水的人因为太累忘了关煤气。如果不及时关掉煤气，等火烧着旁边的橱柜，那将是一场灾难。因为我家是老房子，楼上全是木板和干柴火。

我想，此时的母亲一定和那时的父亲一样，舍不得她的儿女，牵挂着亲人们，她以另一种方式告诉儿女，她一直都在他们的身边。我感觉结石又在隐隐作痛。我看了一下时间，已是晚上十一时四十分。尽管这么晚了，但我必须回家，哪怕痛晕在路上，我都必须回到家。我要见妈最后一面，让她最后看一眼这个末头儿。

已是深冬，天空星稀月朗。开车从浔阳市区进入高速公路入口，一路畅通无阻。当进入九景高速，我加快了马力，始终将时速保持在上限，恨不得早一分钟飞到我妈身边。那晚的高速公路出奇地安静，我一路上没有遇到一辆过往车辆，仿佛这路为我一人而建。

尽管我时刻提醒自己，要全神贯注地开车，但脑海里全是那次与我妈分别时的场景。她专注地看着我，两行泪从眼角沁出，像两条向下慢慢爬行的蚯蚓，眼神里满是无奈和不舍。在母亲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她似乎将我当成了她的丈夫我的父亲。我姐说这是一种依恋。因为我的声音和我父亲的声音真的是太像了，像得有时连我姐在电话那头都听不出来。

父亲去世后，我妈主动提出跟着我姐住，为不影响我姐的生活，她坚持一个人住在姐旁边的旧房子里。那时，我妈的身体挺好，虽然有胃病、腰酸、偏头痛等一些老毛病，但在我爸去世后，这些老病居然好了很多，这是我们做子女的想不通的事。我和姐同住在一个小县城里，除了每天晚上去看妈陪妈说话，隔三差五我和我哥都会给我妈打打电话，扯七扯八，总之说些让她高兴的话。

有一次，我给我妈打电话，当时我妈在炒菜，姐听到电话响，赶忙拿起电话来接。对着听筒我轻轻地啊了一声，就这一声，姐吓得将电话听筒“啪”地扔掉了。事后姐对我说，她以为那是爸打来的电话，说那声音实在太像了。那次以后，我经常以这样的方式捉弄我姐。每次电话里姐都骂我是个哈西（方言傻子）。我妈听到后，总是在旁边说我姐，么银说他哈（方言傻）哟，他跟你开玩笑的。姐当然知道我在捉弄她，说妈总是这样惯着我。

也许是太过于紧张了，也许是开得太过于专注，我居然还是跑错了方向。本当过了湖口服务区往前五百米右拐进入彭湖高速，结果直线跑了十几公里才发现快到湖口均桥。无奈之下，只得从均桥下高速，再从均桥重新驶入高速往回开，再进入彭湖高速。

驾车行驶在彭湖高速，我不由想起带我妈第一次走彭湖高速的情景。那一次，我妈说她想回湖口去看看，想去鄱阳湖边走走，想站在湖边的老屋门前看看鞋山。

湖口是我妈的娘家，我妈出生在双钟镇一个叫上杨的村庄里。我妈的娘家是一个豪门家庭。湖口那边还有我的小舅和大舅妈，还有我的一大帮表兄表弟表姐和表妹们，他们是我妈最为牵挂的人。

一九三九年，我外婆带着我妈随我外公去了赣州。那时，我外公调去赣州警察局工作，被任命为赣南警察局局长。

我妈是见识过大世面的人，她年轻时在沈阳读过书，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独自一人三次去上海求医，三次胃手术，两次胃切除。我妈这一生中吃过太多的苦，以致在后来的日子里，她时而放声痛哭，时而又仰天狂笑。小时候，我不能理解我妈的这些举动，总是听人说我妈犯了精神病，从而也讨厌我妈。当我步入中年之后，对人生有了一定的阅历，我终于理解了我妈的难，我妈的苦，她的情绪需要释放，她的苦闷需要向人倾诉。而这一切，除了我的父亲能够包容，没有之外的任何人愿听她哭，听她倾诉，甚至没人愿与她走近。

那次，看着眼前宽敞笔直的高速公路，我妈说乖乖，现在真是发达了，以前想都不敢想，还有高速走，还有自己家的小车坐。我问我妈，还记不记得我小时候你拿小竹棍赶我去湖口时的情景。我妈说哪能不记得，你总是淘气，没有你哥和你姐懂事，总是不愿意去。我说路太远，全程要起早走，清早从蒋家边走二十里路到彭泽县城，然后坐船到湖口县城，下午四点再从湖口下船，再起早走十里路才到外婆家。

那时候的冬天特别冷，泥路上总是结满了冰，一化冻全是泥巴，泥巴粘在鞋底上甩都甩不掉。天不亮我妈就将我拉起床，然后拿一根小竹棍像赶牛一样赶我上路。我妈为了哄我去外婆家，总会拿出她亲自做的新鞋给我穿。那是一种蚌壳棉鞋，第一次穿总是穿不进去，我妈便让我坐在地上用劲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将鞋拱上了，脚趾在里面曲得难受。那崭新的蚌壳棉鞋穿着又紧又硬，走在结冰路上，总是咯吱咯吱响。

那次，我将车直接开到小舅家的门口，小舅早就在门口等候。饭后，小舅陪我和我妈在这个叫徐家岭的小村子里走了几圈。我妈显得特别兴奋，说村子变化太大了。是呀，变化大了。以前的老房子全都拆掉重建了，那些低洼处的人家都搬到高埂上来了，他们在政府的资助下，重建了新村。小舅家搬新家的那天，中央电视台还来采访了他，小舅还对着全国观众念了一首他做的诗。那天小舅还打电话叫我看电视，我说我和妈正坐在电视机前看呢。

我妈走着说着，突然就抽泣起来。小舅跟我说她一定是想起了外婆，想起了过去的往事。在最为艰难的日子里，是外婆一个弱女子带着一家老小十余口人艰难度日，家里没有吃的，老人饿得啃棉絮。家里所有的亲戚像躲避瘟疫一样的躲避我的外婆。

我赶到我哥家的时候，我哥我姐和我的几个堂哥都在我妈的床边守候。我妈就像睡着了一样，很安详地躺在床上，吊瓶里的盐水正缓缓地流入她的体内。我伏下身握着我妈的手，她的手暖暖的。我轻声唤了一声姆妈，那一刻，我看到我妈的嘴角微微地动了一下，然后有几滴泪流出。我用脸贴了一下我妈的额，她的额是湿润而有温度的。

不知为什么，那一刻我心如止水，仿佛麻木了一样，没有一点想哭的意识。我问我哥，妈还有生命迹象，怎么搞回家了呢？一旁的姐夫告诉我，医生说没有抢救的价值了。然后，他们跟我说了所有的过程。我想，这两年也真是苦了我哥我姐，妈能活到现在，与他们的陪伴和服侍是分不开的。特别是我姐，有时候我若冲我妈一句，她总是在背后说我不该冲妈，说妈一生不易。这时，我妈的身体不足六十斤了，已是油尽灯枯。

后来，蒋家边的许多族人，陆续地从十几里外的村庄赶了过来。他们听说我妈病危，都想连夜赶来见上一面，都想亲自送上一程。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起，我妈由一个医生被下放到生产队后，一直在乡村做赤脚医生。我的这些族人中，有很多都曾经得到过我妈救治，有的还是我妈亲手接的生，有的则在经济上得到过我妈的接济。他们拉着我的手，一个个跟我诉说我妈的过往，诉说我妈和我爸对他们的恩情。每每当他们说到那些详细的例子，我的心就像被针扎了一样。那个曾经救苦救难救人于水火的人，如今谁也救不了她。

那一刻，我再也忍不住了，当着村人的面，放声痛哭起来，仿佛要替我妈把她一生所受的委屈全哭出来一样。我想，村里人这些发自肺腑的话，我妈是听得到的，她只是不能发声，不能与他们打声招呼。

我妈身体好时，中气很足，说话从不避人。在阳光普照的天气，她喜欢叫我开车送她去她的蒋家边村，看一看那里的老屋，看一看村里的乡亲们。我妈在这里生活了五十七年，早已把这里当成了她的家乡，把我爸的族人当成了她的亲人。尽管那时我家的老屋已经卖给了我的族兄，族兄拆了一半建了新房，但另一半还在那里。我想，我妈能从那半边的旧屋里嗅出我爸的气息。

我用轮椅推着我妈在村子里走动的时候，总有一些乡亲们陆续赶过来跟在她的左右，他们抢过我手中的轮椅争相推着，跟我妈分享村里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我妈随着他们乐，随着他们笑。那时，我妈的笑声是爽朗的，就像那天上洒下的阳光一样，让人觉得灿烂又温暖。从她的身上，我能看到我爸的影子，仿佛我爸一直陪在我妈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