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究竟有多冷

黑色皮面笔记本展开，第一页是一条手绘的小河，由两个挨近的大“S”线条组成，人名和电话悬在小河正上方，像一串将落未落的足迹。第二页至第十页因为写满字而有了厚度，摸上去不再服帖。我是在收到笔记本的第二天开始整理这个故事的。它唤醒了我某些疼痛的记忆，本打算一写完就还给楚陆，但两周过去了，它还在这里，像一只沉甸甸的信封，等待着收信人的到来。

今天，又是约定见面的日子。

阳光透过玻璃落在笔记本上，白色的“小河”显出破碎的光影。偶尔飘来的说话声，时远时近，时疏时密，也成了破碎的一部分。

声音来自父亲。他正站在李子树下，头发像得病的叶片，卷着白霜。他扶住树干，阳光在他脸上留下难看的花斑，花斑落在老年斑上，层层叠叠地堆积。他俯身和锯树的帮手说着什么。我认识那个人，邻村“豆腐郭”的儿子，个子很高，身上有股豆渣味。他沿街叫卖的时候，总是羞于启口，只把一块竹板敲得乒乓直响。最近，他常在我家停留，完成父亲安排的杂活儿。父亲非常喜欢他跟人谈话的习惯——重复对方话语的最后几个字。上次他走后，父亲对我说：“如今像小郭这样的男孩子不多了。”

“是啊，不多了。”

如果是他，一定会这样回答。但是我扭头走开，顶撞父亲说：“跟我有什么关系？”

指尖刚从笔记本上移开，风就哗啦啦地吹过来，“小河”有了起伏，故事也在纸页翻动间缓缓浮现。

没人知道母亲的年龄，据说她比父亲小十岁。两人结婚时，嫁妆是抱在她怀里的一个傻妹妹。我出生后，很自然地叫那个孩子“小傻姨”。小傻姨又瘦又高，头发蓬乱，像只成了精的扫把。她会做很多家务，却粗手粗脚，总是引来呵斥。唯有放牛她得心应手，每次从山上回来，牛肚子滚圆滚圆，她的肚子也滚圆滚圆。当黄牛悠闲地反刍时，她就一趟趟地奔向茅房，本就难看的瘦脸扭曲着，像灵棚前的纸扎小人。

她有时也会带给我一捧野花，如果我不要，她就把它们摆在李子树下。然后跪下来，双手合十。我不知道她从哪里学到的这种祈祷，还做得像模像样。李子树就是现在被锯倒的这株，那些年树繁果盛，也许和她的虔诚跪拜有些关系。小傻姨叽里咕噜地念叨一阵后，就在地里埋入奇奇怪怪的石子。她说一颗石子代表一个心愿，一次一次地说，后来我都有点信了。

我比小傻姨小四岁，因为长得黑不溜秋的，她叫我“小木耳”。我俩都没上学，一个学校不收，一个没到年龄。那时候，我总是搞些恶作剧，然后躲起来偷笑，不让她找见。乐此不疲，动机只有一个——惹小傻姨掉眼泪。有一回，我藏进鸡窝，被稻草香哄睡着了，醒来时，暮色沉沉，她已经哭着找我找到了村外的野地。我常觉得在她混沌的世界里，只有眼泪是清澈的，多些也无妨。

漫长的冬夜，她会站在玻璃窗前，将手指压在天鹅绒似的霜花上，看着细小的冰晶如收割后的麦子一般，在手指周围倒伏、消融。变化不再继续时，她就蜷回发白的指肚，换成另外一根。她说她要化掉整面玻璃的白色，然后看看外面究竟有多冷。她也用前额、脸颊或舌头，还说舌头能尝到寒冷的味道。她像鸭子似的跑过来，对着我的耳朵吹出一股凉风。她说：“冰有点儿甜。”

小傻姨总是觉得饿，她把仅有的那点好脑子都用来找吃的了。有时馋得厉害，就含一颗石子在嘴里，为此崩坏了门牙，这样，她说起话来含糊不清，就显得更傻了。

父亲不许我跟她说话，说傻气会传染。

怎么会？她的世界我根本不懂，父母也看不明白。她的世界不是太简单，就是太复杂。她会乐颠颠地跑回家，告诉我看见云朵里游泳的鱼；她会在奶奶讲故事时，突然爬上篱笆，指着村外的白石山叫它“雪神山”。她也曾大冬天拿着许愿石，去找雪神作交换。做这件事的时候，奶奶刚去世不久。

奶奶是唯一不对我们发脾气的人，她把慈祥和好脾气写在笑纹里。昏昏欲睡的午后，她一边做针线活儿，一边给我们讲雪神的故事：“很远很远的地方，有座大山，山下四季分明，山上白雪皑皑，那里住着一位雪神。”

“雪神能给我吃的吗？”小傻姨每次都问。

“能。什么都能。”

于是，我在接下来的梦里走进了雪神山，可没等见到雪神，就因迷路而吓醒。有时，我不睡觉，和小傻姨跑到院子里，踩着板凳，眺望村外白石山的三角尖顶。小傻姨的瞳仁忽然变得黑亮，她说她确定那就是雪神居住的地方。

深秋的一天，奶奶给我们讲完故事，一个人去了地里，看见枯黄的稻穗直挺挺的，稻壳干瘪，就坐在田埂上叹气。她太了解这意味着什么了。后来，她想站起来，却眼前一黑栽进深沟。奶奶被抬回来时脚尖朝外。“骨头断了。”大家都这么说。

人们把她抬到炕上，她却无法躺下，只能保持歪坐的姿势。父亲搬来小木桌，奶奶没日没夜地伏在上面，一张印着梅花的被子盖住畸形的腿，她的天地就是手指能碰到的地方。

我和小傻姨去看她。她的耳朵听不见声音，脑子也跟着糊涂起来。她在臆想的世界里编造父母打断她腿的故事。“好狠的心啊，几个人摁着我。”她流下一行浑浊的眼泪，那条撇向外面的腿在被子下摆出被害者的姿势。我试图向她解释，可她什么也听不见，只是眼泪汪汪地看着我。我给她讲雪神的故事，她摇摇头，掀开被子。

“黑了。”我们跑去告诉父亲。

“什么黑了？”

“奶奶的脚。”

奶奶不再吃饭，定定地望着前方，在我们经过时，眼睛眨都不眨。她的头越垂越低，像是在渴望句号的圆满。父亲母亲也垂着头，只有田里的稻穗依旧笔直，跟所有人过不去似的，骄傲而蛮横。有一天，奶奶忽然念叨起雪神来，我和小傻姨以为她要好了，可父亲却说：“她快要死了。”

她真的死了。可死意味着什么？我和小傻姨都弄不明白。风雪交加的午后，我躺在炕上梦到奶奶回来了，还是那副慈祥的模样，摔断的腿也恢复了正常。我一骨碌爬起来，想搂她的脖子，可她不让我靠近。我开始哭，哭个没完，醒来也不能停下。

父亲母亲有事，陆续关门出去了。小傻姨为我擦掉不断涌出的泪水，用因缺牙而含糊不清的口音向我保证，她会找到雪神，让他把奶奶送回来。

小傻姨什么时间离开家的，我没有记忆，当然也不知道她在风雪中是如何辨别方向的。我只记得她被找回来时，天已经漆黑。母亲看见小傻姨脸色青紫，满腔怒火一下子全化作了心疼。她想把妹妹搂在怀里，发现父亲还在气头上，只好愣愣地站在一边。

小傻姨什么都没说，只是满眼愧疚地看着我，仿佛没有带回奶奶是她的错。终于，母亲好像从梦里醒来了似的，跑到屋檐下摘下干艾蒿。那是端午节我和小傻姨一起摘的，风干得如同树枝。母亲架火煮艾蒿水，准备给她驱寒。父亲则瞪圆了眼睛，一遍遍怒吼：“死在外面算了！”

那个冬天，父亲的心又冷又硬。唯有艾蒿水滚烫，能烫死人。

可是父亲说，这些是我的又一个梦，和梦见雪神，梦见奶奶一样。小傻姨那晚根本没有回来，她走出去后就彻底丢了。那年，我八岁，很容易把梦境与现实弄混。我去问母亲，她除了哭，还是哭。我觉得她的眼泪一定是淡的，喝进去的水不经消化又流出来，所以才会无穷无尽。我对她感到失望，如果奶奶还在，她一定会把事实讲给我听。可是，奶奶死了。我接受了现实，在那些没有故事，也没有小傻姨的日子里，孤单地想念。想念什么，自己也不知道。

生活就像从高速行驶的列车窗口往外看到的情形：有的人是远山，缓慢移动，有的人是近树，急速后退；一朵悬垂的云，转着身子展示不同姿态，就像小女孩提着裙角让你看她的新衣服。这些会让你忘记自己正在疾驰的列车上，错认为自己才是生活的中心。从城里回家，一路上我就不停地这样想。手机摆在小方桌上，父亲催归的电话接二连三地响起。我从他颠倒急迫的话语里听出他在哭泣，年龄大了以后，他就剩下这一种本事。

然而，此刻的父亲像换了一个人，自从锯子声响起，他就不再说话，全神贯注地注视着那双飞快拉动锯柄的手臂。他一定从小郭身上看见了过去的自己。那时候，他年轻，不知道什么叫后悔；如今，父亲身材走样，像装酒的大肚瓷瓶，喉咙里常年有白酒倒入杯中的咕噜声。我小时候，他是个闷葫芦，不怒自威，现在则变成了酒葫芦，酒后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好汉不提当年勇”，语气里不带一分自信。这样的他只能招致更多的耻笑。“你们家的活儿不都是梅果儿干的吗？你个老酒桶。”大家一定会当面揭穿他。他吹胡子瞪眼一番，也只好回家睡觉，有时被自己的呼噜声震醒，翻个身继续睡。

梅果儿就是我。

十五年后，再无人提及外号“小木耳”，我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大姑娘。小傻姨之后，我再无朋友，她走了，也带走了我的孩子气。我一下长大了，每天除了干活，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看村里那条不太宽的水泥路。周一会有一辆送货车停在食杂店前，偶尔有些小贩来争抢生意。门口的柳树树身上长了一个树洞，一个男孩从里面掏出水灵灵的蘑菇，我知道，在他手指碰触的地方，死亡与生命正交错生长。四队得甲亢的女人每天从树下经过，她买了很多吃的，人却越来越瘦。逢年过节，那些和我同龄的人会大包小包地赶回来，在树下稍作停留，他们用打工挣来的钱把自己打扮得花里胡哨，向遇见的每个人说“你好”。

父亲从不羡慕这些人，不但不羡慕，还在背后骂他们。我把他和他的声音关在门外，独自写我的日记。有时，头发垂下来，遮住眼睛，也遮住世界。

我已经写了四本日记，连起来基本上就是自己这些年的生活。最近又增加了这本黑色皮面的笔记本，它们都被我锁在抽屉里，和一些奇奇怪怪的石头待在一起。每次拉动抽屉时，它们就会互相碰撞，像时间的风铃，响个不停。

等太阳再升高一些，我就要去河边放牛，楚陆也许已经在那里了。让他等一等吧，算作爽约的惩罚。到时候，我会检查锁头，把钥匙和笔记本装进背包，挂在牛背上。

老黄牛既温顺又聪明，可父亲刚把牛绳交给我时，我还怕自己被它吃掉呢。那时，我觉得生活一下子逼近了我，就像我的头离牛嘴巴那样近。好多次，我迷失在森林中，牛铃声被吸进树丛，雨幕挡住视线，我心中充满了惊恐。这时，我就默默想念那些离去的人。

想得最多的人还是母亲。

父亲说，母亲过独木桥时掉到河里，被河水冲走了。没找到尸首，所以没有坟墓，更无法祭奠。父亲说，母亲是无根的水，就像当年她和小傻姨突然而至一样，她的离去也是注定的。我想到母亲的眼泪，那么多，那么淡，父亲说的或许是对的。

那几年里，我常到河边寻找，希望母亲落水前，留下一只鞋或一颗纽扣作为线索。但是，我找遍了草与草之间的缝隙，什么也没有。于是，我宽慰自己，什么也没有挺好的，她大概做了河神的女人。河神会给她无尽的鱼虾作为礼物，而不是像父亲，除了掀翻桌子、打碎碗碟，给不了别的。我也希望母亲能很快学会游泳，偶尔浮到水面上来看看她的“小木耳”，尽管她并不喜欢我。我有一张母亲的照片，她垂目低笑的样子很美。有时候，父亲会站在某处远远地看着我，眼里满是负罪和愧疚，他一定是想起了某人，但从未提起过。

我们村现在叫麦村，“麦”不是姓氏，指的是河两岸一直延伸到南山的麦田。十五年前那场大旱之后，挨饿的人们长了记性，都开始改种麦子。成熟的季节，大地仿佛烫了金。麦田曾吸引来一位画家，那是个笑起来挺和气的男人，可一旦开始作画，他就变得格外严肃。附近的姑娘都想出现在他的画布上，最后只有羊倌的大女儿站在了那翻滚的“麦浪”中间。听说那幅画后来获了奖。画家不仅收获了荣誉，还带走了收麦姑娘的心和她身上一些更珍贵的东西。冬天来临，姑娘只剩下一副躯壳，只好住进了不需要灵魂的精神病院。

灵魂这东西，既健忘又脆弱，现实蹂躏它时总是毫不留情。羊倌一家为了保护女儿的灵魂，说她远嫁到了南方。这个缺乏创意的谎言让人们再次提起我的母亲。时隔多年，我终于看到了她留下的一个“线头”——那个远嫁南方的人是她，她没有淹死，而是跟一个南方木匠跑了。

村民不会使用“私奔”这样的词，却个个都是语言天才，他们所描述的，比事实更加生动。他们嘀咕时，用手遮挡嘴唇，却还是会露出一侧翘起的嘴角。我尽量心平气和地回忆，好像有那么一个早晨，一向不愿亲近我的母亲把我搂在了怀里。她的眼泪像拳头一样，打在我的肩膀上，滚烫得让人不知所措。门外传来敲门声，一声比一声急促。现在我知道了，落在门板上的手就是给我家修理饭桌的那只。而那张饭桌是父亲亲手摔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