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如雪

1

好久没见到李徽了——当然，“好久”是个相对概念，网络时代，大家随时可以“网上见”，但我们都忙得很，没有特殊情况，一般也不互相叨扰。两年前我出差路过上海，我们见过一面，算是距离最近的一次线下相见了。曾有首很流行的诗句，“你见或是不见，我都在那里”，据说是六世达赖仓央嘉措写的，也有说不是的，是有人冒充法王的诗。这倒可以形容我和李徽，哪怕多久不联系，一接电话，时空便消失了。我们六岁就认识，四十年了，彼此在对方身上生了根。

李徽的语音电话打过来的时候，我正汗流浃背地在拖地，一周没拖了，仿木条纹瓷砖像打了蜡一样粘脚，实在看不下去。即便明天是双休日，我也不想把这项工作推到第二天。八月底的深圳，天气溽热得要命，是那种黏糊糊、浓稠化不开的热，已经持续闷热很久了，整个夏天几乎没见到像样的雨水。如今，生态出了问题，气候格外反常了。记忆中的岭南夏季，热几天就会下场暴雨，或者来场台风解解暑;而今年——去年似乎也是如此，就是持续的热，热，热。客厅没装空调很失策，前年装修的时候，老公要装，我阻止了，一是想节省点费用，预算都超支了，再就是也想增加自身抗热能力，都在空调房，会产生依赖性。我的胳膊上贴着膏药，抬起来就痛，都是拜空调所赐。人到中年，各种未曾料到的毛病都会趁机赶过来欺负人，身体各器官零部件争相刷存在感。深圳属于海洋性气候，即使是夏季，早晚还是凉爽的，有自然风。没想到如今世道变化无常，连气候也说不准了，过去的经验要改写。我弯着腰，层出不穷的汗水像小溪流一样，在身上蜿蜒流淌。

“在拖地啊？不是请了家政工的吗？”

“辞了。”我靠墙边直起身，放下拖把，一边用胳膊擦额头上滴下的汗珠。

“小青，跟你说个事儿，就是……那个……你手头有没有钱？”

她直奔主题，这话也只有她问得出。这年头开口向人借钱是犯忌的事，亲兄弟之间也常有碰一鼻子灰的。李徽倒不介意，也不怕被拒绝，上海苏州的几个老同学都被她一一借过，自然也包括在深圳的我。都是打小的同学，谁好意思说“不”呢？后来大家都有点躲她了，故意不接电话——我听刘波说的。去年春节回老家，我们遇到。刘波经常在苏沪两地来回跑。“现在生意不好做，手头确实没有现钱。”刘波跟我解释，大约也是希望我代为转告。“堂堂大会计师，挣钱应该不少，怎么会缺呢？”刘波表示不解。

其实我现在也不太了解李徽，不错，我们是闺密，但闺密就互相了解吗？我甚至觉得，人与人之间的了解简直比登天还难。就算同在一个屋檐下，了解也是困难的，比如，就像此刻，面对在书房里关着门、戴着耳机、沉浸在游戏中的思安，我无能为力，也百思不解。我无法拉他下来，无法走进他的心里，我甚至找不到和他对话的通道，我们仿佛是来自两个次元的人物。这个家对他来说也许只是个寄居的壳，有时看他——我的儿子，就像看一个熟悉的陌生人。

“女儿要报名念小学了，很高的一笔学费呀。”李徽焦急地说，口音带点上海腔。

尽管我和李徽同龄，但我有时竟产生两代人的感觉。思安已经大三，她女儿才读小学。人生中我唯一觉得幸运的是赶早生了娃，看到周围焦虑的妈妈们整天赶着孩子上各种培训班，在微信里天天打卡，被学校班级群发布的成绩信息搞得天天惴惴不安，我不由得松一口气，尽管今天的思安也让人操心，但好歹过了陪读这一关。今天下班时，从沃尔玛超市顺便买点纸巾、洗发水和排骨，结账时，我前面排着一位大叔，收银台摊着他一大堆东西，其中有大小两只塑料恐龙玩具，由于玩具不知怎么没贴条形码，打不了价，只好搁下不买了。身边的小男孩哭得地动山摇，口罩扯在鼻子下面，一双小手不停地扑打着他爸，这位老兄一边结账，一边哄骂，最后抱起不肯挪步的儿子狼狈而逃。

我庆幸自己过了这一阶段。生孩子真是赊本的买卖，好好的人生给套上了枷锁，再无自由可言。

看着李徽的万里长征才开始起步，不由得心生同情，一把年纪了，她身体并不是很好，腰椎肩椎都有问题，以前在庐城，时不时都要做一下推拿，也向我借过钱。那个时候她的花销就比一般人大，说起来我都成她的资深债主了，没想到这债权关系延续到了现在。

她女儿上的是私立小学国际班，一年要交二十多万学费。这些年李徽不断找亲友借钱，从她女儿上幼儿园开始，她走的就是一条贵族路线。我很奇怪，幼儿园也就罢了，义务教育是免费教育，为什么不去读？

“上海好一点的家庭，都送孩子上私立学校啊。”李徽反而奇怪我的问题。

我真的不了解她，当然，我也费解这个时代。曾在哪里看到过一篇报道，上海有个两岁半的小孩得了斑秃，半夜总频频惊醒，妈妈一开始以为是缺钙，赶紧买来补钙剂，吃了以后不见好转，头发照样成片地掉，后脑勺形成好几个铜钱大小的秃点，去看医生，才知道是患了斑脱。医生也奇怪，这种疾病多是成年人因压力大才得的，现在虽有年轻化趋势，可是还没接诊过这么小的孩子，再一问才知道，上海好一点的幼儿园竞争很激烈，都要参加入园考试，家长为了能让孩子顺利通过，一口气报了英语、钢琴、数学、绘画、主持五个培训班。每次孩子淘气坐不住的时候，家长就威胁说，你再不努力，就上不了幼儿园了。孩子着急怕上不了学，终于顶不住秃了。

我不由得感叹，深圳虽然也是海外留学生大户，可比具有崇洋传统的上海还是要好点。思安千不是万不是，到底也算是帮我省了一笔钱。

我上次借给李徽两万，她还没还，现在又开口。她倒不会赖账，记得清清楚楚，说等有钱了一起还我。（她的信用记录还是良好的，尽管时间会让人民币贬值）我自然相信她的偿还能力，上海某财务公司大会计师，标准金领。她老公是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毕业，在银行上班。可即便这样，钱还是不够用，在上海，一套房子就让他们成了房奴。

李徽学的是财务，按理说应该很善于理财，但她更惯于花费。曾经还在庐城的时候，我俩遇到一个学中医的会看手相的人，他就说李徽手缝大，漏财，存不住钱;而我正相反，手紧，天生节俭。也确实，当年李徽就是月光族，常要向我借钱周转，那会儿我已经毕业，在一家合资企业。她在郊区的一家中学一边工作，一边苦读，准备考研。李徽是个有野心的人，一心向往大城市，也算如愿以偿了。

两年前，我路过上海，李徽在淮海路的星巴克请我喝咖啡。她是星巴克忠实消费者，以前在庐城刚有星巴克的时候，她就成为第一批会员，她热衷于那里的氛围。

十月下旬，上海最好的季节，桂花的香气不时地从某个角落溢出来，很醉人，令我想起故乡的味道。我们沿着湖南路闲逛，经过赵丹旧居，午后的阳光透过茂密的梧桐树，洒下金币般斑驳缤纷的光影。李徽戴着一顶镶嵌着黑丝绸边的草帽，波浪般的长发披垂着，很洋气。李徽终于生活在她梦想的大城市，成为她梦想中的样子了。

李徽喜欢戴帽子，有檐的、无檐的，草帽、丝绒帽，不一而足。当然，实事求是地说，帽子对她来说倒不仅仅是装饰，还有保健之用，她有偏头疼的毛病。我猜想，是不是也和小时候烙下的阴影有点关系。

2

那一年不知为什么刮起可怕的妖风，学校里的女生们头上大面积地滋生虱子，米虫般大的褐色生物，在头发丛里爬来钻去，奇痒无比，据说还能飞，从一个女生头上飞到另一个女生头上。“三月三，虱子飞过山”，坊间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被头皮滋养得黑油油的肥壮虱子繁殖能力超强，生出一窝一窝的小崽子，白花花布满在女生的头发上，看上去像早衰的童女，捏一个“啪”的一声脆响。染上之后，很难断根，头发怎么洗都免不了还会有。女生们对生有虱子的人退避三舍。其实那会儿大多数人都未能幸免，只不过有多少之差和显隐之别。隐在发丛里的虱子，假若不听话爬出来，恰巧被人发现，那就坐实了这件丑事，虱子主人立马灰头土脸，像得了难以启齿的麻风病一样。

我不幸中招，被当众揭发了。刘永红惊呼：“大家快过来看啊，宋小青头上有虱子，看啊，还在爬呢。”女生们纷纷围拢过来，朝我头上盯去，指指点点，我惊惧羞愧得恨不得找一个地缝钻进去。不晓得什么原因，刘永红小小年纪，就有一种天然独特的本领，能做带头大姐，会拉拢大多数，孤立某一人，她用的词叫“搞臭”。这个词从我们上一辈那里继承来的，听了叫人闻风丧胆，大家都不敢得罪她，怕被“搞臭”。其实，我也曾亲眼看见过她头发里有虱子，可是，我不敢像她那样指出来，谁有胆量说她呢？估计别的同学也看见过，但没有人说。没人说就等于没有，她可以居高临下地揭发别人。

“真脏！”“好恶心呀！”女生们捏着鼻子窃窃私语，她们像躲避瘟神一样地从我身边跳开，和我原来关系不错的同学也不敢靠近我了。

当天晚上，妈妈买来烧酒给我洗头，然后用旧毛巾严严实实地包着，捂了一宿，我感觉整个脑袋都要给点燃了。这个时候谁要是不小心丢个火星，我就完了。许多次我想象自己顶着一个火球在大街上狂奔。

第二天我带着未散尽的一头酒精味惶恐地到班上，依然可以感觉到同学们异样的眼光，比浇在我头发上的酒精还灼热。

体育课自由活动，刘永红召集一帮人玩丢手绢游戏，大家围成一圈，同声高唱：“丢，丢，丢手绢，轻轻地放在小朋友背后，大家不要告诉他，快点快点抓住他。”一个同学在圈子外面拿着手帕，歌声结束，看看手帕放在谁背后，谁就替代那个人起来跑。

我被排除在游戏之外。

这种被群体孤立的恐惧感，一直到很久以后都伴随着我，使得成年之后的我对集体聚集本能地排斥，特别是对聚集中那神气活现、指点江山、喜欢当众臧否人物的大哥大、大姐大退避三舍。印象中，他（她）们专门会让弱者、瞧不顺眼的或者不跟从他（她）们的人难堪，下不了台。我从前单位有个女上司，她家但凡有个什么事，大家都争先恐后、趋之若鹜地前去表示慰问祝贺，我憷于表达，也不合群，从未随过份子。女上司有时来职工办公室亲民巡察，一个一个格子间打招呼问候寒暄，经过我身边看也不看，好像我是透明物。这种被冷落孤立的感觉令我想起小时候，童年的影响宿命般地影响至今。

我默默地缩在一边，忍着就要流出的泪，时间变得漫长而难熬。

这时，李徽走了过来，她手里攥着五颗小石子儿，小心翼翼地问：“要不要玩抓子儿游戏？”

我羞愤交加，被她搭讪比独自待着也好不了多少。

丢手绢游戏没有她，什么集体游戏都没有她，跳房子、跳绳、跑圈……她都不参加，我从来没想过，也没留意过她的感觉，她基本上是被我们忽略的。有时瞥见她一个人待在一旁，心里会涌起一股莫名的庆幸感，幸亏自己不是她。

李徽那时候瘦瘦小小，皮肤黝黑，嘴角边有一颗小小的凸出的肉痣，被刘永红称为“好吃痣”。李徽性格孤僻，又有点死脑筋，刘永红曾恩赐地让她扮演矮人国里托着公主衣服的仆从，她不肯，习惯了别人服从的刘永红在李徽这里碰了钉子，从此开始冷落她，别人自然跟着不搭理她了。李徽总是独来独往，偶尔我瞧见她手里捧着本小人书，安静地看着。她倒还挺不屈的，一个人走路的时候，头昂得高高的，尽管她那么矮小。

“她妈是菜农，她爸投机倒把，给抓过的。”这是刘永红爆出来的料，也不知真假，大家更加瞧不起她。

五颗小石子，磨得光滑溜圆，平常我们玩的石子棋都非常粗糙。

“五彩石，我收集到的。”她眼睛里闪烁着友谊的渴望。

我接了过来，在手里摩挲，我俩就在一旁玩起石子棋来，我头一次见到李徽笑，她的牙齿很白很整齐。

在那些被孤立的日子，李徽和我结成了同盟。

我的耻辱刚刚过去不久，李徽的灾难便来了，还是虱子惹的祸。她妈妈比我妈行动更绝，干脆给她剃了光头。李徽原本拥有一头浓密黑发——被刘永红嘲笑过“懒人顶重发”，乱糟糟的，篦子都篦不通。这大概也是她被认为很脏，不配和大家一起玩的原因。如今一根毛都没有了，光秃秃的脑壳像发亮的青瓜皮。

我不知道李徽怎么还有勇气来到学校上课。一首打油诗在班里响亮地传唱开来：“秃子秃花瓢，挂在树上摇，秃子想戴花，摸摸头上没有毛，想想真无聊。”

大家笑坏了，想想吧，一个女生剃了光头，多刺激啊！我心里五味杂陈，一方面由于李徽成功地取代我成为大家攻击的靶子，心里暗暗松了口气;另一方面，又十分同情她。但我不敢公开表示我的同情，那个时候，刘永红已经向我示好，我被重新拉进革命队伍，可以参与丢手绢游戏了，如果这个时候我不知好歹站李徽一边，简直就是公然挑战刘永红的权威，自绝于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