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情大街 - 河狸期刊网

（一个人写给多个地址的一包信件）

六声长铃

特维尔大道四号

我想，没准儿是三号

四楼，左边

我是在沿着那个狭窄阴暗的楼梯间曲折而上时认识您的。在一间公寓的告示牌上——白底红框——您的姓氏写在最底端。但是我忘了，请原谅，我只记住了您是六声铃1。这足以说明问题。一座公寓里最尊贵的住户总是选最短的铃声。他通常是某位领导，一个随身拎公文包的人。他可没时间去听、去数铃声。在听觉经历第一声金属震颤后，他就不再数了，而是回到他那堆表格和报告中。响两声铃的人已经不再是拎公文包的家伙，而是在公文包底下讨生存的人。他是次一等尊贵的人，享受额外配给，但是他无论做梦还是醒着都在工作，夜以继日。至于六声铃的房客，就无足轻重了。一个很能忍的家伙，因为忍耐而被人接受。事情就是这样。而且我知道，您耐心地数六声铃，如此顺从，所以您也可以把这封不请自来的信从头读到尾。实际上，这是我对您的唯一请求：能听我讲完。

我被一种可称之为“书信狂躁症”的怪病缠上。怎么回事？它大约起于两年前，那是排长队买伏特加，开始用邮票兑换零钱的时候。我开始喝酒。您问我为什么酗酒？为了对现实保持清醒。我老了——头发灰锈，牙齿也垢迹斑斑，而生活依然年轻——因此，我必须被冲刷掉，我像一个污点，须用烈酒洗净，事情就是这样。

那时，我的每一天都这样开始：我早早起床，走到街角去等待，像一只松鸡猎人守在交配地点。很快（但有时也没有那么快），从某个十字街口，一辆载满木条箱的运货马车会出现在眼前。在板条箱里，软木塞和玻璃瓶里藏的是酒精。从寂静中被唤醒，我会跟着那辆马车——无论它在哪儿转弯——直到它停下来卸货。我感觉自己是在跟着一辆灵车，我的遗体就躺在那弹簧上。

但那不是重点。重点是，因为硬币匮乏，别人会用邮票来为你找零。作为一个深居简出的人，一个因孤独而与其他所有人隔离的人，他拿邮票做什么用？这些黏糊糊的锯齿状小矩形代表着交际、灵魂伴侣、经常黏在一起的人。我积攒了一大堆邮票。它们堆放在我桌上一角，不碍事。它们向我要求工作，要求意义。有一天——当时我已经半醉了——我从邮票边缘撕下一个个锯齿，决定（您知道，我们这些醉鬼并不吝啬）给一张邮票一点儿快乐。

但写信给谁呢？无人可写。也没有一个信封、一张信纸。即使这样，我还是起草了第一封信，将这张纸折成一只小船，贴上一张邮票，写了个地址：寄给第一位发现它的人。接着我能做的就是打开小窗把信扔出去，就像扔进邮筒的小槽口。

所以，事情就这样开始了。我们——我的共同执笔者，伏特加和我——逐渐养成了写信的习惯。这是一种饮完烈酒后喝的饮料。我无意冒犯您。再说，您这位六声铃先生不容易被激怒。顺便问一下，第几声铃响会让您兴奋？第四声？还是第五声？如果您是男性，您瞧，那么您是在等她；如果您是女性呢，那就是在等他。而我，我年纪大了，不再等任何人。我唯一的访客是那该死的东西：它已深深浸入我的灵魂，它那无眼的盲目已深入我的眼睛，它的冰冷进入我的血液——我宁愿……但是为什么说这些？酒瓶空了。我得出去再搞一瓶。在路上，我会将这封信放进邮箱。不久，他们也会将我放进一个盒子。再见。或不如说——永别。

任何人

阿尔巴特街五十一号三楼

右边入口旁

左边第一个窗户

我故意贴了六倍于必要数量的邮票——我这里有这么多，可以把它们扔给风了。幸运的话，邮差会被感动，而不是被这怪异的地址吓到。

至于您，公民，无论您是谁，我只知道：您所在的那幢楼的楼门上方有个号码——五十一，深更半夜，当黑暗穿过天顶，您那幢可笑的圆形建筑的一百扇窗已经熄灯，只有您的窗还亮着，它的光藏在白色窗帘后面。

我知道这些是因为我喜欢夜间出去散步。您和睡眠显然不是朋友。当每个人都停止了白日的思虑，大脑的半球处于分离状态时，您仍在追随自己的思绪。我也是。我们这类人正好做伴。在众多的结拜弟兄中，有一种叫作“蜡烛弟兄”。

这是一种古老的风俗。当有人连买一根蜡烛的四分之一戈比都没有时，他们会合买一根，一起举着它，手指触着手指。好了，你和我就是蜡烛弟兄，思想永不黯淡的挚友。尽管我们素不相识，从未见过对方，也永远不会相见。

继续吧，我喜欢夜间散步。白天——空间被阳光充满，迷宫之城被转动的车轮和呆板的脚步塞满——时间几乎难以察觉。它只是空间的影子。但夜晚降临，死的活的都静下来，阴影便代替事物浮现，把它们赶入梦里，赶入影子般的生活。空荡的街道上方，钟表圆盘发出微光。而时间挥动着它们的黑色指针，恰如我此刻挥动我的笔尖，将其思绪刻写入黑暗。

我们的时间是时间中的时间。我们放弃攫取空间和吞并领地1。但我们攫取时间，吞并一个时代。必须仔细详尽地研究这种新的社会财产。我会尽自己最大努力来做这个。

亲爱的从不熄灭的窗口，我常常站在街对面的人行道上与你交谈。没有人打扰我们，除了醉汉偶尔的说话声和迎面而来的夜车轰隆声。此刻，时间对我显现，一会儿像分秒的旋涡，一会儿像倾泻而下的瀑布——泻入未来。如果这分秒之风强劲得足以吹飞我的帽子（顺带吹掉别人的脑袋），这是否意味着我该向革命鞠躬呢？我所有的想法鼓点般落到这个问题上——如水滴落在石头上。

现在，一个人必须高举着自己的灵魂生活。生活水平已上升到如此程度，几乎到喉咙眼了。一个人很容易溺死在那些意义中。但如果一个人的灵魂随着年龄而弯腰驼背了，该怎么办？或者这个人本来就驼背？该向——就像老话说的——自己的坟墓求助吗？2我想是的。

您从不回答我，窗户。您的灯光也不说话。尽管前几天，我相信我收到了您的（而不是别人的）一句简短的回音。这行字以圆圆的金色字母写在一块小黑板上：出门时关灯。

寄给：邮差

邮差同志，这封信不会增加您日常行走的步数，也不会使您的邮袋重一盎司。我只是担心，出于携带信件的习惯，您会把这些字行也带回房间。相反，我建议您，立刻打开这封信，读完它，扔掉，扔进最近的垃圾桶。

我非常重视邮差的劳动。在我看来，这工作非常值得尊重。然而我坚持认为——请别发火——没有一封信曾经抵达过任何人，或任何地方，以它完整的形式，以它终极的意义。

当然，我无意对邮差的工作有丝毫的中伤。邮差负责任地敲门。然而敲打一颗心，敲啊敲，直到心听见——那可不是信件传递者的职责。

邮差递送一个信封。但是我向您保证，盖着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邮戳、被投递到莫斯科的那封信，它前方的旅途比身后的更漫长。

我们已经消除（或者几乎消除）了文盲。非常好。谁会有异议？然而，我们在消除精神文盲方面有何成就？我们所有人都借助音节来彼此理解，只是勉强而已；我们不知道如何去阅读别人的感受，以及藏在词语里的本质。

然而，我在您这位偶然的收信人身上猜到了被伤害感，或无聊感，而这种感觉随时会让您把我的信扔掉。再耐心读一两行吧。您瞧，随着墨池里的墨水一滴滴耗尽，写信人却被一杯杯的伏特加灌满。我猜，您也不总是酒不沾唇。为您的健康干杯！不久前，喝了两瓶后，我写了一张明信片给上帝。我是这样写地址的：“寄给上帝。本人收。”我对神发誓。当我出去找第三瓶时，顺便把明信片扔进了邮筒。等到我睡足觉、醒了酒后，我忘了它，但它并没有忘记我。两天后，这张明信片返回来，盖着“地址不详”的戳。谁还说我们邮政的效率不高！为您干杯！

我们在谈论什么？哦，对的，信封。思想恐惧太阳：让这杯，如人们说的，离开我。接下来，我似乎是浸在自己的酒杯里了。我眼前浮动着涟漪和舞动的斑点。是的，一个想法先是住在某人的头冠下面，在一个骨头信封里，接着到了一个纸信封里。和穿透那层骨头相比，剥掉——懂吗，剥光——那层纸皮肤直到……这更难！见鬼，我的想法像醉汉一样摇摇欲坠。墨水池怎么在地上。墨水池！够不到了。我的笔……

不知情大街十六号一号公寓

不知何故，酒水商店十一点钟才开始营业。我十点钟出门，只好四处闲逛，直到他们打开铁栅栏。我先是走到瓦古尼金山，在那里的无顶小教堂1旁立了一会儿。下方曾经是一片光秃的沙滩，现在变成了令人愉快的花园。仔细看，越过莫斯科河和别列日斯基1，你能看到布良斯克车站的黑色钟面。它的金色指针拖拽分钟转动，犹豫而费力，像一个同时扛着两位乘客行李的搬运工。一阵风起。我转身背向风，走向瓦古尼金巷。一阵七弯八拐——我发现自己突然置身于一条陌生小街，街上排布一两层的楼房。它和别的街没什么不同，除了名字——蓝底板上写着白色字母：不知情大街。

您，我这封信的收件人，还没在那里。您不在那里，是因为这街上只有十四栋房子，十六号还在一砖一瓦地建造。我不想让这封信过快抵达，就让它和我此刻正想象着的未来一起出现在您眼前吧。

不知情大街：只有十四栋半房子，有那么片刻，我觉得它会一直蜿蜒，穿过整个俄国，而它那些像我这样的不知情和不情愿的居民，不计其数。我们都住在历史的不知情大街上。

我们做了什么，以促成它的到来？2——您知道我在谈论什么。我们顶多只能大声呼唤它，就像过去的村民以春日之歌呼唤春天。我们的春日之歌确实缺乏点春意。然而，到来的春天惊艳地年轻，一个名副其实的春天。它的花朵对我们的眼睛来说过于鲜亮了。于是我们就把眼睛藏在护目镜3后面，“生活不是玫瑰花畦”——但那正是我们想让它成为的。正当其他人以肩扛起石板一样沉重的日子，为革命铺路——不折不扣的巨人之路，我们则撕下日历轻盈的纸页，只是时不时地瞥一眼，看太阳走了多少分秒，或看向我们撕下来的那页推荐的晚餐：面包丁浓肉汤还是小龙虾汤。

好吧，不知情大街上能有怎样的庆祝活动？不知道。怎样的欢乐？“意外的”，恰如勃洛克的一个标题所言。4然而，一个人只能活在期待中。二手的存在几乎等于不存在。我们所有人都不切题。还有什么比这更荒诞呢？但为什么现在要谈这些。

寄给邮票上的人

我看到你在微型绿纸窗里。你的肩膀伸出了锯齿状边缘，头颅高昂，戴一顶布帽。5此刻我正将你粘到寄给你的这封信上。我是一个无法坚持任何一种事业的人，一个乱了套的人，混乱之人。但是闭嘴吧。

我嫉妒你。你的职业是高尚的：即刻奉献你的生命——不是按分秒，也不是按小时；不是零星奉献，而是整个的。你以你的尸体来捍卫属于你们的东西。事实上，我也是一具准尸体。因为只要我活着，就会挡了你们夺取属于你们的东西的道路。我被除掉，这合乎逻辑。除了逻辑，还有……

当它1刚发生时，我和别人一起，和你一起，尝过它的风头。我参加投票、集会，发表演说，总而言之——我尝试了所有的可能。但是有一天，一位工人——他的脸看上去和你很像——听了我的演讲之后说：“你把二月的精神偷换入十月的事业了。”2那让人很受伤，我感觉受了侮辱。但让我更感侮辱的是：他说的是真的。

当然，除此之外还发生了很多事。我终于明白，无论我做什么，事情都是自行发展。我于是放任其自流。毕竟，为什么要给运自己的灵车轮子加一根辐条呢？我渐渐远离人们，同酒瓶为友。我不醉不休。

如今，我们院子里的小男孩们，无论什么时候看到我，都会大喊：“红鼻子叔叔！”好吧，有个红鼻子总比被人牵着鼻子好些。你觉得呢，邮票上的人？

永不熄灯的窗

右手边入口旁

阿尔巴特街五十一号，三楼

窗户，我又来了。你一定是一位作家。不然谁会整晚都坐在灯前？老实说，我不喜欢我们的作家。他们几乎都一个样，写千篇一律的东西。生活抛出了一大堆的主题，一种主题坐在另一种主题上，挥舞第三个主题的鞭子。但是他们害怕主题。其中一个主题是：我们尚未成为自己。有道理。然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