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回蒂华纳

一

你永远不应该返回犯罪现场。但是，要是只有当你返回现场时罪行才存在呢？

五月的那个下午，我重回蒂华纳的“红灯区”〔此处原文为zonas de tolerancia（直译为“宽容区”）。拉美不少城市内都划有此区，在区域内，性交易等行为均为合法。蒂华纳的红灯区位于该城市北部，比邻边境墙，也称为“北区”（zona norte）。这个区域也是蒂华纳老城的中心，色情产业发达，脱衣舞厅众多，街边也有许多招揽生意的站街女〕，脑子里一定在往这方面想。早在美国人开始谈论包围该区域的“墙”之前，我就已经探访过那里。缩手缩脚的阳光轻轻擦过一间间酒馆的门，窥探着嘈杂小巷的秘密，抚弄着年轻女孩浓妆艳抹的脸。她们兜售着自己，身边有醉汉，有穿制服的警官，也有仰仗丰富的经验、不以娇羞取胜的女人。我在那个迷宫里晕头转向，心知是在找一些自己并不想找到的东西。开放式结局的书最危险吗？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尤其是，我写的就是这样一本书。

阿根廷作家里卡多·皮格利亚〔里·皮格利亚（1941—2017），阿根廷小说家、评论家，20世纪西班牙语文坛最重要的作家之一，曾获有拉丁美洲诺贝尔文学奖之称的罗慕洛·加列戈斯文学奖，代表作包括《人工呼吸》《缺席的城市》等〕在《初始形式》中写道：“艺术让我们始终对体面的结局抱有幻想，然而，生活是没有结局可言的，生活里只有悲剧、分别和失去。”这句话一语道明了我一直以来的一个模糊念头，也因如此，我在《别回来了》一书的最后一章中引用了它。《别回来了》是一本记者手记，讲述了我在蒂华纳遇到的那些被遣返者的故事。在蒂华纳做调研的几年时间里，我好几次差点丢了性命，有过患难友情，也曾跨越自身局限的边界，按照皮格利亚的说法，我经历了“悲剧、分别与失去”。不是这样吗？我在这座被“墙”所伤的城市里目睹过太多“悲剧、分别与失去”，只是，如何一一对应呢？边境地区不存在任何泾渭分明的界限，取而代之的是奔流不息的交换，混杂不休的生命，每个人的肖像都明暗交织，抗拒清晰的笔触。边境需要与他者的相遇；这就是它为什么总要诉诸我们的感性，最终将我们分割成实然的部分和或然的部分。它是一个中转之地，通往我们最好的和最坏的自己。一旦抵达这个中转站，何为“悲剧、分别与失去”完全取决于我们每个人是在怎样的舞台布景中学会认识自己：是一座桥，一面镜子，抑或是，一堵墙。

这一切或许听起来隐喻感十足，但我在查瓦神父慈幼会救济所（蒂华纳的查瓦神父慈幼会救济所开设于1987年，专门为生活在美墨边境上的难民、非法移民、无家可归者提供食物，据不完全统计，每天有两千余人在这里领取食品果腹）里对此有过切身的体验。在蒂华纳，这是为数不多每天给被驱逐者（其中不少都已无家可归）提供一顿免费餐食的地方。二○一五年以来，我曾多次去那个救济所（距离隔开蒂华纳和圣迭戈的那道三层栅栏只有几英尺远）采访被美国驱逐的人——这样的人每天都有一千多个，每天早上到救济所寻求热汤、面包和一些近乎安慰剂的东西。很快，我从他们的口述中得知，事实上，被遣返者从美国那边一过边境，就会遭到墨西哥当地警察的逮捕，因为当地警察知道他们身上携带美元。自奥马巴政府时代起，平均每十分钟就有一个墨西哥人被美国驱逐到蒂华纳，这里的官员无法抗拒如此唾手可得的诱惑。如果遭到那些被遣返的同胞反抗，执法人员就会没收他们的证件，甚至是施以殴打和恐吓。用不了一刻钟，就能把一个从美国遣返的人变成一个在墨西哥的无证移民。他们没有证件，远离家人，受到警察滋扰，而且大多都是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所以无法找到工作，为了维持基本生活需求——比如食物，避寒的处所，睡觉的地方——身上的钱很快就用光了。

二○一五年冬天，一个寒冷刺骨的早晨，几次采访受挫后，我在查瓦神父慈幼会救济所里遇见了玛丽亚·德拉鲁斯·瓜哈尔多·卡斯蒂略，五十七岁，自一九九九年起就在美国的圣迭戈生活，直到一起家庭暴力事件导致她被扣押遣返。玛丽亚·德拉鲁斯一只手紧紧抓着一顶脏兮兮的羊毛帽，另一只手攥着两个塑料袋。她坐在我旁边，驼着背，看起来病殃殃的。没人能说服她放下手里的东西，或许是因为她害怕自己本就不多的财物被更加绝望的人抢走。她小声告诉我，她的伴侣是个酒鬼，还是个有妇之夫，这两件事加起来，她那几个住在瓜达拉哈拉（墨西哥第二大城市）的兄弟无法接受，拒绝收留她。“他喝多了就追着我一顿打，”她告诉我，“冰箱里除了啤酒没有别的东西。我告诉你，我在男人手里受过很多虐待。就因为各种喊叫啊噪音啊，说我闹事，有一天就把我送到那帮‘冰’人〔‘冰’人指的是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mmigration Customs Enforcement）的工作人员，该机构的缩写是ICE，在英语里是‘冰’的意思〕手上了。”我立刻想要了解更多情况：她什么时候去的美国？为什么要去美国生活？有人帮助她吗？她打算怎样在一个陌生城市生存下去？不过，她有别的需求要说。还没等我发问，她就抢先开口了：“小伙子，你跟我说说看，你能帮我找到女儿吗？”

我去蒂华纳是为了给自己已经开始做的调查报道搜集证词，并不是去帮助某个特定的人。可是，如果我不向如此亟需帮助的人伸出援手，我的调查又有什么益处呢？玛丽亚·德拉鲁斯从手中一个塑料袋里取出一小沓皱巴巴的纸片，抚平，摊在桌上：这些碎片就像一块块拼图碎片，不确定会拼出怎样的未来。在一张出租空房间的广告页背面，她用铅笔记下了圣迭戈一家医院的电话号码，还有一位医生的名字，她生病的儿子就留在那里。她另有一张纸头上写了住在坦帕（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港城市，外连墨西哥湾）的大女儿玛丽亚·埃莱娜·马尔蒂内斯的电话和邮箱地址，可是找不到了，所以才想找我帮忙，她想让女儿知道自己现在的住址及处境。

如今，我意识到边境会暴露一个人身上最好和最坏的一面。它曾经将一个挑战摆在我面前，看我在自感没有准备充分的情况下是否会伸出援手。当时，我觉得自己义不容辞，必须迎接这一挑战，而此刻，我也感觉自己必须说出自己的所见所闻：那个五月的下午，我迷失在蒂华纳的“红灯区”，唯一能确信的是我写了一本开放式结局的书。

二

二○一五年，一个下着雨的早晨，我在友谊公园遇见了爱玛·桑切斯。所谓友谊公园，其实是蒂华纳边境墙的一段，虽然架设了双重栅栏，而且到处都能看到阴沉着脸、神色警惕的边境巡警，每到周末，这里还是会变成双边相聚的场所。每周日，爱玛都会穿着非营利组织“梦中母亲”的粉红T恤衫来到这个公园，在围墙边上等着，看看会不会有孩子被留在“那头”的母亲前来寻求帮助。多年前，她接受过其他境况相同的女人提供的帮助，那些女人被美国驱逐出境之后，像她一样，加入了“梦中母亲”这个团队。

友谊公园是一个奇怪的地方。那道将孩子与父母隔在边境两边的栅栏穿山越岭一直延伸到海里。在公园附近，你可以听到邻近餐馆里传出昆比亚音乐，沙滩派对氛围的假象之下，是铁栏两侧无处不在的悲剧，无法实现的拥抱，以及不愿示人又无从藏匿的痛苦。游客们以栅栏为背景自拍，举起啤酒瓶相碰，在破碎家庭、政治仇恨和社会崩坏组成的风景里闲逛。任何人从海边走到公园，一路上都会听到各种的低语声，谈论着失业，兑现不了的承诺，过早的妥协以及无从实现的梦想。遇见爱玛的那天，我在墙根底下碰到了带着街头乐队来庆祝生日的一家人，一群为美军打过仗仍难逃被驱逐命运的墨西哥裔老兵，还有一个憔悴的男人，胡子三天没剃，正在等待与自己留在“那头”的家人见面。

“我今年三十九岁，二十九年都是在美国过的，”这个男人告诉我他叫大卫·迪亚斯，来自普埃布拉（墨西哥第四大城市），“我很小的时候就跟着家里人从鹰巢（隶属蒂华纳的一个边境社区）穿过边境。现在我把妻子、四个孩子，还有一个孙子都留在了新泽西。”

大卫给我看了钱包里的家人照片，然后简要地介绍了自己的经历。他一直在搬家公司上班，还加入了教会，从来没在当局那里惹过事儿，直到两个月前被驱逐出境。“他们抓我是因为假驾照，”他坦白道，“律师跟我说这种违法行为通常就罚个款，不会驱逐出境。可是现在我还能怎么办呢？等着呗。她说可以给我搞到四年缓刑。”

“那么，在等待的过程中你打算做点什么？”

“我必须在蒂华纳等着，一直等到可以返回美国为止。没有其他办法。我要是离开这地方，还怎么和家人见面？我刚被驱逐的时候，一走出入境口岸，就有几个五旬斋教会的弟兄上前来招呼我，现在我就在他们那里做工，修修东西，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到了周日我就跟着他们一起来公园这边，尽我所能帮帮忙。”

“可是你也需要帮助。”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帮助，谁不需要呢？说不绝望是不可能的。你简直无法想象这么多天、这么多个月见不到家人是什么感觉，而且没人告诉你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他们。每天晚上睡觉前，我都扪心自问，我做的事情真的那么严重吗？来公园这边对我是件好事，你明白吗？让我觉得不只是我一个人这样。”

大卫旁边不远处，爱玛在距栅栏几英尺的长凳上坐着。她身材娇小，一双深色的大眼睛，友善且迷人。她是那种一旦有人问起年龄就会微笑着转换话题的女人。“很多”年前，她会这样说，她出生在墨西哥米却肯州的阿帕钦甘，在瓜达拉哈拉长大。后来，她移居美国加州的维斯塔做牙医助理。在加州，她每天去学这个新国家的语言时，都会路过一家修理厂，最终与她结为伴侣的男人就在那里上班。她不会说英语，他不懂西班牙语，但爱情引领着两人从约会到结婚，再到三个孩子相继出生。“我的丈夫负责处理所有的文书事务，移民局的预约信过了很久都没寄到我手上，可能是因为我们更改地址的事情他只通知了邮局，没通知移民局。”她解释道，“结果，二○○六年我从华雷斯城（墨西哥北部城市，是该国暴力犯罪和毒品交易最为猖獗的地区，与美国得克萨斯州的埃尔帕索隔河相望）出境，被要求说明情况，我才得知自己的签证已经失效，十年内不准入境美国。我们像被炸弹击中，一时间手足无措。我的丈夫只得自己回维斯塔，而我先是去了瓜达拉哈拉，后来又去了洛斯卡沃斯（墨西哥海滨小城，位于下加利福尼亚半岛最南端。是知名的度假胜地），在一个兄弟那里住了一阵子。后来，我的丈夫在蒂华纳给我租了一个小房子，这样他就可以来看我了。从那以后，我就待在这里了，没有家人，身边只有‘梦中母亲’团队里的朋友。”

“你别的亲人都在墨西哥吗？”

“他们从来不给我打电话。我有一个阿姨在美军服役，她告诉我只要她还在当兵，军队就禁止她靠近友谊公园。那次对话之后，她就把我从‘脸书’好友里删掉了。她不想让人知道自己有一个我这样的亲戚，仿佛我的存在很丢人。我在美国的孩子和丈夫就是我的全部。我的丈夫是一位从海军退伍的老兵，每周日或者每隔一周来看我一次。不过，他最近刚做了开胸的心脏手术，身体状况不允许他这样频繁地旅行。我跟你说，当时我申请了人道主义签证，想陪他做手术，也被拒了。他们告诉我，他们不会给我发签证，除非我的丈夫已经死了或者快要死了。”

那天早上我到友谊公园的时候，心中怀有隐秘的希望，想要再见到玛丽亚·德拉鲁斯。自从上次在救济所说过几句话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她，我想她可能会出现在栅栏附近，每周日都有不少被驱逐者去那里见社工。要是能找到她，我就可以把她介绍给爱玛以及“梦中母亲”的其他成员，这些行动者能帮的忙比我多得多。那天我等到很晚，一直在找她，但是最终也没有见到她的身影。没有工作，没有证件，没人帮忙，被驱逐者长期生活在无家可归的边缘。一旦他们开始睡在大街上，再想找到他们就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们暴露在暴力、虐待与贫穷之下，甚至在日常面对的风险中都不一定能活下来。有的人，比如大卫·迪亚斯，寻得了教会的帮助。有的人，比如爱玛，和帮助过自己的人并肩作战。但是，更多的人，就像玛丽亚·德拉鲁斯那样，变成了其他人看得见却没有真正看见的幽灵，变成了攥着塑料袋的灰影，片刻闪现之后，那堵冷漠之墙就让他们再度消失了。

三

爱玛·桑切斯和丈夫迈克尔——他身上的军装有点紧——一起参加了《别回来了》在蒂华纳的新书发布会。活动在蒂华纳文化中心举行，那是五月中旬的一天，天气比往年同期更冷。他们一起进来的时候，我正在台上。我们向对方微笑了一下。当时我想，这样的致意方式是否才是这本书真正的结局，毕竟，它在讲述一个不断变化的故事时，尽可能想要像皮格里亚说的那样，“始终对体面的结局抱有幻想”。直到此刻，我写着这篇文章，才意识到书的结局还没有写完，一如所有那些尚存一点希望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