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者

一家市级文学刊物的编辑部，一大两小三间办公室，男女老少十几个人，有早年出名的诗人主编，有忙于评选职称的编辑部副主任，还有通过寒窗苦读刚跳出农门的年轻人……他们将上演怎样的“编辑部的故事”？从天而降的桃花运，神秘的白富美，怪异的微信新友……当一切水落石出，谁才是真正的幕后钓鱼者？

我们办公室

这一阵冷空气接连南下，太阳似被冻住了，一直无法钻出地平线，天因此阴得像个冰窿。不知跟天气是否有关，王惠看上去心情不太平稳，嘴角经常向下，黑眼圈也深浅不一地浮起，与两颊密布的雀斑配合起来，像两块淤泥贴在鼻梁两侧。她是我同事，严格地说算是入门师傅。七年前我硕士毕业进杂志社时，王惠还是一个刚刚结束哺乳期的年轻新妇，未完全缩回常态的双乳，水分饱满地在前襟下不安分地动荡，清香四溢。“王惠老师，请您……”我的发问总是这样开始，开口时两道目光仿佛都加固了钢筋，又直又硬地牢牢局限在她脸部，绝不敢往下移半寸。四年名牌大学本科，三年现当代文学研究生，在二本毕业的王惠面前仍然像只未开化的小雏鸟，必须从给她当助理开始，先是筛选自然来稿，然后把选中的稿子粗编一遍，写出评审意见，呈上，再然后替她完成一校二校，她三校过后，核红也还是归我。

我们是一家八十年代创刊的隶属于市文联的文学杂志，就是那种几十年一贯制的每期小说、散文、诗歌、评论什么都往里装的传统月刊，发行量不怎样，作者量却不少。如果不是来这里工作，我完全没料到如今还有这么多年纪不等的男女仍不辞辛苦地码字，然后吧唧吧唧地渴望被印刷出来。好歹算精神追求吧，挺好的。不好的是那些王惠递过来，让我当一审的文章，大部分是游记，到哪里看到什么有怎样零星感悟云云，中学生作文似的，但王惠示意我写稿签，然后她二审掌控，基本都发了出来。不过公平地说，除了这些，那时她对我的传帮带是尽职的，很语重又心长，每一句话都说得沉稳有力。现在我早已是一名合格的小说编辑，一切独立担当，但仍然喊她老师。她也被喊耳顺了，哪天我口气如果不够恭谦，没有以“王惠老师”起头，她脸会猛一抬，比我裤门拉链忘了闭合上还令她意外。

我们杂志社是由一大两小办公室、一个卫生间和一个会议室组成，小办公室一间是主编的，一间归财务人员，其余的人都拢在走廊尽头的大开间里。除了我和王惠，那里还有另外八个人，十个人十张桌子，被淡蓝色的挡板各自装在正方形的小格子里，像每一栏圈养着一只牲口。王惠是四十二岁的母牲口，我是年轻的公牲口。大办公室还有另外几位，年龄在二十八至五十六岁之间，都已婚已育，家庭貌似平稳和谐，没有太多波澜。我是唯一未婚人士，五年前有过女朋友，三年前吹了后仿佛情事开关没来由坏掉了，一下子休克在那里，没了再重启的念头。不沾女色的男人在人群里是一眼可以看出来的，如同从未在男人堆里滚过的女人，浑身自带一股清爽之气——除了清爽，我真是什么都没有，每天牛仔裤运动鞋，衣服非黑即灰，发型也是最老土的板寸头。

王惠坐在我对面，中间立着挡板，挡板上方只露出一阵黑一阵棕一阵酒红色的头发。女人在十五岁以下和六十岁以上，处于快速成长或加剧衰老中，这时区别是很大的，一年是一年的痕迹，在二十至四十岁之间外形却又通常很模糊。这个问题在以前女朋友身上不明显，我没有意识到，或者说还没等意识到就分手了。显然对于女人一生而言，这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但看着王惠有时像三十多岁，有时又像五十岁左右，我还是常常暗吸几口气。

有天中午办公室只剩我和她，她长叹一口气说：“小崔，你说是不是水逆呀，我怎么就这么倒霉呢？”

我不敢轻易开口，身子连忙向上拔了拔，脖子也伸长了，这样我就可以把脸拉到挡板上方，让对面的王惠看到我横溢的诚恳。我已经不像初入职时那么怕她了，却仍有讨好她的冲动，惯性使然。这一年多动不动就有人涌到杂志社向王惠讨债，女人哭、男人骂、老人咒，直至整个办公楼保安都涌来，甚至110出警，才把他们架出去，但过一阵换一批又来。前些年王惠两个哥哥在老家集资办起钢铁厂，曾经红火过，这两年破产了。按讨债人的说法，他们至少不该血本无归，有多少是多少，但王惠哥哥做手脚把钱全吞了，然后不知去向，他们就来找王惠。王惠一脸委屈，眼泪汪汪地辩解自己埋头上班，哥哥的事跟她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这从逻辑上是说得通的，但人家不理，还是不断找上门，让王惠在整个文联机关面子上很难堪，她所谓的“倒霉”，我以为指的就是这个。没想到王惠说的却是另一件事，她申报副高职称没有通过，为什么？论文资质不行啊，虽然刊发在CN刊物上，但字数不够，内容与编辑出版也无关，她分析的居然是周杰伦词曲里中国古典诗词所占的分量。“歌词难道不是文学吗？”她下巴往上一扬，要跟我论理似的。我连忙重重点头，表情肃穆，明智地把自己迅速划入她同一阵营。“这帮人真是太死板了……”

王惠好像早就料到我会这么说，她立起，绕过挡板，站到我边上，胯顶住办公桌的边沿，胳膊交叉在胸前。目测她身高应该有一米六，这在南方女子中不能算矮，但她头大，脸扁平，脖子短，在视觉上就有点吃亏。印象中这是女政治人物的标准长相，隐隐透着不怒自威的宏大气场。“我问你小崔，字数有那么重要吗？论文论文，得看论得是否有新意、文得是否有文采，你说对不对？而且如果算版面字数，肯定早超过了，为什么非要跟我算电脑字数？这不明显坑我吗？这里头到底谁在搞鬼？”

王惠站着我却坐着，这是大逆不道的。我连忙站直，还把眉头拧起来，摆出有难同当的姿态，心里却各种诧异。编辑系列的职称据说是天下最难评的，上头有不成文的比例限制，就是参评者不可能全通过，每年比例高低不同，一般在百分之六七十，甚至更低，还有一些硬性条件：必须在CN刊物发两篇有关编辑工作的论文，每篇字数不低于三千。评上副高有什么好处？据说每月工资增加几百元，可是这点钱我在意能理解，王惠为什么也在意？这事之前我其实还没过过脑，硕士生入职两年后，参加全国编辑资格考试合格，拿到证书即为中级职称，评副高按规定需五年。从年限上我恰好够了，但前面不是有王惠吗，她都还没评上，我自然不敢有非分之想。现在王惠站在跟前，我一下子就有了代入感。通往职称的路原来这么难，真让人气馁。

王惠眼皮抬起，看向前方。她眼皮相当肥厚，似肿非肿。我突然记起从前在哪本书里看到过，眼皮厚的女人性欲强，不由得暗自一笑，然后顺着她眼光望去，那里是编辑部主任曹大庆的位子。她嘴角一扯，轻轻笑了笑：“这事没那么简单。”

顿一下她又说：“他都正高了。就他那水平，正高，笑话！”

我心里咯噔一声，唇刚动了动，猛地又闭拢了。熟人间有意无意踩一下损一次不是新鲜事，我吃惊的是王惠眼里一闪而过的怒火，那一瞬她似乎把我直接当成曹大庆了。我觉得脸一烫，仿佛一铲子烧得通红的炭正从炉子里火花四溅地迎面扑来。

主任曹大庆

我对曹大庆没有任何意见。他五十三岁，在杂志社已经干了三十四年，这要是放省市直机关，怎么都得是处级了，可我们主编杨光明只是处级，编辑部主任最多是正科。种子埋什么土壤，就长多大的果，做出版的人踏进这个门就堵死了当官的念头，唯一上升通道只剩下职称，混一辈子拿个正高不过分呀。

王惠是编辑部副主任，之前她对曹大庆也看不出有意见，整天说说笑笑。有时曹大庆来一两句偏荤的玩笑，她也承接自如，是那种见过大阵仗的处变不惊。编辑部主任管编辑，编辑分文字编辑和美术编辑，前者包括我和王惠在内一共五人，美编是曹大庆自己兼的。一本杂志一个美编足够了，这三十多年来，从每期在纸上画版式，到直接在电脑上用软件排版，一直都是他操刀。学美术的人不懂小说散文诗歌，所以他不编稿，只负责排版和封面设计。分工上，文字归王惠管，王惠做二审，把编辑们选送的稿件筛选一遍，然后送主编杨光明三审，但按规定只有副编审以上职称的人才有资格二审。王惠工作量没减，工作程序也不变，仍然审我们编辑送的稿，但在稿签二审上签名的却只能是曹大庆。每期发稿时王惠把一沓稿签垒好，款款递到曹大庆面前让他签字，曹大庆看都不看，抓起笔就在二审那一栏写下自己的名字，边写边说：“这叫不劳而获，昏官都是这样的。”王惠莞尔一笑，身子微微往旁一倾，骻斜靠到椅背上。“这要是给我签发工资就好了啊。”说过把曹大庆签好的稿签收起，摇曳着离开，脸上风清月明。

问题的症结也许在此，也许不在此。我还是太嫩了，一时蒙圈。就他那水平？可曹大庆设计的水平不低呀，省版协举行装帧设计评奖，曹大庆都不稀罕了，只要送去，就必定一等奖。省里很多缺美编的杂志社都找上门，设计费三千至八千不等，他在电脑上划拉几下，留下话：“不满意没关系，不必给钱。”但至少在我来杂志社这几年，从未见有人不满意，总是如实启用，每期曹大庆再微调一下，一年就用下来，第二年又如此循环。另外他在版式上也不断出新，双栏、单栏编排灵活，题头横排竖排也有理有节，既保障了美感，又收放自如。也就是说在美工范畴内，曹大庆已经是省里的绝对权威了，连我们主编杨光明都对他惧三分。比起曹大庆，杨光明其实更是名人，早年诗名就在外，尤其情诗，被很多恋人抄来抄去，作为谈情说爱的有力工具。因为祖上是宋元时期从西域来的，遗传给他高鼻深目和一头木刨花般的大卷发，加上个子高，至今未发福，在外面多少还保留几分传奇般的美名。除了诗外，他还以爱钓鱼的闻名，周六一般都要独自开车去乡下某个寂静的江湖旁，一坐就是一天。社里的事他能不管就不管，浑身横溢一种平安过渡等退休的懒洋洋，趴在办公室一行行看稿倒是认真，质量无所谓，每期杂志出来只要不出什么问题就舒口气。我始终没弄清他算开朗还是内向。按王惠的说法，年轻时杨光明不是这样子，他是被老婆活活治蔫了。

杨光明的老婆是银行高管，钱比他赚得多几倍，腰也粗出两个。有次单位组织活动，他老婆也参加，说话声音比我们想象的细软，脸上全是职业性的笑，显得温婉，但她会对杨光明动手却不是秘密。看上去杨光明对此并不介意，有时脸上带伤来上班，王惠盯着他的脸问：“我们嫂子又动气了？”杨光明大笑两声，说：“你们女人啊。”

我们办刊财政拨款有限，缺口得靠自己补上。稿费这些年各地普涨，我们没钱，只能微涨。王惠觉得既然杨光明占着主编这个位子，写点破诗算什么？有本事跑发行、做策划、争取上面补贴去啊——这居然全是杨光明的弱项。“那个怕老婆的”“那个只会改错别字的”，这是王惠经常使用的句子，当然她只是背地里说，碰到杨光明来唠叨，无论是不是冲着她，她都低头盯着稿子，做出一副失聪人士才有的专注和茫然表情，两眼空洞。杨光明大多时候会识趣地悻悻走掉，万一哪天他被一片消极抵抗弄得火大，会提高嗓音问：“王惠，你听明白了吗？”王惠这才抬起头，莞尔一笑，顿时摆出一副如梦初醒的天真，说：“哎呀，原来您是在跟我说话呀？”全办公室里的人这一刻肚子里都掌声雷动。王惠的策略就是软刀子，她无辜的表情会一直持续到杨光明离去，才幕布般一下子卸掉，然后用很轻的声音从牙缝里重重推出两个字：“傻逼！”

杨光明敢训王惠，却从来没说过曹大庆半句，他甚至到大办公室来发布对我们的不满时，总是恰好选择曹大庆不在的时候。杂志社有打卡制度，其他人迟到三次算旷工一天，扣薪五十。例外的人只有两个，一个是杨光明，另一个是曹大庆。杨光明在这个小王国里是老大，打什么卡呢？问题是曹大庆跟我们一样是普通百姓，他三天两头迟到、早退、缺席，却一分钱没扣过，竟显得天经地义。“老曹是名人。”杨光明这么给自己找了台阶。反过来曹大庆也直接喊杨光明“老杨”，整个杂志社只有他敢这样，其他人都杨老师长杨老师短。除了年纪大资格老，曹大庆确实社会声望也高，没有料到他也有被质疑的一天，而且在王惠嘴里还显得这么不屑。

心里无数问号像古战场上的箭矢纵横飞窜，但我忍住了，没有跟任何人交流。

两天后曹大庆来上班时，一进办公室就让王惠发红包。我们杂志社有遇喜事在单位微信群发红包的传统，不在乎几毛几块，图的是热闹，大家嘻嘻哈哈一下，多少算是凝聚人心的一种企业文化吧。曹大庆喜欢穿一双添柏岚大黄靴，一年四季都不见他脱过，仿佛那鞋已经焊到他脚上，成为肉的一部分。办公室地面是前年新铺的深褐色金钢板，被大黄靴踩得咚咚咚闷响，仿佛一辆坦克开进来。一踏进门，曹大庆眼马上瞄向王惠的座位，但椅子是空的，前一刻王惠恰好起身上厕所了。曹大庆眼光就从王惠位子移到我的头上，他大喊一声：“王惠呢？王惠发红包！”话音一落，王惠出现在他身后，王惠说：“主任，你今天喝酒了吗？”曹大庆手指在墙上叩了叩，咳两声，宣布王惠职称评过了。原来在开评前半小时，王惠之前被否掉的论文重新获得通过，所有资料于是紧急赶送到评委手中。这如同马上午门问斩了，特赦令却冷不防从天而降，没有神助是万万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