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癫的艺术

一九四五年七月五日，法国画家让·杜布菲1动身前往瑞士，同行的还有两名法国人：出版商让·波朗和建筑师查尔斯·爱德华·让奈赫——勒·柯布西耶是后者更为人知的名字。瑞士文旅部门安排此行，是希望一行人带着对瑞士的全新印象返回巴黎。法国—瑞士旅游文化大使保罗·布德利安排三人在顶级餐厅用餐，欣赏连绵起伏的山岭和草地，并前往马特洪峰游览一番。

但杜布菲对此类活动兴致不高。波朗后来写道，“他忙于造访各地疯人院”，收集了“各种素描与水粉画”。其实，尚在巴黎之时，杜布菲便已着手购买那些被判定罹患精神病的人士的艺术品了，然而，正是在瑞士跑遍了六七家收容所之后，他才搜罗到了自己日后的大部分藏品。

杜布菲脱离旅行团后，先去造访了伯尔尼城郊的瓦尔道疯人院。在那里，他与担任医疗助理的瓦尔特·莫根塔勒交谈了一番，得知这位瑞士精神病学家已经收藏了该院病患成千上万件的作品。杜布菲先看到了阿道夫·沃尔夫利的艺术品——沃尔夫利自幼孤苦无依，饱受性侵，成年后却因强暴他人而被拘禁于瓦尔道疯人院。他的杰作共有两万五千页，包含了文稿、素描、拼贴画和乐谱，共同勾画出了他对童年往事的重新想象，对自身未来神话式的奇崛构想。杜布菲当即察觉到这批作品的超凡之处。而他的友人，超现实主义画家安德烈·布勒东1在巴黎一睹作品真容之后，将其称作“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三四批作品之一”。

此外，在伯尔尼州慕辛根自治市的一座疯人院中，杜布菲收集了患有严重抑郁症的插画家海因里希·安东·穆勒2的作品。穆勒的作品令人联想起保罗·克利3和马克·夏加尔4那些富于童趣的画作，此外，它们还勾连着瑞士民间艺术、中世纪和现代艺术。由于对艺术史一无所知，穆勒得以从僵化的风格之中挣脱而出。譬如，在《赫米娜》这幅画中，穆勒绘制了一幅看似《圣经》中夏娃的造像，但使用的是黄绿彩铅。在他笔下，夏娃手执葡萄立于树下，一条巨蛇正向上爬行，袭向她孕态凸显的下腹。同穆勒笔下的多数人像相似，夏娃也有着硕大的眼睛及忧郁的神态。加之惯用白色粉笔，穆勒画中人物酷似幽灵，仿佛某类早已洞悉生命暴虐无常却又安然领受的生灵。

杜布菲的足迹遍及瑞士。在洛桑附近的拉罗西耶尔镇一处收容所中，杜布菲会见了精神分裂症患者阿洛伊丝·科尔巴5并收集了她的画作。一并收入的，还有约瑟夫·贾瓦里尼6的雕塑——此人因一时激情杀害了弃他而去的情妇，在巴塞尔被收监。

然而，当杜布菲带着所有这些作品回到巴黎时，却发现这类艺术品在法国画廊中备受冷遇。只有少数人对此感兴趣——比如，“素人艺术”7的同行，布勒东等超现实主义者——因而，两年后，即一九四七年，杜布菲写出了《原生艺术宣言》，阐述了这种艺术的文化必要性及审美价值，他认为主流艺坛没有重视这一点。一年后，杜布菲偕同布勒东及批评家米歇尔·塔皮耶创立了旨在收藏“素人”和精神病人作品的“原生艺术家协会”。

最终，杜布菲发起的运动仍旧未能获得主流艺术家、美术馆及拍卖所的青睐。他于法瑞两国四处搜罗的藏品也仅展出两次，皆在巴黎，一次在勒内·德劳因画廊（1947），一次在装饰艺术馆（1967）。但这样的展览也有过波及甚广的影响：包括电影制作人让·科克托8、画家胡安·米罗9乃至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内的不少人士都曾深受启发。

约翰·梅泽尔斯10在《原生创作》一书中写道，原生艺术，或者说粗涩艺术，“之所以粗涩，正因其未经文化‘烹调’，之所以粗涩，正因其直接出自心灵，以至为纯净的形式触动原始神经”。

用杜布菲自己的话来表述，原生艺术“这类作品脱胎于寂然的独处与质朴真切的创作欲求——竞争焦虑、褒赞、社会宣传都不会介入其中——正因为这些事实，相较专业人士的成果，原生艺术更为可贵”。

依据杜布菲的论说，主流艺术这种文化形态急于吸纳各类富于独创性的艺术潮流，并因此剥夺了它们的创造力。主流艺术，梅泽尔斯写道，必然会“扼杀真实的表达”。

二○一三年，法国政府收回了维克多·雨果位于孚日广场的故居，将其改建为雨果故居博物馆。该博物馆成为粉丝及游客参观雨果临终病榻的一处景点，以此最为出名。馆内鲜少安排大型展览活动，但二○一七年冬季，却展出了四批在全欧范围内搜罗而来、由精神病患创作的艺术品，其中就包括杜布菲的藏品。此次冠名为“颅中迷狂”的展览没有收录名家之作。（事实上，大多数创作者或是姓氏缺失，或是姓名全无。）这是法国首都近年来极为引人关注的一场艺术展览。在展馆二楼各处，“颅中迷狂”突显了原生艺术究竟如何直接影响主流艺术这种文化形态。

如今视为当代先锋艺术的各类流派——除了超现实主义，还有极简主义、“现成物艺术”，乃至大部分抽象表现主义——都可以追溯到“素人”作品那里。莫根塔勒收藏的艺术品尤为稚拙，富有真趣，乃是凭着智识之外的“赤子之心”创作而成；这些作品拒绝固守在艺术史经验的范围内，并预示了后世知名主流艺术家的创作实践。譬如，一九二○年代，玛丽·芙里——一位默默无闻的艺术家、患有癫痫病的疯女人——在瓦尔道疯人院创作甚多；其中，一幅未命名的铅笔画仅由遍布纸张、细密连贯的速笔椭圆构成。人们很容易以为这幅画模仿了赛·托姆布雷1一九六八年的未命名之作：绘于黑板上的白粉笔涂鸦。托姆布雷的版本在两年前的苏富比拍卖会上以七千零五十万美元的价格成交，而芙里的版本至今几乎无人知晓。

一九二○至一九二九年间，奥古斯特·马利2担任巴黎圣安娜精神病院的主任医师，此前的二十年间他还出任维勒瑞夫精神病院的心理咨询师；在马利的藏品中有一幅未命名的拼贴画——精神病人维克多-弗朗索瓦（具体姓氏无人知晓）用中国墨水和淡黄色彩铅在透明纸上绘制出一幅看似已经精神错乱的复杂基督形象图。基督的双眼密布旋曲的涡轮，看起来就是个已经发狂的形象，或者说——更耐人寻味——某种已经成圣的疯狂形象。可以说，在二十世纪末大卫·拉切贝尔3及莫瑞吉奥·卡特兰4等艺术家崭露头角之前，此类戏拟宗教的题材一直疏离于主流审美旨趣。此外，在散发着主体意识的“疯人之物”这组展品中，有个不知出自何人之手的木盒，里头装满了紧致排列的黑纽扣、绳线、锈蚀的钉子及金属亮片，完成时间比马塞尔·杜尚的“现成物”系列早了不下十年。一位署名为阿尔伯特·G的病患在名为《当代史》的画作中，以纯粹的自动主义技法娴熟地调度着水墨几何图形与线条，而直至二十余年后，安德列·马松5才习得如此富有创意的风格。在另一幅作品中，一位无名画者将一份德文报纸裁成三角形，用橙、红、绿三色彩笔在字里行间填色，手法看起来相当随意。当然，这件作品并不传达任何意义，却因恰到好处的失衡排布，纵向层叠的微小褶子和短小零星的印字，竟也展现出令人耳目一新的效果，以至于人们瞥见创作日期标示着“一八九七年”的时候，不禁怀疑这是一处严重的排印错误。

这类极具原创力的作品所抛出的问题看似简单，却无从破解：艺术的旨归究竟是什么？它是不是一种与既成历史的对话？若是如此，艺术就得在某种特定的风格或某类视觉法则范围内行动。还是说，它是一扇未加筛滤的通往潜意识的大门，就算在（或者说，尤其在）潜意识意味着悖理荒诞的情况下？

在当代艺术市场中，“素人艺术”终归不受重视。但如果你着眼于那类极具感召力且（重要的是）具备罕见原创特质的作品，原生艺术因其粗涩和未筛滤的特质，自然脱颖而出——原生艺术可以说是疯癫心灵的昭然外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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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皆以为，支撑创造冲动的力量里，至少有些许疯癫要素。但疯癫与艺术相伴而行这个观念却是有着潜在危害的神话——人们延续这种神话，部分是为越轨之举开脱，部分是因为有必要将天赋归结于迥异常人的存在状态。

关于创造力与疯癫关联的科学研究虽已深入开展，但结论尚不确凿。不可否认，根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凯·雷德菲尔德·杰米森的一项研究，那些“造诣非凡的艺术家”罹患抑郁症的几率要比大部分人高出十至三十倍。而肯塔基大学阿瑟·M. 路德维希一项历时十年的研究则显示，诗人尤易深受“创痛”与心灵“伤害”的折磨。艺术家出现精神障碍——包括双相情感障碍和抑郁症——的几率异常高，这似乎是难以回避的事实。这些病症并非创造力的必要条件，却常常与艺术心灵形影不离。

一种常见的观点是，相较常人，精神错乱者的大脑更加习惯极端情绪之间的摆荡，因此，这类大脑更加适应将离散思绪加以综合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常被视为艺术创作的关键所在。同样，双相情感障碍患者发病时的疯狂体验也与创作过程中的亢奋感受极为相似。

“迷狂与创造力之间有着本质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认知所立足的基础，是个体对自身处于躁狂情状之中的感受的回顾，是个体对自身狂乱不安、如痴似醉、活力无限、意气风发这类感受的回味，”心理学荣休教授西比尔·巴滕指出，“而从表面上看，这或许与主导创作过程的那些感受相似。”

然而，“受创艺术家”这种神话同样有害。抑郁、酗酒及情绪不定，并不是特别有益的创作状态。对创造力而言，除了长期保持充沛精力和专注力外，自律自制仍旧不可或缺。因而，在那些“因疯成事”的经典案例中，艺术家假若心智健全，境况反而会更好些。譬如，倘若文森特·梵高能免受精神疾病干扰，他的作品总数兴许远不止于现有数量。“在梵高的书信中有证据表明，他并不认为奔袭而来的精神问题增强了自身的创造力，”艺术史家简·科洛姆1指出，“他反而极为担心，自己会错失那些心神安宁、卓有成效的创作时段。”

实际上，很多富于创造力且功成身就的艺术家总是想方设法确保自己的生活回归稳定与常态。南希·安德森——曾从心理学角度对创造力展开研究，是该领域的奠基者之一，并因此而出名——在一项纵向研究中发现，成功的艺术家通常会遵循相对严苛的日程表，每日专门划拨一些时间来创作。这或许会让人想起居斯塔夫·福楼拜的名言：“生活要循规蹈矩，有条不紊，工作起来，才能踔厉奋发，别出心裁。”

此外，依据安德森的看法，成功的艺术家亲近友人及家眷，并深知这对自身的幸福极为关键。这类艺术家认同弗洛伊德学派关于“健康”的定义：有爱才能有所成。然而，他们还是不能对自己所感受到的情绪摆荡保持彻底超脱的态度。在安德森的研究对象中，不少人身患严重的精神障碍，受病痛折磨时创作能力备受影响。但这些经验同样为艺术家提供了日后可加利用的有益素材——即如华兹华斯所言，“在静谧之中回忆起来的情感”。

或许，最迫切的问题并不在于：疯癫是否与创造相关？答案大约是肯定的，只不过这种关联并不具备我们自以为的那种浪漫属性。相反，最紧迫的问题是：“如果疯病发作，我们该做些什么？”精神疾症或许不能直接催生创造力，但艺术创作依然是人们应对精神错乱的一大绝佳出路。

威廉·亚·弗·布朗1曾是苏格兰邓弗里斯地区克莱顿皇家医院的负责人，他的藏品也在雨果故居博物馆中展出。布朗相信，让病患开展艺术创作活动是最为“人道的治疗”。相较于维多利亚式的恐怖束缚衣和电击疗法，一支铅笔、一张纸反而才是助益康复的器械。

病患的人性之光在精神病院内外皆不太受到承认，却在雨果故居博物馆展列的作品之中大放异彩。博物馆常客一般都期待艺术品传递出某种清晰且独特的讯息。这么形容这群人的观点，似乎不算言过其实：要是有人未能“接收”到这样的信息，那他就是缺少灵魂的人。这不由得令人想起石黑一雄的小说《别让我走》：学校的行政部门要求寄宿生——我们最终发现他们其实是克隆人——提交画作。校方此举旨在判定他们是否具有深层人格。“那便是艺术的宗旨，”汤米·D，贯穿全小说的三位克隆人之一，如此说道，“它吐露你的心声；它揭示你的灵魂。”

但在这次展览中，上述期待却没有得到回应。展览者可以将展品当作不掺杂意义或动机的纯粹情感来体验。

“颅中迷狂”展出的艺术品多数创作于两次世界大战之前或期间。在二战期间，卡尔·施耐德——多年掌管汉斯·普林茨霍恩医生所收藏的精神病患艺术品——却被纳粹指派为所谓“T-4行动”的头目，要知道，这项行动旨在“清除生理和精神残障人士”。

虽然施耐德曾与罹患精神疾病的艺术家及其创作联系紧密，但此时他却拒绝直视这些作品。它们使他奉命杀害的人显得太有人性了。在凝视的目光中，死者的作品化为了死者自身，而死者也化为了自身的作品。在他们的艺术里，灵魂太过光彩夺目。

原刊策划及责任编辑  叶丽贤

原载《世界文学》2024年第3期

本刊责编  杜  凡

1  让·杜布菲（1901—1985），法国画家，雕刻家，因创立“原生艺术”而闻名。

1  安·布勒东（1896—1966），法国作家，评论家，超现实主义创始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