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短篇小说大师博斯曼作品一组

赫尔曼·查尔斯·博斯曼（1905—1951），南非作家，曾精研爱伦·坡和马克·吐温等人作品，以写作讽刺性短篇小说见长，被视为南非有史以来最杰出的短篇小说家。代表作有短篇集《先知及其他故事》（1947）、长篇小说《夜晚的蓝花楹》（1947）和半自传作品《冷石罐》（1949），另有大量短篇小说在其去世后结集出版。本期所选作品皆收录于《先知及其他故事》，这些故事经由一个名为夏尔克·洛伦斯大叔的虚构叙述者之口娓娓道出，艺术性地再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南非大地上的战争、迁徙、友谊、背叛与爱情。

草原上的星光

那是个寒冷的夜晚（夏尔克·洛伦斯大叔讲道），星光透着寒意。如果你忘了这是冬天，不觉起了个大早，在湿漉漉的草叶上就会看到那种清冷的光。风声听起来像是一位姑娘在向星星哭诉自己背情负义的经历。

贾恩·奥克斯和我赶着驴车去了趟代德普特，晚上往回赶。贾恩·奥克斯说，绕过小山脚下有条路，从那里回德罗格屋雷要近些。因为听信了他的话，我们当晚只能坐在草原上，围着篝火，等待天明了。到时候就能找着个黑人，打听一条近道，再重回小山脚下。

我知道，这条路没错。贾恩·奥克斯又抱了满满一抱木柴扔进火里，一面还嘴硬。

“肯定不是那座小山，”我回答说，“要么就肯定不是那辆驴车。难不成你要我相信我这会儿正坐在自家客厅里吗？”

火光印在车轮的辐条上闪着寒光，一想到贾恩·奥克斯跟我一样冷，我不由得幸灾乐祸。

“这一夜过得真好笑，”贾恩·奥克斯说，“我好饿，心里好难过啊。”

我听了也觉得幸灾乐祸。我本来还担心，生怕他好过。

“你知道星星有多远吗？”贾恩接着问我。

“从这里看不出来，”我回答，“不过我拿铅笔算过一回，那是在高地草原上算的。我们现在是在低地草原，离星星就更远了。你看，它们看上去是小了点儿。”

“对，我也觉得是这么回事，”贾恩·奥克斯回答，“不过有次在济勒斯特的酒吧里，有个学校老师说的跟这不一样。他说天文学家只要算出需要多少年能用望远镜找到这颗星星，就能算出这星星有多远。这老师用手指头蘸着白兰地，在酒吧柜台上画了一大堆图啊啥的，好让我知道是怎么个算法。可他剩下的图还没画完，先画完的图就已经干得没了。他说那是最次的白兰地，不好使。不过，还没等他讲完，女招待就过来，用抹布一抹，把他的画抹了个干净。那个老师还不罢休，让我跟他走，说他可以用另一间教室的黑板讲给我听。但女招待不让我们把杯子拿到私人间里。就在那当儿，那老师醉倒了。”

“他算是那种新派的学校老师吧，”我说，“新派的老师都跟学生讲，地球是绕着太阳转的。学校没把他开掉，我都觉着奇怪。”1

“开掉了，”贾恩·奥克斯回答，“学校是把他开掉了。”

听了这话我也觉得幸灾乐祸。

我们卸驴车的地方附近好像有个水坑，两三匹豺狼开始哀嚎。贾恩·奥克斯跳起身，往火上添了一堆柴。

“我可不喜欢这些野兽的叫声。”他说。

“不过是几匹豺，贾恩。”我说。

“这我知道，”他回答，“我是想起我们的驴。我可不想吓着它们。”

突然，黑沉沉的灌丛里传来一声低沉的吼叫，声音并不特别凄厉。贾恩·奥克斯手疾眼快地添好了柴火。

“要是生两堆火，我们躺在中间，可能要好一点，”贾恩·奥克斯说，“驴只要看到你我没事，就不那么害怕了。你也知道驴的心思。”

高大的树木被蚂蚁咬噬得仅剩下残骸，在微弱的火光下隐约可见，我们很快就生起了两堆火。灌木丛中传来第二声低沉的咆哮声时，我已经架起更大的一堆火，比贾恩·奥克斯那堆火还要旺，为了我们的驴。

后来就无声无息了，只能听见风沙沙地刮过荆棘，还有南非灌木草原上才能听到的窸窸窣窣的声音。

贾恩·奥克斯头枕着手仰天躺着，又望着星星发起了呆。

“我听说，这些星星都是不同的世界，跟我们的世界一个样，”他说，“上面也有人住。”

“不过依我看，星星上应该种不成玉米吧，”我说，“星星看着那么远，就跟开普敦斯尼乌雪山边上一样远。那里应该是个养马放牛的好地方。当然，低洼的地方也有麻烦，就像马里科和瓦特贝格一样，有马瘟，还有舌蝇。”

“还有蛾子，带金翅膀的。”贾恩·奥克斯迷迷糊糊地说。

不一会儿我也睡着了，等醒来时，两堆火几乎都灭了。我起身找了点柴，费了好长时间才踢醒了贾恩·奥克斯。我穿的草靴不好，鞋尖太软了。最后他终于坐起身开始揉眼睛。果然，他跟我说他一夜没睡，还说他肯定他没睡，因为他一直忙着在星星中间撵绿头蝇呢。

“我本来能抓住绿头蝇的，”他说，“可就在我要从一颗星星往另一颗星星上跳的时候，怪事来了，就像有人在踢我似的。”

说到这里，贾恩·奥克斯满腹狐疑地望着我。

我告诉他，看得出来，他一直在做梦。

等火上堆满了柴，贾恩·奥克斯又旧话重提，说这一夜过得可笑，又开始说起星星了。

“你觉得水手在海上该怎么办？夏尔克，”他说，“要是他们不知道路，附近又没有船可以打听的话？”

“他们要问的都记在花花绿绿的纸上了，”我回答，“纸上的黑线会告诉他们从开普敦到圣赫勒拿怎么走。纸上的数字会告诉他们船沉没以前还能开多久。布尔战争的时候我去过圣赫勒拿。住在船上就跟住在牛车里一个样。只不过，船上当然没那么舒服，在停靠之前走的路也更远。”

“我听说，有的地方，水手靠星星认路，”贾恩·奥克斯说，“我搞不懂，别人为啥要跟我说这些。”

他一声不吭地躺了一会儿，仰望着星星，陷入了沉思。

“我记得有天晚上我站在安妮·斯坦妮家的门阶上，”贾恩·奥克斯顿了顿，接着说，“我想把牛群赶到林波波河，去躲旱灾。我跟安妮说，到雨季来的时候我才能回来，我不在的晚上她得盯着一颗星星看，想着我。我告诉她是哪颗星星。你看紧紧排成一行的那三颗星星。我要她看着中间那颗星星，想着我。可她说，一周前威廉·莫斯泰特就把牛群赶到林波波河去了，他已经把那中间的星星挑走了，也要她看着那颗星星想着他呢。我只好说，那好吧，我就挑最上面那颗星星算了。可安妮还是说，那颗星星已经是斯托费尔·布林克的了。没法子，最后我同意让她每天晚上看着最下面的星星想着我。她父亲好像一直躲在门背后偷听我们说悄悄话。我刚说完那句话，他上了门阶，自作聪明地问我们：‘那碰上阴天怎么办？’”

“然后呢？”我问他。

“安妮一听就火啦，”他说，“她怨她父亲只会坏事，还说他这话说得太没意思了，因为这是他第三次跟一个小伙子讲这样的话了。她说，不管人家小伙子有多傻，他父亲也没权利在人家面前开那样的玩笑。安妮这么护着我，我听了很开心。后来发生的说来话就长了。我在林波波河碰到了威廉·莫斯泰特和斯托费尔·布林克，在一起待了几个月。我们三个年轻人夜夜围着火堆看星星，要是不认识的人看了，肯定觉着奇怪。我们一起待了一段时间，处得很好，雨季来的时候我们就回了马里科。那时候我才知道，安妮的父亲说对了。我是说，他关于阴天夜晚的那番话说对了。我那时才知道，正是在那个阴天的夜里，安妮跟着一个佃农跑了，跑到约翰内斯堡了，那佃农打算到矿上找活儿干。”

贾恩·奥克斯叹了口气，再一次陷入了深思。

我们聊会儿天，再打个盹儿，一夜就这么不知不觉地过去了。我们现在只生着一堆火，贾恩·奥克斯和我轮流往火里添柴。天快亮的时候冷得厉害，我们俩冻得浑身哆嗦。

“不管咋说，”贾恩·奥克斯顿了顿，又说，“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对星星那么感兴趣了。我遇上这事的时候还年轻，这事我跟谁都不提，大概也就跟十七个人说过，别的人听都不愿意听。不过每到了晴朗的夜里，一看到那一行三颗亮晶晶的星星，我总要盯着最下面的星星看啊看的。那颗星星一闪，总感觉特别的亲。那好像是我一个人的星星，它发出的光跟别的星星也不一样。你知道，夏尔克·安妮·斯坦妮嘴唇红红的，头发长长的，夏尔克，她笑起来那个美啊。”

不久，星光暗淡了下去，我们把驴子赶拢到一起，准备上路了。我在想，如果安妮·斯坦妮知道还有这么个人，夜夜仰望着晴空的星星，梦想着她的嘴唇、她的长发和笑容，不知道她会作何感想。一想到这里，我也就知道答案了。安妮·斯坦妮当然是不会想起贾恩·奥克斯这个人的，绝对不会。

毫无疑问，安妮·斯坦妮是对的。

我们那晚居然谈了一整夜的星星，这事儿想想真是奇怪。直到那天晚上我才知道，这是因为很久以前的一段旧情。

我们爬上驴车，开始找回家的路。

“我知道，济勒斯特酒吧里那个学校老师说得一点儿不对，”末了，贾恩·奥克斯又想说星星有多远了，“那三颗星星里最下面的一颗，唉，它已经暗下去了，它离我很近。是的，它离我很近。”

迁徙中的牛车队

每当看见白花花的雨水冲刷着荆棘树，就像眼下（夏尔克·洛伦斯大叔讲道），我就会想起上次下雨的情形。牛车里有个姑娘做了个梦，结果她的梦应验了，她的心上人来了。他骑着马穿过草原，飞奔到她身旁。这位心上人应了她梦想中热切的期盼，穿过蒙蒙烟雨来了，却没逗留多久。

他走了以后，这姑娘眼中缓缓流露出的一种眼神，足以让她的爱人困惑不已，因为那是一种近乎满足的神情。

那一场雨一直下到斯芬顿峡谷。有五辆往北进发的牛车正在泥泞中艰难缓慢地跋涉。我们刚去了趟济勒斯特参加教堂圣餐礼，那可是一年一度的盛事。

你知道圣餐礼是怎么回事。

上帝把圣餐礼安排得很分散，好叫人都有机会去教堂。也有机会进电影院，兴许还能混进酒吧。不过那就得从后门进，从紧挨着酒吧的布料店那条暗巷子进去。

济勒斯特地方小，圣餐礼的日子要是被人瞧见去了酒吧，是要遭人议论的。我到现在还记得，我从布料店那条暗巷子进去时，却发现荷兰牧师正在那擦嘴呢，当时我那一惊非同小可。牧师瞪着我，痛心疾首地连连摇头，使我感到自己罪孽深重。

所以我掉头就往电影院去了。

电影院里人满满当当。刚开始我没看懂放的是什么，后来坐在我旁边的小男孩懂英语，跟我解释演的是什么。

电影上演的是一个年轻人，专门靠载客过活。这小伙子后来落在警察手里，被带进一个小房子，捆在一个椅子模样的东西上。小伙子长得帅气，他爱人为了他死去活来。

我不知道他们把他捆在那上面干啥，我只知道，我在布尔战争中被俘后关在圣赫勒拿，他们从没把我捆在椅子上。他们让我擦木头椅子，一周擦一回。

我不知道那小伙子后来咋样了，因为乐队奏起英国乔治王赞美诗的时候，所有人都起立了，他还坐在椅子上。

※  ※  ※

几天以后，五辆牛车满载着从济勒斯特参加圣餐礼回来的人，往大马里科镇方向缓慢地行进。牛车里坐着妇女和孩子，一路上听着雨水敲打篷布的声音。车夫们走在牲口旁边，迎着大雨，时不时甩甩长鞭。

天空一片漆黑，不时一道闪电划破长空。

我在雨中赶了会儿车，感到有些孤单，就把鞭子递给领路的卡菲尔黑人，赶到阿德里安·布兰迪的牛车前头。阿德里安裤子卷到膝上，一面挥鞭子赶牲口，一面护着烟管，搞得手忙脚乱。我一声不吭地跟阿德里安肩并肩走了一段路。

“这个明妮啊，”阿德里安突然说起他十九岁的女儿，“济勒斯特有个地方她不该去的。可每次圣餐礼的时候她都偏偏在那儿，真叫人闹心。她真是昏了头啦！”

“哦，对，”我回答，“她是昏了头。”

话虽这么说，听了阿德里安的话我还是吃了一惊。在我印象中，明妮可不是那种女孩，拿着他爹的钱在酒吧里喝桃子酒。我正在担心，不知她有没有在布料店的暗巷子里撞见过我。阿德里安却兀自絮叨个不停，我才感觉松快了不少。

“就是放电影的那地方，”他补充说，“每次明妮从那里回来，都满脑子的怪念头，哪像个庄户人家的丫头。上一回从电影院回来以后更是反了天，说她不想嫁给弗兰斯·杜·图瓦了，说什么弗兰斯太老实。”

“这倒不难解决，阿德里安，”我出了个主意，“你给弗兰斯·杜·图瓦教几手，他就没那么老实了。比如，别人家离了群的牛只要进了你家养牛场，你就打上你家的印子。牛瘟以后你把赔偿单里的数字改了。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