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妞

夫妻俩同居一个屋檐下，却长达几十年没有相互理会过，他们谁会是“冷战”的赢家？一个众人眼中早已“废了”的女人，丈夫离世后，年近七旬的她却如获重生，以自己天性中的聪慧与幽默来辅佐失恋又失业的外孙女。在那漫长的婚姻生活中，她是在装病，还是有更大更深的隐秘？

这个世界上，大概再也找不到像我们这样松弛的一家人了。大学毕业近一年，我还在城市里四处碰壁，大到各种学校、公司，小到二十四小时营业的超市，无一例外都是被拒。那种感觉真的让人很难受，似乎人人都衣食无忧、有条不紊，就我一个人无着无落，在细尘中飘荡。我在电话里跟我妈说了这种情况，好像还轻轻抽了两下鼻子，我妈说：先回来再说，留在那里等，跟在家里等是一样的，回来等至少不用付房租。这跟我的同学们看法不一样，他们说：死活都要赖在这艘船上，一旦你下了船，你就再也上不来了。我把这说法也讲给我妈听，我妈说：哪儿来的船？就算有船，都挤在那里，恐怕真的会沉啰。放下电话后，我就买了张通往三湾镇的车票。

我提醒自己，我只是暂时回家休整，并非想要啃老，我们家也无老可啃。

很久以前，我们家非常穷（现在也穷，但可拿掉“非常”二字）。我妈说穷并不完全是件坏事，她甚至说，他们全家深得穷的恩惠，因为穷，他们家被划分为贫农，这个成分直接让她后来得到一个了不起的机会，她被推荐到三湾镇煤矿去工作，富农、中农家的女儿可得不到这样的机会，地主家的孩子更是想都别想。她到煤矿后的具体工作是到井下挖煤，人家都说这工作不好，下去前白白嫩嫩，出来时鼻污嘴黑，鼻孔要用刷子才洗得干净，可我妈不介意，理由是地里干活有蚂蟥，还有蛇，这些令人全身发麻的活物比没有生命的黑煤可怕得多，何况她在井下会戴安全帽，会穿高筒雨靴，还有大大的煤气灯照着，比白天还要亮堂，更重要的是，井下不会晒黑（白皮肤可是农村姑娘最最羡慕的）。

这样的好运其实是有期限的，时间一到，她就得离开煤矿回家，继续当她的农民。就在最后一天，她收拾好回家的行李，正要告别那些跟她一样即将回家的同事们，突然发现快到吃饭时间了，为什么不吃了饭再走呢？她还有最后一点饭票，不如大家一起痛痛快快把它吃光，反正带回家就没有用了。没想到同事们都不愿意去，她们抬起哭得发红的眼睛，愤怒地说：都这个时候了，你怎么还有心思吃饭？她们不去，她就一个人去，有饭不吃不是傻子吗？没想到好运就在食堂里等着，一个没有期限的真正的煤矿工人走到面前，问她要不要嫁给他。于是，她的期限立刻作废，她跟我爸一样成了没有期限的煤矿工人。这事她经常拿来教育我，凡事都不要急。急急慌慌，一碗清汤。

尽管他们成了两个真正的煤矿工人，我却是在农村长大的，因为他们两个都要下井，只好把我放在外婆家。外婆是个长期病号，不能下地，正好在家照顾孩子。从我记事开始，外婆的形象就没变过，一条裤裆肥大的裤子，一件松松垮垮袖子卷到肘部的碎花上衣，头发用红色橡皮筋扎起两根齐肩的小麻花辫（那是年轻姑娘的发型，但她仗着自己是病人，毅然跳出常规）。不管在哪里，她总能找到办法躺下来，床上、地上、院子里，如果要去菜园子里择菜，她就跪下来，像四足动物那样穿行在菜畦之间。这事在我小小的脑袋里形成了一个概念，生病，就是躺下来，不能走路，也不能站立，更不能跑跳和劳动。

除此之外，生病似乎也影响到了外婆和外公的关系，比如他们几乎不怎么说话，外婆总是把该说的话告诉我，让我去告诉外公，然后外公又让我把他要说的话带给外婆。我甚至怀疑他们是不是已经分家了，因为外婆睡在一张有褪色红漆和彩画的床上，外公则睡在靠近牛圈的那间小屋里。

我上学时才回到我妈身边，他们都笑我愣头愣脑、没礼貌，出门的时候不习惯说“再见”，放学回家也不说声“我回来啦”。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再没回过外婆的家。

我读书成绩一般，我妈完全不在乎：煤矿工人不需要读太多书，等你们这一代下井的时候，设备早就更新了，工作起来会比现在轻松得多。她从没想过我会干别的，她以为煤矿职工的子女进入煤矿，是天经地义的人生道路。她说这话的时候，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变，但她远居三湾，浑然不觉。

我妈很隆重地穿着裙子去车站接我。我说：给你丢脸了，读了这么多年书，却找不到工作，白白浪费你的钱。

我同事，你杨阿姨，她女儿初中毕业后，先是去卖化妆品，没赚到钱，后来又去卖服装，还是没赚到钱，谈了个男朋友，就在上个月，被那男的打瞎了一只眼睛。这么一看，还是读书好，起码安全些。

我竟无法反驳。

我其实一直有个不敢张扬的想法，现在我试探着对我妈说：如果我说我想创业，你不会笑话我吧？

创业？我们家哪儿创得起？

不要很多钱的那种。

先休息一阵再说吧。对了，人家都在大学里谈恋爱，你没谈一个？

我现在不自信，不适合谈恋爱，等我有了工作，或是创了业再说吧。我撒了谎。

至于我爸，他根本不知道我这段时间经历了什么。他问我：就大学毕业了？时间过得真快。

看来他在井下真的是另一个时空，他出了井坑，爬到有阳光的地方来，如同从另一个世界来到人间。

不管怎么说，他们俩的态度有效地缓解了我的焦虑，让我知道至少这个地方暂时是可以容纳我的。

在家待了一个多星期，三湾镇的每一寸土地都被我踏了个遍，这里几乎没有商业，偶尔能看到一两家小餐馆，也是桌椅空空。现在大家都不在外面吃饭了吗？电影院门口变成了修车铺，电影海报还是几年前的，镇子外面有个水泥厂，厂门口倒是有一两家苍蝇馆子，一看就是专门做水泥厂职工生意的。

曾经是三湾镇财政收入大户的煤矿也破落了，经过数次裁员，还剩一批老职工慢腾腾在矿区走来走去。我爸就是其中之一，有人劝过他，挺不住就提前退了算了。他坚决不肯，一定要干到正式退休的那一天，差一天都不行。至于我妈，早就从生活服务公司提前退休，天天跟一群大妈们打码子不大的麻将，说是打麻将能预防阿尔茨海默病。

基本上可以得出结论，不管我多么低调，多么无欲无求，我都不可能在此地落脚，也许我唯一可在此地干的事，就是地狱式减肥。可惜我本来就是个瘦子。那么，就当是休整吧，治疗一下持续被拒的创伤，否则真的快要活不过来了。这么一想，我索性把所有顾虑放在一边，没心没肺地过起了吃吃睡睡猪子般的生活。

就在这段时间，老家传来一个消息，年事已高的外公外婆要放弃居家养老，正式投奔子女。他们只有两个孩子，一个是舅舅，一个是我妈。现在的决定是，外公跟舅舅过，外婆跟我妈过。也就是说，两个老人要离开生活了一辈子的老屋，正式开始分居。

一起生活了一辈子的人，猛地分开，可能会早死。我想起小时候跟外婆在一起的温馨时光，好意地提醒我妈。

死在五十岁以前，才叫早死。我妈看上去一点都不为外公外婆的晚年分居计划感到悲哀。

他们开始计划这趟不可推诿的老家之旅。看来，这个家很快就要变成四口之家了。我妈问我是否介意跟外婆共用一间卧室，我当然不介意，正担心在家待久了会滋生惰性不想离开呢，这样的安排正好给我一个不得不走的理由。

我问我妈外婆的病好些没有。我妈在屋里走来走去巡视她的王国，以一种极其不经意的口吻说：应该没有吧，又没去过医院。我就算再不懂事，也不会说：为什么不送她去医院呢？在老家，像外婆这样一生都在病中度过的人，还有很多，说好听一点，是跟疾病和平共处，说难听一点，就是一个“拖”字，拖到最后，人病俱消。据说外婆曾经有过一次不成功的治疗，那年，当地有了赤脚医生，赤脚医生背着红十字药箱，上门去给外婆扎针，扎到一半，外婆手脚抽搐，眼睛直往上翻，吓得人家连药箱都没来得及背，撒腿就往外跑。在当地，一个女人常年抱病在家，似乎是一件不太体面的事情，这个病人要么躲在家里不让人看见，要么早点解脱，给家人一个重新开始的理由，但外婆显然没把这两条出路放在心上，如果有人留意，至少每天可以看到她两次，衣衫松垂，不紧不慢，扶着墙往正屋外面的厕所走去，两只齐肩的麻花辫乱得像野草，如果不是红色橡皮筋绑着，那窝野草能飞到天上去。因为久居室内，外婆的脸白得像皱纹卫生纸，身段因为瘦削显得飘逸，跟地里走路呱嗒响、头发被草帽压得紧贴头皮的妇女相比，外婆的样子令人心生恍惚，生病似乎把她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跟本地妇女绝对不一样的另一个品种。

那边的女人喜欢讲悄悄话，但她们的悄悄话通常是以喊的形式传播出来的，久而久之，一些信息漏进了我的耳朵里，比如外婆是生孩子的时候得的病，有什么东西随孩子一起流出来，再也没能收回去，她要是不好好躺着，那东西会完全彻底地流出来。我不知道她们所说的那东西到底是什么，但我知道这事肯定跟我妈有关，我妈是外婆最小的孩子，一定是生我妈的时候，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我开始替我妈感到抱歉，同时也开始天马行空地想象，难怪我妈当年会被推荐到三湾煤矿去工作，在老家人看来，到地底下去挖煤，等于到阴曹地府去干苦力，每一天、每个小时都吉凶难料，这样的工作他们躲还来不及，怎么可能伸长脖子去接受，于是就落到我妈这个“克母亲的人”身上，如果她在井下出点事，就相当于为民除了害。

没想到我妈在煤矿不仅毫发无伤，而且顺风顺水，很快就洗掉临时工的印迹，转成了煤矿的正式职工。这也是我妈自鸣得意的地方：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得住好运的，好运气有时候会披一件坏运气的外衣。就在我妈去三湾煤矿的那年，舅舅也离开了家，他去邻乡当了一户人家的上门女婿。据说舅舅是灰心至极才出此下策的，每个跟他相亲的姑娘，一听说他有个常年卧病在床的妈，就没了下文，她们都不喜欢未来的生活中有这样一个婆婆。

老家是一栋白墙黑瓦的房子，屋顶破烂不堪，我们赶到的时候，成群结队的麻雀正在瓦缝间啄食什么东西。我妈还没进门，就抄起一根竹竿去驱赶它们，说它们会踩坏瓦片，一到下雨屋里就会漏雨。一个面孔黑瘦的老头迎出来：别赶了，反正要走了。

这就是外公对久未见面的亲人的招呼，没有客气，也没有好脸色，似乎我们还没见面，就已经惹到他了。没想到他还是那个样子，童年的记忆瞬间复活，有天下雨，我正在门口蹚水玩，他突然出现，大声朝我吼，骂我是个害人精，踩坏了他好不容易弄平的院子。我至今记得那吼声，低沉、喑哑，带着深沉的回音，像电影里的特效，再加上两只眼睛里冒出来的绿火，我给吓得一屁股坐到地上。

紧接着，一个苍白瘦弱、扎着两根细得可笑的小辫子的女人也从屋里走了出来，好多年没见，外婆别的变化几乎没有，唯有头发全白了，发量稀疏，再配上跟多年前一脉相承的麻花辫和红色橡皮筋，整个发型有种可爱的喜感，令我一见就大声喊了出来：外婆！外婆看到我也很开心，老远就朝我张开双臂，没头没脑地将我揽进怀里。我的妞妞长得好高了呀，你妈真是会养，她都给你吃的什么呀，我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小姑娘。

似乎是为了对抗外婆见到我们的喜悦，外公不合时宜地大声说起分家的细节。家里但凡值点钱的东西我都把它卖了，所有的农具都送人了，连狗都送人了。人家都是越过越发富，老子是越过越穷，真正的家徒四壁，穷得叮当响。

没有人接他的茬，过了一会儿他又说起了别的。

我不会拖累你太久的，我算过命，最多还有两年。

舅舅皱起了眉头：能不能不要说这种话？给别人听到，还以为我不愿养你。

外婆的注意力主要放在我们这边，不住地夸我，听她那些溢美之词，我都快要飞起来了，似乎我不是个找不到工作的倒霉的家伙，而是个前程一片光明的大家小姐。我求救地看了我妈一眼，我妈打断她，直杵杵地问：住了一辈子的房子，说走就走，舍得？这一走，可就不好再回来了。不住人的话，不出一个月就得塌掉。

塌就塌吧，不遮风也不挡雨，一点都不可惜。

客厅里摆着两个大蛇皮袋，看样子是外公外婆的全部身家。

外公指着蓝条纹的那个，对舅舅说：这个是我的。

毫无疑问，红蓝相间的那个就是外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