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糖往事和甜城今生

“抿甜”是四川话，“很甜”的意思。在甜城内江，“抿甜”是一种味觉，更是一种生活。

1.

来到市中区龙门镇梁家坝的甜源蔗乡，仿佛时光倒流。在曾家院子，照壁虽有些破损，但典雅依然，堂屋高大的青瓦屋顶，连接起天上的云彩，地面平整的方形石板已经坑坑洼洼，那是岁月的痕迹。大门面对着日夜奔流的沱江，背后是一大片甘蔗林。坐在曾家院子，习习凉风中，我思绪如篙，向着历史的深处回溯。

不知谁第一个感知到甘蔗的甜？不知谁第一个驯化甘蔗？只知道四川的甘蔗种植始于战国时期，到晋代已经普遍种植，地处沱江流域的内江当然不会缺席。

唐代贞观年间，佛教从印度经拉萨传入四川，带来了芦蔗和制糖技术。在中国，芦蔗为内江地区独有，甘蔗专家骆君骕认为：“内江是印度蔗糖技术传至中国的第一个据点。”

相传在唐代，内江开始用蜂蜜浸渍果品，析出水分，多了香甜，还可以长时间存放，生产的蜜果成为珍品，也是蜜饯的雏形。后来有了甘蔗，用蔗糖替代蜂蜜，制成的蜜饯色鲜味美。宋代，内江大面积种植甘蔗，《太平寰宇记》卷七十六就有记载。

2.

明末清初，四川遭受战乱、天灾及瘟疫，甘蔗几近绝种，内江也不例外。一个偶然机会，一个人“甜”了一座城，这个人就是曾达一。

曾达一是福建长汀人。由于天旱收成差，当地的规矩是，一家之主吃干饭，其他人只能喝稀饭。某天曾达一干完农活，饥肠辘辘，见厨房有一碗香喷喷的干饭，狼吞虎咽下肚，却受到惩罚。从四川回家探亲的铁匠二叔为曾达一打抱不平，他说四川都是干活的吃干饭，东家宁愿自己吃稀饭也要保证干活的有力气。曾达一记住了四川这个富庶之地。

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曾达一跟随铁匠二叔到四川。一路上，叔侄俩只点饭，不点菜。店家问及缘由，他俩异口同声道：“我们有盐蛋下饭。”实际上叔侄俩是为了节约，拿盐蛋做做样子，饭后用纸将蛋孔糊上继续赶路。

到了内江，曾达一勤扒苦挣，积累了一些财富。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曾达一把父亲接到四川，他们嫌内江城边的岛湾面积小，不适合农耕，而且离城近，怕子孙学坏，于是变卖岛湾的土地，到梁家坝买下一片荒地，开垦种植，开启了曾家祖业。曾达一的碑文载：“达一祖者，梁坝创业祖也。”

在内江生活久了，曾达一意识到，内江的气候、土质与长汀相近，就连菊花也都是在农历九月盛开，应该适合种甘蔗。趁回长汀迁祖先骸骨的机会，曾达一请了两个制糖匠人挑着蔗种入川。

种蔗制糖，让曾家迅速在沱江边兴旺起来。

3.

乡邻争相种植，迅速扩散到沱江流域的资中、资阳、简阳等地，沱江两岸“三里一糖坊，五里一漏棚”。从清代中后期开始，内江同福建、台湾并称为全国三大糖业基地。清后期，内江县种蔗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50%左右。资中、资阳、简阳三县在沱江两岸三十里以内，甘蔗种植面积达到耕地面积的70%—80%。

民国时期，四川军阀割据，战争频繁，关卡林立，交通梗阻，内江糖业渐渐没落。

1937年“七七事变”后，沿海省份沦陷，外糖不易进口，各地翘首以待川糖，处于内地的内江糖业迅速发展。1940年，内江全区甘蔗种植面积45.8万亩，蔗糖产量13.2万吨，占四川的55%、全国的25%，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战争和交通所需燃料紧缺，内江人用制糖的副产品废蜜制成酒精支持抗战。1942年，内江县产酒精476.3万公升，总产量占全国酒精产量的1/4，“地球牌”酒精的质量居全国第一。资中酒精厂生产的“无水酒精”可供飞机作燃料。李约瑟曾到内江考察酒精生产，他发表在《自然》杂志第153卷的文章中这样赞誉内江：“动力酒精的生产曾为封锁的中国运输燃料的供应做出过贡献，并因而明智地受到鼓励。”

这一时期，内江蔗糖业出现“三个全国第一”，即第一个甘蔗试验场、第一个甘蔗产销合作实验区、第一个蔗糖专卖事业局。1944年，成都、重庆的银行、钱庄在内江设立分支行（庄）的达41家，他们在成渝两地的贷款利率，也随着对内江糖业贷款利息的大小而变化，因此，内江不仅是沱江流域糖业中心，同时也是沱江流域的金融中心。

1944年，冯玉祥将军在《内江人颂》中写到：“全县献金五千四百万，还有许多金戒和方糖，真正是忠贞无比义胆侠肠。”1945年秋，丰子恺称赞内江：“糖果家家有，甘蔗处处载。世上茹苦者，应到内江来。”

著名作家沈从文曾在内江县参加土改工作，他在家书中兴奋地告诉家人他的内江印象：“水名沱江，大如沅水，两岸肥沃无可比拟，蔗园橘子园都一山一山连接……”

4.

内江糖厂，是内江糖业走向现代化的标志。

1956年3月，在内江椑木镇建成日榨1000—1500吨大型机械化糖厂——内江糖厂，这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安装的第一座大型机械化糖厂，为“一五”计划全国限额以上694项重点项目之一。到1957年底，内江制糖业日榨蔗能力达2840吨，为全国之冠。

1958年3月27日，毛泽东主席从成都乘火车去重庆。专列停靠内江专区资阳站，紧靠车站的就是一块甘蔗地。毛主席跨进这块地里观察许久，对身边的人说：“甘蔗这东西是重要的经济作物，应很好地发展。”

1958年3月7日，周恩来总理在内江火车站购买蜜饯。亲历者周义路在文中写到，“周总理看了看，喜悦地说，嗯，色泽、香气都不错嘛！周总理用手朝蜜饯划拉一下，说：每样都给我称一点。”

内江糖厂厂区内，学校、医院、电影院、球场、商店……样样齐备，是一个生活着上万人的小社会，职工、家属以“内糖人”而自豪。一个上过战场的转业干部，征求他的安置意见，不去公安局，不去税务局，直接选择到内江糖厂。

但遗憾的是，由于没有跟上改革开放的步伐，内江糖厂说没了就没了。杂草铺满地面，藤蔓爬上墙壁，昔日的人声鼎沸变成寂然无声……

那么，“甜城”还会甜吗？内江人有苦涩、有不甘，想办法、找出路。

当内江打造出“中国血橙之乡”“中国无花果之乡”，当内江推出“甜城味”系列产品，当内江城市形象LOGO——以汉字“甜”为创意、融合“大千”“内江”四个字的“内江印”正式亮相，当老父亲说“赵老师麻饼”还是老味道，当飞机上把“黄老五花生糖”作为甜点发送……人们知道，“甜城”内江又回来了，而且多了品牌、多了健康、多了文化。

故事的结尾和新开始是：2023年，甜城内江被中国食品工业协会授予“中国甜食之都”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