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不出我的暗夜

作者: 〔法国〕安妮·埃尔诺 吉山 译

编者按:随着全球老龄化趋势日益加剧,不少国家或地区对老年群体的社会关注度正逐渐提高。重阳将至,本期我们推出老年文学小辑,收录三位域外作家关于老年的叙述——以老年身份和衰老体验为焦点,探讨老年群体如何面对死亡终局或追求幸福生活。诺奖作家安妮·埃尔诺的老母亲失智前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走不出我的暗夜了。”作者记录母亲临终前最后一段时光,写下日记《我走不出我的暗夜》;小说《老太太的白汁肉》的主人公是年过八旬的女性,一天醒来,她察觉到身体的异样,忍痛走进厨房为周末的家庭聚会烹饪拿手菜白汁羊肉,却没有端出如往常般的美味菜肴,她不得不面对早已摆在面前的现实,并决定为自己选择一个结局;评论文章《我年岁几何?》从开篇“莫问”“莫言”的退避态度,转变为文末加入“衰老”之战的坚定姿态,给予作者力量的是那些抵制文化偏见、富于思想勇气的女权主义先驱和同辈。我们以老年文学为名,关注人在时间面前的脆弱与勇毅,无论燃烧咆哮还是与之和解,或许都是生而为人的一种荣耀。

那场严重的交通事故发生两年后,母亲开始出现失忆的征象,言行举止也变得奇怪。两年前,她被一辆闯红灯的汽车撞倒,但后来痊愈了,之后几个月的时间里,她能够继续在老年公寓里独立生活。公寓在诺曼底的伊夫托市,母亲在那儿有一个单间。一九八五年的夏天,天气异常炎热,她生病住进了医院。护士发现她一连几天不吃不喝。冰箱里只有一盒方糖。不可能再让她一个人生活了。我决定带她去我在塞尔吉(塞尔吉是位于巴黎西北30公里处的一座新城)的家。我想,她熟悉我家的环境,我的两个儿子埃里克和大卫也在,母亲曾帮我照料过他们。住我家的那段时间,她的不安没有了,又变成了那个充满活力的独立女人。

母亲在我家生活的那段时间,我开始在小纸片上记录她的一些让我感到害怕的言行。纸片上没有记下日期。我无法承受如此糟糕的变化发生在母亲身上。一天,我梦到自己怒气冲冲地对她喊:“别再发疯了!”后来,当我再去蓬图瓦兹医院看她时,我感到应该倾尽全力写她,她的话语,她的身体,离我越来越近的她。在这种强烈的情感驱使下,我写得很快,无须构思亦不必找寻顺序。

“我走不出我的暗夜了”,这是母亲写下的最后一句话。

1983年

12月

客厅里,她在椅子上坐着。僵硬、下垂的脸,力倦神疲。远远看去,嘴似张未张。

“我找不到我的东西了。”她说(她的洗漱包、毛衣、一切)。她总找不到东西。

她想看电视的时候立刻就要看,甚至不能等我把桌子搬走。现在,她只明白自己的需求,其他什么都不明白了。

每天晚上,我和大卫都会上楼来帮她上床。走过铺着地毯的那块地方时,她会把腿抬得很高,好像那里有水。我们都笑了,她也笑了。过会儿,只要躺下时是高兴的,她就会把床头柜里的东西都倒出来,要给它们涂上油,然后对我说:“谢谢你,夫人,我要睡觉了。”

医生来了。她说不出自己的年龄,但仍然记得曾有两个孩子(埃尔诺有一位姐姐,在埃尔诺出生之前死于白喉病),“两个女孩”,她强调。她穿了两件胸衣,一件穿在另一件外面。我想起了她当年的吼叫——那天,她发现我没有告诉她我穿了胸衣。那年我十四岁,一个六月的早晨。我穿着带胸衣的衬裙在洗脸。

我又感到胃疼。对她,她的失忆,我已经没了脾气,只是旁观。

我们去购物中心。她想买一个黑色皮包,而且要芭哲瑞(法国的一个皮包品牌)店里最贵的。她不停地叨念:“我要一个最好看的,这是我最后一个包。”

随后,我又带她去了莎玛丽丹百货。她想要一条连衣裙和一件长袖羊毛衫。她走得很慢,而且要我领着她。她会毫无缘由地发笑。商场里的售货员显得很尴尬,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们。我没有任由她们继续,回之以蔑视的打量。

她不安地问菲利普:“你和我女儿是什么关系?”菲利普大笑着回她:“是她的丈夫!”母亲听后笑了。

1984年

3月15日星期四

在医院,不,应该说是医院里的养老院。刚到二层,我就听见:“安妮!”是她在叫我。护士给母亲换了房间。她是怎么认出我来的?她已经看不到了,或者说非常模糊了(她患有白内障)。当我走进房间时,她说:“我得救了。”毫无疑问,下一句就是“因为你来了”。她跟我讲各种各样她想象出来的事情,还有很多细节,比如:医院强迫她们做工,不给水喝,还不付工钱。臆想在蔓延。不过,她现在还能够认出我,比在我家时强多了。

3月17日星期六

看见我,她很不高兴,沉着脸:“你的那些朋友让我不舒服。看看你干的事,不觉得羞耻吗?”我呆立在那儿,不知所措,我刚和A先生过夜……做爱。她怎么知道的?我自打儿时就相信的东西将我淹没——她的眼睛能够看穿一切,就如上帝在该隐的坟墓中。她还会加一句:“这不行,你被人家灌了迷魂药!”过会儿,她又接着说:“要我说,这世道不正常!”我笑了,感到些许放松,不会再有一个女人离我如此之近,近得就像在我体内。

3月18日星期日

晚上七点,她已经睡着了,我把她叫醒。她以为邻床的病友是一位刚刚在池塘里溺水的少年:“那些警察就在前边,在长凳上坐着。救人的事,他们一点儿都不干。”突然,她又对我说:“你的婚礼是两周后吗?”(然而,明天,我就会去找律师咨询离婚的事情。)

3月28日星期二

她的手指变形了。食指关节突起,像鸟爪一样。她叉着手,来回地搓着。我的视线无法从她的手上移开。她一句话没说,就离开我去吃晚饭。看着她走进饭厅的那一刻,我感到我就是“她”。眼看她要这样结束一生,我感到无尽的痛苦。

9月5日星期三

室内是恒温,冬夏皆同。时光静止了。老人们都穿着扣子在背后的条纹花罩衫,变成了女仆的模样。她们当中的一位,长得又高又壮,头型漂亮,披着披肩,好像普鲁斯特笔下的弗朗索瓦兹(弗朗索瓦兹是《追寻逝去的时光》中的一位老女仆)。

母亲说:“你在家里不会很烦吧?”她说我时,其实说的是她自己。她该有多烦恼呢?还是说烦恼这个词对她来说不再有任何意义了呢?此时,她想起了生活中的哪些过往?生活之于她又是什么呢?

9月11日星期二

我梦到她尿裤子了。现实中她第一次尿裤子时,我惊慌失措。

每次去,我都要给她剃毛。人道报节(人道报节由法国《人道报》1930年设立,在每年9月的第二个周末为报纸进行募捐)时,我身边是一个皮肤发蓝的变性人。我和母亲的关系在不知不觉中重回亲密。

如今,她什么问题都听不懂了:“你睡得好吗?”

“对,是的,这是干净的。”从早上到现在,她在想象中做的所有事情都要讲出来,事无巨细:在商场购物,人很多……好像她在过正常人的生活。这种幻想的力量,也许是出于某种补偿。最后她说:“看来我要留在这鬼地方好长时间了。”

9月23日星期日

几天前,我在火车上看到一位修女,她凸出的眼睛里闪着光,不错眼珠地看着一切,那是一副审判的面孔。我想到了病中的母亲。

护士对我说,她总是谈起你,只谈你。我感到愧疚。我也发现她常常会把自己当成我。

我之所以来到这世上,是因为我的姐姐死了。我取代了她。所以“我”不存在。

9月29日星期六

我到饭厅时,大家都在看电视,只有她回过了头:她一直在等我。

最糟糕的事不期而至。我拉开床头柜的抽屉想看看是不是还有饼干。我以为我看到的是一块蛋糕:我拿了起来。那是一坨屎。我吓坏了,慌忙关上了抽屉。紧接着,我意识到如果我让那坨屎留在抽屉里,就会被人发现。可我竟不自觉地希望有人发现,这样他们就会知道母亲的情况有多糟糕。我拿了一张纸把屎包起来扔到卫生间。儿时的一幕浮现:因为懒得下楼去院里的厕所,我把排泄物藏在卧室的柜子里。

她现在只对我说些疯话——“单词里的‘a’和‘o’都给改了”,“玛丽-露易斯经常来看我”。玛丽-露易斯是她的姐姐,已经过世二十年了。

11月4日星期日

我到的时候,母亲同屋的矮个子妇人正在床后站着小便。接着,她哭着说:“我尿尿了。”饭厅里,一个女人以第三人称不停地唱着自己正在做的事:“她在叠衣服,啦啦啦啦。”

全是白花花的肉。

11月24日星期六

我想杀死母亲同屋的那个老妇人,她一直在大声尖叫。我给母亲买了不同口味的果酱馅饼,买时向店家解释是想让母亲每样都尝尝。店主的母亲也得了阿尔茨海默症,说到这些,他的声音变得很小,他感到羞耻。大家都感到羞耻。

我给母亲刮毛、剪指甲。我们尝了果酱馅饼。她像被吓坏了,害怕我训她,因为她已经听不懂我的话了:“把脚伸进去”,等等。

母亲的病,与A的约会使我与人类、肉体、痛苦和解。

我的面前总是出现这样一幅图景:一扇开着的大窗户,一个女人——那是被一分为二的我——在看风景。那风景是四月的阳光,是童年。她在一扇开向童年的窗户前。

这景象总让我想起多萝西娅·坦宁〔多·坦宁(1910—2012),美国超现实主义画家、雕塑家、作家和诗人〕的一幅画:《生日》。一个袒胸露怀的女人,身后的门开向无限。

12月2日星期日

母亲的脸上有种暗影。现在我记起来了,圣诞节前的几天,我们和寄宿学校的学生一起去给老人唱赞美歌,那些老人脸上都有这种暗影。母亲不愿坐下,就靠在我怀里。

她经常谈起死去的人,好像他们还活着,但她从不说起我的父亲。

12月9日星期日

到处都有挂钟,入口、大厅、卧室。没有一个是准的。他们是故意这样做的吗?

我的母亲已经辨认不出颜色。衰老,就是渐渐褪色,成为透明。扎沙里猫十二岁时也没有了颜色。今天,她想象着有很多人在房间里:“你别管,这些都是客人,他们五分钟内就会走,还有一半人没付钱。”曾经的话语,我们曾经的生活。

旁边的矮个子妇人走了,她的柜子空了。我不敢问她去哪儿了。

12月25日圣诞节

我获得雷诺多文学奖时,她对护士说(护士刚刚向我转述):“她的表达总是很流畅。”接着,她又说:“她父亲要是知道,肯定会告诉所有人。他一直都特别佩服她!”

12月31日星期一

她对我说:“他们也不提走的事,我想我还能不能走了,我可能得在这儿待到……”她不再说了,没有说出“死”,但就是这个意思。让人心碎。她活着,仍有计划和愿望。她不过是想活着而已。我同样需要她活着。

有一次,“克劳德没去看她母亲。其实,她离得也不远,就住在圣玛丽”。一阵沉默后,她又说:“她肯定是疯了。”位置的转换令我有负罪感,克劳德等于我,克劳德,是玛丽-路易斯的独子,母子二人都死了,因为酗酒。

今早,读了《世界报》上一篇关于母性和不孕的文章。对孩子的需要是一种病态的需要。

1985年

7月7日星期日

她不能走路了,有两周的时间了。我像往常一样拿来轮椅,推她下楼到花园。天气很热。“天气挺好的”,她说。能在现在的状态下听到她以前常说的话,我总感到很吃惊。

她什么都看不清了。有时,她会突然抓住我的腿和裙子。为了方便聊天,两位年轻的护工待在与老人们有些距离的地方。另外一位年长些的,丑得吓人,则留在了老人身边。我的母亲穿着一件小碎花连衣裙,我小时候也穿过那样的裙子。在那些老人当中,她看起来很小。显然,这里只有我是成年人。

她对我说:“周日见!”然而,接下来的两个月我都不会来看她,因为我要做一个手术。一个可能让我死在她之前的手术。

我向儿子们描述她的姿势、表情。我们都笑得直不起腰。不可能一直痛苦,那就将它变成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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