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不出我的暗夜

编者按：随着全球老龄化趋势日益加剧，不少国家或地区对老年群体的社会关注度正逐渐提高。重阳将至，本期我们推出老年文学小辑，收录三位域外作家关于老年的叙述——以老年身份和衰老体验为焦点，探讨老年群体如何面对死亡终局或追求幸福生活。诺奖作家安妮·埃尔诺的老母亲失智前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走不出我的暗夜了。”作者记录母亲临终前最后一段时光，写下日记《我走不出我的暗夜》；小说《老太太的白汁肉》的主人公是年过八旬的女性，一天醒来，她察觉到身体的异样，忍痛走进厨房为周末的家庭聚会烹饪拿手菜白汁羊肉，却没有端出如往常般的美味菜肴，她不得不面对早已摆在面前的现实，并决定为自己选择一个结局；评论文章《我年岁几何？》从开篇“莫问”“莫言”的退避态度，转变为文末加入“衰老”之战的坚定姿态，给予作者力量的是那些抵制文化偏见、富于思想勇气的女权主义先驱和同辈。我们以老年文学为名，关注人在时间面前的脆弱与勇毅，无论燃烧咆哮还是与之和解，或许都是生而为人的一种荣耀。

那场严重的交通事故发生两年后，母亲开始出现失忆的征象，言行举止也变得奇怪。两年前，她被一辆闯红灯的汽车撞倒，但后来痊愈了，之后几个月的时间里，她能够继续在老年公寓里独立生活。公寓在诺曼底的伊夫托市，母亲在那儿有一个单间。一九八五年的夏天，天气异常炎热，她生病住进了医院。护士发现她一连几天不吃不喝。冰箱里只有一盒方糖。不可能再让她一个人生活了。我决定带她去我在塞尔吉（塞尔吉是位于巴黎西北30公里处的一座新城）的家。我想，她熟悉我家的环境，我的两个儿子埃里克和大卫也在，母亲曾帮我照料过他们。住我家的那段时间，她的不安没有了，又变成了那个充满活力的独立女人。

母亲在我家生活的那段时间，我开始在小纸片上记录她的一些让我感到害怕的言行。纸片上没有记下日期。我无法承受如此糟糕的变化发生在母亲身上。一天，我梦到自己怒气冲冲地对她喊：“别再发疯了！”后来，当我再去蓬图瓦兹医院看她时，我感到应该倾尽全力写她，她的话语，她的身体，离我越来越近的她。在这种强烈的情感驱使下，我写得很快，无须构思亦不必找寻顺序。

“我走不出我的暗夜了”，这是母亲写下的最后一句话。

1983年

12月

客厅里，她在椅子上坐着。僵硬、下垂的脸，力倦神疲。远远看去，嘴似张未张。

“我找不到我的东西了。”她说（她的洗漱包、毛衣、一切）。她总找不到东西。

她想看电视的时候立刻就要看，甚至不能等我把桌子搬走。现在，她只明白自己的需求，其他什么都不明白了。

每天晚上，我和大卫都会上楼来帮她上床。走过铺着地毯的那块地方时，她会把腿抬得很高，好像那里有水。我们都笑了，她也笑了。过会儿，只要躺下时是高兴的，她就会把床头柜里的东西都倒出来，要给它们涂上油，然后对我说：“谢谢你，夫人，我要睡觉了。”

医生来了。她说不出自己的年龄，但仍然记得曾有两个孩子（埃尔诺有一位姐姐，在埃尔诺出生之前死于白喉病），“两个女孩”，她强调。她穿了两件胸衣，一件穿在另一件外面。我想起了她当年的吼叫——那天，她发现我没有告诉她我穿了胸衣。那年我十四岁，一个六月的早晨。我穿着带胸衣的衬裙在洗脸。

我又感到胃疼。对她，她的失忆，我已经没了脾气，只是旁观。

我们去购物中心。她想买一个黑色皮包，而且要芭哲瑞（法国的一个皮包品牌）店里最贵的。她不停地叨念：“我要一个最好看的，这是我最后一个包。”

随后，我又带她去了莎玛丽丹百货。她想要一条连衣裙和一件长袖羊毛衫。她走得很慢，而且要我领着她。她会毫无缘由地发笑。商场里的售货员显得很尴尬，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们。我没有任由她们继续，回之以蔑视的打量。

她不安地问菲利普：“你和我女儿是什么关系？”菲利普大笑着回她：“是她的丈夫！”母亲听后笑了。

1984年

3月15日星期四

在医院，不，应该说是医院里的养老院。刚到二层，我就听见：“安妮！”是她在叫我。护士给母亲换了房间。她是怎么认出我来的？她已经看不到了，或者说非常模糊了（她患有白内障）。当我走进房间时，她说：“我得救了。”毫无疑问，下一句就是“因为你来了”。她跟我讲各种各样她想象出来的事情，还有很多细节，比如：医院强迫她们做工，不给水喝，还不付工钱。臆想在蔓延。不过，她现在还能够认出我，比在我家时强多了。

3月17日星期六

看见我，她很不高兴，沉着脸：“你的那些朋友让我不舒服。看看你干的事，不觉得羞耻吗？”我呆立在那儿，不知所措，我刚和A先生过夜……做爱。她怎么知道的？我自打儿时就相信的东西将我淹没——她的眼睛能够看穿一切，就如上帝在该隐的坟墓中。她还会加一句：“这不行，你被人家灌了迷魂药！”过会儿，她又接着说：“要我说，这世道不正常！”我笑了，感到些许放松，不会再有一个女人离我如此之近，近得就像在我体内。

3月18日星期日

晚上七点，她已经睡着了，我把她叫醒。她以为邻床的病友是一位刚刚在池塘里溺水的少年：“那些警察就在前边，在长凳上坐着。救人的事，他们一点儿都不干。”突然，她又对我说：“你的婚礼是两周后吗？”（然而，明天，我就会去找律师咨询离婚的事情。）

3月28日星期二

她的手指变形了。食指关节突起，像鸟爪一样。她叉着手，来回地搓着。我的视线无法从她的手上移开。她一句话没说，就离开我去吃晚饭。看着她走进饭厅的那一刻，我感到我就是“她”。眼看她要这样结束一生，我感到无尽的痛苦。

9月5日星期三

室内是恒温，冬夏皆同。时光静止了。老人们都穿着扣子在背后的条纹花罩衫，变成了女仆的模样。她们当中的一位，长得又高又壮，头型漂亮，披着披肩，好像普鲁斯特笔下的弗朗索瓦兹（弗朗索瓦兹是《追寻逝去的时光》中的一位老女仆）。

母亲说：“你在家里不会很烦吧？”她说我时，其实说的是她自己。她该有多烦恼呢？还是说烦恼这个词对她来说不再有任何意义了呢？此时，她想起了生活中的哪些过往？生活之于她又是什么呢？

9月11日星期二

我梦到她尿裤子了。现实中她第一次尿裤子时，我惊慌失措。

每次去，我都要给她剃毛。人道报节（人道报节由法国《人道报》1930年设立，在每年9月的第二个周末为报纸进行募捐）时，我身边是一个皮肤发蓝的变性人。我和母亲的关系在不知不觉中重回亲密。

如今，她什么问题都听不懂了：“你睡得好吗？”

“对，是的，这是干净的。”从早上到现在，她在想象中做的所有事情都要讲出来，事无巨细：在商场购物，人很多……好像她在过正常人的生活。这种幻想的力量，也许是出于某种补偿。最后她说：“看来我要留在这鬼地方好长时间了。”

9月23日星期日

几天前，我在火车上看到一位修女，她凸出的眼睛里闪着光，不错眼珠地看着一切，那是一副审判的面孔。我想到了病中的母亲。

护士对我说，她总是谈起你，只谈你。我感到愧疚。我也发现她常常会把自己当成我。

我之所以来到这世上，是因为我的姐姐死了。我取代了她。所以“我”不存在。

9月29日星期六

我到饭厅时，大家都在看电视，只有她回过了头：她一直在等我。

最糟糕的事不期而至。我拉开床头柜的抽屉想看看是不是还有饼干。我以为我看到的是一块蛋糕：我拿了起来。那是一坨屎。我吓坏了，慌忙关上了抽屉。紧接着，我意识到如果我让那坨屎留在抽屉里，就会被人发现。可我竟不自觉地希望有人发现，这样他们就会知道母亲的情况有多糟糕。我拿了一张纸把屎包起来扔到卫生间。儿时的一幕浮现：因为懒得下楼去院里的厕所，我把排泄物藏在卧室的柜子里。

她现在只对我说些疯话——“单词里的‘a’和‘o’都给改了”，“玛丽-露易斯经常来看我”。玛丽-露易斯是她的姐姐，已经过世二十年了。

11月4日星期日

我到的时候，母亲同屋的矮个子妇人正在床后站着小便。接着，她哭着说：“我尿尿了。”饭厅里，一个女人以第三人称不停地唱着自己正在做的事：“她在叠衣服，啦啦啦啦。”

全是白花花的肉。

11月24日星期六

我想杀死母亲同屋的那个老妇人，她一直在大声尖叫。我给母亲买了不同口味的果酱馅饼，买时向店家解释是想让母亲每样都尝尝。店主的母亲也得了阿尔茨海默症，说到这些，他的声音变得很小，他感到羞耻。大家都感到羞耻。

我给母亲刮毛、剪指甲。我们尝了果酱馅饼。她像被吓坏了，害怕我训她，因为她已经听不懂我的话了：“把脚伸进去”，等等。

母亲的病，与A的约会使我与人类、肉体、痛苦和解。

我的面前总是出现这样一幅图景：一扇开着的大窗户，一个女人——那是被一分为二的我——在看风景。那风景是四月的阳光，是童年。她在一扇开向童年的窗户前。

这景象总让我想起多萝西娅·坦宁〔多·坦宁（1910—2012），美国超现实主义画家、雕塑家、作家和诗人〕的一幅画：《生日》。一个袒胸露怀的女人，身后的门开向无限。

12月2日星期日

母亲的脸上有种暗影。现在我记起来了，圣诞节前的几天，我们和寄宿学校的学生一起去给老人唱赞美歌，那些老人脸上都有这种暗影。母亲不愿坐下，就靠在我怀里。

她经常谈起死去的人，好像他们还活着，但她从不说起我的父亲。

12月9日星期日

到处都有挂钟，入口、大厅、卧室。没有一个是准的。他们是故意这样做的吗？

我的母亲已经辨认不出颜色。衰老，就是渐渐褪色，成为透明。扎沙里猫十二岁时也没有了颜色。今天，她想象着有很多人在房间里：“你别管，这些都是客人，他们五分钟内就会走，还有一半人没付钱。”曾经的话语，我们曾经的生活。

旁边的矮个子妇人走了，她的柜子空了。我不敢问她去哪儿了。

12月25日圣诞节

我获得雷诺多文学奖时，她对护士说（护士刚刚向我转述）：“她的表达总是很流畅。”接着，她又说：“她父亲要是知道，肯定会告诉所有人。他一直都特别佩服她！”

12月31日星期一

她对我说：“他们也不提走的事，我想我还能不能走了，我可能得在这儿待到……”她不再说了，没有说出“死”，但就是这个意思。让人心碎。她活着，仍有计划和愿望。她不过是想活着而已。我同样需要她活着。

有一次，“克劳德没去看她母亲。其实，她离得也不远，就住在圣玛丽”。一阵沉默后，她又说：“她肯定是疯了。”位置的转换令我有负罪感，克劳德等于我，克劳德，是玛丽-路易斯的独子，母子二人都死了，因为酗酒。

今早，读了《世界报》上一篇关于母性和不孕的文章。对孩子的需要是一种病态的需要。

1985年

7月7日星期日

她不能走路了，有两周的时间了。我像往常一样拿来轮椅，推她下楼到花园。天气很热。“天气挺好的”，她说。能在现在的状态下听到她以前常说的话，我总感到很吃惊。

她什么都看不清了。有时，她会突然抓住我的腿和裙子。为了方便聊天，两位年轻的护工待在与老人们有些距离的地方。另外一位年长些的，丑得吓人，则留在了老人身边。我的母亲穿着一件小碎花连衣裙，我小时候也穿过那样的裙子。在那些老人当中，她看起来很小。显然，这里只有我是成年人。

她对我说：“周日见！”然而，接下来的两个月我都不会来看她，因为我要做一个手术。一个可能让我死在她之前的手术。

我向儿子们描述她的姿势、表情。我们都笑得直不起腰。不可能一直痛苦，那就将它变成喜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