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们走之前

农忙季节，祖父来给父亲一家帮忙，某次醉酒后导致幼孙死亡，那夭折的男孩从此成为一家人的禁忌。多年后，这禁忌被打破，爆出了一个惊天的秘密。一个好人一生中也会犯下杀戮之“罪”，蓄意或者不经意间，有人因你悲伤、绝望到赴死。

一

清晨时候，熟睡的父亲从床上摔了下来。他“哎哟”一声，跌坐在地上。那茫然无辜的样子像足了一个突然被惊醒的孩子。我先是一惊，随后大笑，母亲也跟着大笑。父亲问道：“这是哪里？”

我们住在医院旁快捷酒店的双人标间里，我和母亲睡一张床，父亲睡另外一张。大概因为已有多年没有和他们睡一个房间，母亲的话比平日多。入睡前，她刚好讲起了一件从床上摔下来的陈年老事：有一天早晨，她醒来顺势一摸枕头旁，空空的，吓得魂都没有了，以为我被强盗偷走了。因为不久前，小偷从窗户外钩走了她挂在床边的一条长裤。她哭着起身，在床脚下发现了我，将我抱起来，见我额头上鼓起了鸡蛋大小一个包，正睡得酣甜。她说：“那时多累啊，一个孩子滚在地上都不知道。你的瞌睡劲也大，怎么就没有听到你哼一声呢。”这个故事我其实听过很多遍了，问道：“那时还有偷孩子的吗？”母亲说：“怎么没有！那年，隔壁村就偷走了一个孩子，那强盗抱着孩子，从棉花地里穿过去，走了几里路发现是个女娃，就把孩子丢在了地里。”我颇为惊讶，问道：“是不是真的呀？”母亲说：“她们都这样说。”我在黑暗中笑了笑。

父亲的鼾声响了起来，声音震耳欲聋，如同攀山越岭的火车，几声之后突然急刹车般地停住，周围一片寂静，我心中不免惊惧，担心那口呼出去的气借势逃跑，再也回不到他嘴里。我连叫了两声“爸”，父亲翻了个身，嘴里不耐烦地“哼”了一声，鼾声复又响起，却改变了旋律，仿佛蒸汽列车吐着白烟隆隆而过，不断呼着一口口的粗气。母亲宽慰我：“没事，他打鼾就是这样吓人。”很快，她的鼾声也响了起来，声音高亢而又尖细，像吹着一支竹哨。我夹在两个至亲的人中间，在异乡的床上失眠了。我竟不知道父亲的鼾声这般令人心惊胆战，而我母亲年轻的时候睡觉原是无声无息的。这本来可以回到少年的亲密距离，却让我悲哀地意识到，他们真是年逾七十的老人了。

我们千里迢迢到这个北方城市是来给父亲看病的。此刻，父亲自己也反应了过来，没有得到我们的回答，自己讪讪地笑了一下，重新回到了床上。我打量着他那两条肥硕的腿，它们配合着主人起身，上床，被放置在棉被之上，除了笨拙，实在看不出其他异样。我和母亲起床洗漱之后，见父亲还躺在床上，盯着墙壁。那里本来应该有扇窗才对。可是，却是一堵严实的墙，一扇小小的窗户从另一侧墙壁的高处打开。外面就是走廊，已有了热闹的声响。我昨晚进了房间，才知道网上订的特价房原是没有大窗的。那时，父母已经一身倦意地坐在床沿边。我没有勇气返回前台去更换一间有大窗的房。我们到达前台的时候，当父亲得知我订了两间房，便开始生气。他们坚决要与我住在一起，争论几句之后，父亲动了怒，转头就往外走。见他这样，母亲便丢下了我，跟在他的身后。眼见着他们真的出了门，我只得跟了出去，然后妥协了。他们的脚被自己带来的大包小包簇拥着，黑色的拉杆箱缭乱地倒在地上，占据了整间如同鸽笼般的房。出趟门，他们像搬家一样，随身携带着家中令他们不放心的东西：定期存折，被塑料袋重重包裹的一沓现金，父亲的一枚黄金戒指，母亲的黄金手镯，还有一只有按摩功能的枕头……我向他们反复说，只需要几天而已，我们只是确诊一下父亲的腿究竟是怎么回事。但是，没有人听我的。他们的固执，进入七十岁之后仿佛被水泥重新浇注了一圈，变得愈加庞大而又结实。

我坐在另一张床上，注视着父亲的两只脚交叉叠放在床上，不自觉地抖动。五年前，他感觉自己双腿无力，如同踩在一团棉花上面。我们将他带到医院，到了医院门诊大厅，他又死活不肯进去了，医院独有的味道让他喘不过气来。母亲扶着他的胳膊，摸着他的背，替他解释：“你爸一辈子没有进过医院的。”年轻的时候，父亲在地里打农药，不知是中暑，还是中毒了，倒在了地里，被人抬了回来，看起来奄奄一息。村里的人将他围成了一圈，有人凑到他耳边安慰道，不要慌，已经能在路上看到赤脚医生背着药箱的影子了。他听了这话，冲出人群就跑了。我和妹妹俞丹并不是第一次从母亲嘴中知道这件事情，却没想到他如此讳疾忌医。我们只得陪着父亲坐在离医院门诊远远的一排条凳上，像哄着一个几岁的孩子。他抽了平生第一管血，母亲将他的头搂在怀里，捂着他的眼睛，嘴里一个劲地说：“别看，别看。”做头部核磁共振检查的时候，我们都站在了门外，看着母亲将他扶在了检查台上，将他脱下来的鞋摆正，他正准备躺在狭长的检查甬道里，医生将母亲请出，然后把门关上。我对母亲说：“要二十分钟，我们先坐坐。”母亲执意等在门口，她说：“这个检查我做过，吵得要死，我担心你爸受不了。”俞丹早已对父亲失去耐心，不满地说：“他还是一个孩子吗？你把他惯得已经没有名堂了。”正说着，门开了，父亲一脸惶恐地站在门口，对着我们直摆手，“不做了，不做了，躺里面人还没死，先吓死了。”医生告诉我们，机器还没开始响，他身子就在剧烈抖动，像一条搁浅在岸上拼命挣扎的鱼。医生看着面前站成一排的三个女人，犹豫了一下，将检查单还到了我的手里。

父亲的求医之路正式以这种方式开启。我们哄着他，带着他辗转于不同的医院的不同科室——内分泌、神经内科、心脏内科、脑外科，他在不同的医生面前拍打着他的腿。医生们让他躺在床上，用锤子敲打着他的膝盖，或者闭着眼睛，伸直胳膊站立，或者两只手交替着点自己的鼻尖，他一一照做着完成，脸上充满了得意——他对这些动作的完成已有经验，做得相当出色。他确实检查出了一些小毛病，但那都是老年人的常见病，就像一台机器运行良久，会有不可避免的损耗和故障。没有哪个医生能用疾病来说明他腿的问题。我们总是会提着一袋子药回家，除了高血压的药坚持服用，其他药都被他丢了，因为那些药物所有的副作用都在他身上体现了出来。我们后来不得不偷偷将说明书从药品盒里拿出来，劝他继续服药，但是，他很快在抽屉里发现了那张薄薄的说明书，不偏不巧，正是治疗焦虑症和精神病的那类药。父亲异常生气，责骂我们和医生将他当成了神经病。他从此不再去医院，只是日日抱怨。他的腿淤在了沙滩里，走路往一边倒。每当我和俞丹回家，他都会在客厅里向我们演示，他一边走，一边说，我会摔倒，我好像在腾云驾雾。我们看着他一步一步朝前走，没有往一边倾斜的迹象，只是因为懒于运动，身体明显沉重了起来。五年了，他其实没有摔倒过一次。我们似乎也司空见惯，只是静静地看着他。最近，母亲在电话里面哭，父亲不敢走路，怕摔跤，整日在家里坐着，像一颗长在沙发上的土豆。她的哭声让我警觉，父亲不管有没有病，这样下去，就会真得病。

我给在北京当医生的同学打电话，他提醒我，耳蜗问题也会让人有失去平衡的感觉。我用这个崭新的、父亲还从未涉猎的新领域说服了他，让他同意和我再去一次医院。在火车上的时候，他就开始后悔，认为我欺骗了他，这个世界上，没有医生能治好他的病。母亲只在一旁好言劝他，给他剥香蕉，不时将他们随身携带的养生壶拧开，让他喝上一口泡着菊花红枣的茶。几乎每到一个列车停靠站，他都要重申一次，他要回去。我只得站了起来，说道：“那就走吧，你一个人回去。”母亲要说什么，我挡着她：“让他回去，我带你去北京旅游。”他嘟囔了一下，终于不再提起这事。现在，我见他赖在了床上，心中已经隐约有了预感，这一趟大概是白来了。当然，千辛万苦来了一趟，我是怎么也会将他送进医院的。

我和母亲背着包拖着箱子到了医院，像极了逃难的人。医院门诊人流涌动，我们的队伍很快被冲散。我寻找着父亲，哪里还能找到？他一口气就逃出了医院，身子紧紧贴着医院外墙，喘着粗气：“我活不了多久了，我知道。”

我听他说话，又急又气：“你的嘴里，为什么就不能说一句好听的话呢？”

他露出一种我从未见过的乞求神情：“真的不治了，没有用的。”

二

每年菜籽收割的季节，父亲照例要从城里回乡下收菜籽，将菜籽晒干卖掉，再榨一些油提回城里。妹妹俞丹婚后，户口一直未从家中的户口簿上撤下来，所以，家里在村上尚有五亩良田，上半年收菜籽，收完之后接着种黄豆。我本来一直劝说他们将田地租给别人，免去奔波劳作之苦。从北京看病回来之后，我改变了想法。现在只有那块田，才能让他迈开步子了。那两条被他日日痛恨和诅咒的腿，再也没有迈下楼去过。他只是每日在家中转圈，在阳台上甩甩胳膊，仅此而已。

车子经过洞庭湖大堤的时候，父亲突然打开车窗对着河岸上大声叫着：“老吴！是老吴吧？”我将车停了下来，母亲说：“你看花了吧，这么远。”父亲的眼睛是他全身使用情况最好的器官，他阅读药物说明书上密密麻麻的小字时，还无须用到老花镜。我看着从河边延伸过来的小道上那个黑色的影子越来越近，他戴着一个草帽，提着一个红色的桶，手上拎着一根长长的竹竿，想是从湖里钓鱼收工回家。我的视线很快锁定在他的腿上，他的腿在草丛中一走一弹，身子歪向一边之后再收回，像一个被推到一边的不倒翁。母亲也看清了，她惊叹道：“哎呀！真是老吴啊，他怎么成这个样子了？”父亲已经从车子上下来了，迎向老吴，母亲和我坐在车内。他们因为这次意外的相逢而兴奋不已，父亲问起了老吴的腿。老吴说：“喝多了酒，中过一次风就这样了。”

父亲也谈起了自己的腿，俩人惺惺相惜了一番。老吴邀请父亲去家吃饭，喝上一杯。父亲连连摆手：“早就不喝了。”老吴透过打开的车窗看了一眼母亲，对父亲说道：“这么多年了，还在忌口呢。黄土都埋到脖子的人了，还有什么放不下的。该吃就吃，该喝就喝，我们现在就是活一天算一天了。”

父亲与老吴告别后，在车上一直沉默不语。我逗着他说话，问他老吴是什么人？父亲没有理我，母亲小声替他回答：“是你爸当年来洞庭湖时，住在一个窝棚里的人，处得像兄弟一样的，你爷爷也很喜欢他。”母亲话说到这里之后，戛然而止。

我们一般不在父亲面前提起祖父。我突然明白此刻父亲闷闷不乐的原因，和老吴的这次邂逅，或许让他想起了自己的父亲。

一个拖着尾巴的身影从大堤的草丛边迅速蹿出，从车前掠过，让我猛然一个急刹，后面两个人都惊叫了一下，一起问道：“怎么啦？”我说：“一只黄鼠聋子。”父亲有些兴奋地说：“真的？现在黄鼠聋子又多起来了？它们白天都跑出来了。”

我笑着说：“你是不是又想夹它们了？”

父亲激动了起来：“不要命了！它们现在是保护动物了，打了要坐牢的。”母亲说：“在北方，它们还是黄大仙呢，都是供着的。”说罢，坐在驾驶座位后的她一拍手掌，大声说：“呀！老俞，你这腿是不是打了它们的报应啊？”我听罢，笑道：“还真是啊，那时你不就是夹的它们的腿呀！”

黄鼠聋子是我们这儿的叫法，学名黄鼠狼。这个被称为聋子，尖头长身，披着一身黄皮的家伙听觉其实特别好。对于它，我是自小就熟悉的。那时，在冬日的清晨，我还躺在床上，处在朦胧的睡意里，听到父亲的脚步声在台阶上停住，而母亲问道：“昨天晚上怎么样？”紧接着，便响起她欢喜的声音：“真不错，三只啊！”有时，则是父亲懊恼的声音：“打到脚了，让它跑了，夹子被拖了好远。”空手而归的时候极少，在我们广袤的洞庭湖平原，黄聋子很多。它们常会在夜里单枪匹马地行动，偷袭鸡舍，偷起鸡和鸡蛋来毫不留情。父亲并不恼它们，我们家的鸡笼作为家中重要的资产，不像别人家设在偏房或厨房，而是郑重地置在堂屋的一角。我们在饭桌上吃饭的时候，它们就蹲在一旁的鸡窝里热火朝天地生蛋。父亲看中的是黄聋子的价值，他心软，打来的黄聋子全部交给母亲来处理，一张皮可以卖上一个好价钱。父亲只管打，剥皮去肉的事情都是母亲动手。新鲜的肉虽然有股骚味，母亲总有办法把它们烹饪得味道鲜美，这就大大弥补了家里一个月也称不上一次肉的遗憾。

在月亮如水的夜晚，父亲会叫上我，与他一同前往。母亲却不大乐意，一个女孩子家跟着去学这些东西。那时，我的头发被母亲剪成了板寸，一根一根像针般地刺向天空，夏天里被晒得黝黑的皮肤，到冬天都没有被淘洗白净。我常爱和一帮男孩打架，从堤岸打到河里，有一次，用红砖将隔壁邻村男孩板出一头血，那家的父母牵着哭哭啼啼的孩子找上门来。父亲嘴上骂着，让我跪在地上，脸上却掩不住得色。母亲知道父亲欢喜我这样，只是眼见我的模样和性情越来越像一个野小子，却还是有了忧虑之色。父亲却不在意，他将一些夹子挂在我的肩头上，我们就踏着月光出发了。

月亮像一面镜子照亮着田野上的一切，棉花铺天盖地的，叶子早已经枯萎了，只剩下一根根的枝杈顶着已经被采尽的棉花壳，密密匝匝地挨在一起，如同举着无数盏小碗。父亲在田地的沟埂上寻好地方，用铲子挖上一个洞，塞些鸡毛之类的东西进去。再将夹子放在洞口，弯弓做的竹夹子有点像现在的捕鼠夹，留有一个如黄聋子头大小的洞，用细棍支撑着。黄聋子以为洞里面藏着一只鸡，脑袋一伸进去，“咔嚓”一声，碰了机关，就着了套。上了夹子，我们继续前行，我紧紧跟在父亲身后，几次想伸出手拽住他的衣角，半途却缩了回来。我和父亲从未有过肢体上的亲密，他生病之后，我才敢伸出手搀扶他，这么点距离，竟是过了半生才跨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