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们走之前
作者: 许玲农忙季节,祖父来给父亲一家帮忙,某次醉酒后导致幼孙死亡,那夭折的男孩从此成为一家人的禁忌。多年后,这禁忌被打破,爆出了一个惊天的秘密。一个好人一生中也会犯下杀戮之“罪”,蓄意或者不经意间,有人因你悲伤、绝望到赴死。
一
清晨时候,熟睡的父亲从床上摔了下来。他“哎哟”一声,跌坐在地上。那茫然无辜的样子像足了一个突然被惊醒的孩子。我先是一惊,随后大笑,母亲也跟着大笑。父亲问道:“这是哪里?”
我们住在医院旁快捷酒店的双人标间里,我和母亲睡一张床,父亲睡另外一张。大概因为已有多年没有和他们睡一个房间,母亲的话比平日多。入睡前,她刚好讲起了一件从床上摔下来的陈年老事:有一天早晨,她醒来顺势一摸枕头旁,空空的,吓得魂都没有了,以为我被强盗偷走了。因为不久前,小偷从窗户外钩走了她挂在床边的一条长裤。她哭着起身,在床脚下发现了我,将我抱起来,见我额头上鼓起了鸡蛋大小一个包,正睡得酣甜。她说:“那时多累啊,一个孩子滚在地上都不知道。你的瞌睡劲也大,怎么就没有听到你哼一声呢。”这个故事我其实听过很多遍了,问道:“那时还有偷孩子的吗?”母亲说:“怎么没有!那年,隔壁村就偷走了一个孩子,那强盗抱着孩子,从棉花地里穿过去,走了几里路发现是个女娃,就把孩子丢在了地里。”我颇为惊讶,问道:“是不是真的呀?”母亲说:“她们都这样说。”我在黑暗中笑了笑。
父亲的鼾声响了起来,声音震耳欲聋,如同攀山越岭的火车,几声之后突然急刹车般地停住,周围一片寂静,我心中不免惊惧,担心那口呼出去的气借势逃跑,再也回不到他嘴里。我连叫了两声“爸”,父亲翻了个身,嘴里不耐烦地“哼”了一声,鼾声复又响起,却改变了旋律,仿佛蒸汽列车吐着白烟隆隆而过,不断呼着一口口的粗气。母亲宽慰我:“没事,他打鼾就是这样吓人。”很快,她的鼾声也响了起来,声音高亢而又尖细,像吹着一支竹哨。我夹在两个至亲的人中间,在异乡的床上失眠了。我竟不知道父亲的鼾声这般令人心惊胆战,而我母亲年轻的时候睡觉原是无声无息的。这本来可以回到少年的亲密距离,却让我悲哀地意识到,他们真是年逾七十的老人了。
我们千里迢迢到这个北方城市是来给父亲看病的。此刻,父亲自己也反应了过来,没有得到我们的回答,自己讪讪地笑了一下,重新回到了床上。我打量着他那两条肥硕的腿,它们配合着主人起身,上床,被放置在棉被之上,除了笨拙,实在看不出其他异样。我和母亲起床洗漱之后,见父亲还躺在床上,盯着墙壁。那里本来应该有扇窗才对。可是,却是一堵严实的墙,一扇小小的窗户从另一侧墙壁的高处打开。外面就是走廊,已有了热闹的声响。我昨晚进了房间,才知道网上订的特价房原是没有大窗的。那时,父母已经一身倦意地坐在床沿边。我没有勇气返回前台去更换一间有大窗的房。我们到达前台的时候,当父亲得知我订了两间房,便开始生气。他们坚决要与我住在一起,争论几句之后,父亲动了怒,转头就往外走。见他这样,母亲便丢下了我,跟在他的身后。眼见着他们真的出了门,我只得跟了出去,然后妥协了。他们的脚被自己带来的大包小包簇拥着,黑色的拉杆箱缭乱地倒在地上,占据了整间如同鸽笼般的房。出趟门,他们像搬家一样,随身携带着家中令他们不放心的东西:定期存折,被塑料袋重重包裹的一沓现金,父亲的一枚黄金戒指,母亲的黄金手镯,还有一只有按摩功能的枕头……我向他们反复说,只需要几天而已,我们只是确诊一下父亲的腿究竟是怎么回事。但是,没有人听我的。他们的固执,进入七十岁之后仿佛被水泥重新浇注了一圈,变得愈加庞大而又结实。
我坐在另一张床上,注视着父亲的两只脚交叉叠放在床上,不自觉地抖动。五年前,他感觉自己双腿无力,如同踩在一团棉花上面。我们将他带到医院,到了医院门诊大厅,他又死活不肯进去了,医院独有的味道让他喘不过气来。母亲扶着他的胳膊,摸着他的背,替他解释:“你爸一辈子没有进过医院的。”年轻的时候,父亲在地里打农药,不知是中暑,还是中毒了,倒在了地里,被人抬了回来,看起来奄奄一息。村里的人将他围成了一圈,有人凑到他耳边安慰道,不要慌,已经能在路上看到赤脚医生背着药箱的影子了。他听了这话,冲出人群就跑了。我和妹妹俞丹并不是第一次从母亲嘴中知道这件事情,却没想到他如此讳疾忌医。我们只得陪着父亲坐在离医院门诊远远的一排条凳上,像哄着一个几岁的孩子。他抽了平生第一管血,母亲将他的头搂在怀里,捂着他的眼睛,嘴里一个劲地说:“别看,别看。”做头部核磁共振检查的时候,我们都站在了门外,看着母亲将他扶在了检查台上,将他脱下来的鞋摆正,他正准备躺在狭长的检查甬道里,医生将母亲请出,然后把门关上。我对母亲说:“要二十分钟,我们先坐坐。”母亲执意等在门口,她说:“这个检查我做过,吵得要死,我担心你爸受不了。”俞丹早已对父亲失去耐心,不满地说:“他还是一个孩子吗?你把他惯得已经没有名堂了。”正说着,门开了,父亲一脸惶恐地站在门口,对着我们直摆手,“不做了,不做了,躺里面人还没死,先吓死了。”医生告诉我们,机器还没开始响,他身子就在剧烈抖动,像一条搁浅在岸上拼命挣扎的鱼。医生看着面前站成一排的三个女人,犹豫了一下,将检查单还到了我的手里。
父亲的求医之路正式以这种方式开启。我们哄着他,带着他辗转于不同的医院的不同科室——内分泌、神经内科、心脏内科、脑外科,他在不同的医生面前拍打着他的腿。医生们让他躺在床上,用锤子敲打着他的膝盖,或者闭着眼睛,伸直胳膊站立,或者两只手交替着点自己的鼻尖,他一一照做着完成,脸上充满了得意——他对这些动作的完成已有经验,做得相当出色。他确实检查出了一些小毛病,但那都是老年人的常见病,就像一台机器运行良久,会有不可避免的损耗和故障。没有哪个医生能用疾病来说明他腿的问题。我们总是会提着一袋子药回家,除了高血压的药坚持服用,其他药都被他丢了,因为那些药物所有的副作用都在他身上体现了出来。我们后来不得不偷偷将说明书从药品盒里拿出来,劝他继续服药,但是,他很快在抽屉里发现了那张薄薄的说明书,不偏不巧,正是治疗焦虑症和精神病的那类药。父亲异常生气,责骂我们和医生将他当成了神经病。他从此不再去医院,只是日日抱怨。他的腿淤在了沙滩里,走路往一边倒。每当我和俞丹回家,他都会在客厅里向我们演示,他一边走,一边说,我会摔倒,我好像在腾云驾雾。我们看着他一步一步朝前走,没有往一边倾斜的迹象,只是因为懒于运动,身体明显沉重了起来。五年了,他其实没有摔倒过一次。我们似乎也司空见惯,只是静静地看着他。最近,母亲在电话里面哭,父亲不敢走路,怕摔跤,整日在家里坐着,像一颗长在沙发上的土豆。她的哭声让我警觉,父亲不管有没有病,这样下去,就会真得病。
我给在北京当医生的同学打电话,他提醒我,耳蜗问题也会让人有失去平衡的感觉。我用这个崭新的、父亲还从未涉猎的新领域说服了他,让他同意和我再去一次医院。在火车上的时候,他就开始后悔,认为我欺骗了他,这个世界上,没有医生能治好他的病。母亲只在一旁好言劝他,给他剥香蕉,不时将他们随身携带的养生壶拧开,让他喝上一口泡着菊花红枣的茶。几乎每到一个列车停靠站,他都要重申一次,他要回去。我只得站了起来,说道:“那就走吧,你一个人回去。”母亲要说什么,我挡着她:“让他回去,我带你去北京旅游。”他嘟囔了一下,终于不再提起这事。现在,我见他赖在了床上,心中已经隐约有了预感,这一趟大概是白来了。当然,千辛万苦来了一趟,我是怎么也会将他送进医院的。
我和母亲背着包拖着箱子到了医院,像极了逃难的人。医院门诊人流涌动,我们的队伍很快被冲散。我寻找着父亲,哪里还能找到?他一口气就逃出了医院,身子紧紧贴着医院外墙,喘着粗气:“我活不了多久了,我知道。”
我听他说话,又急又气:“你的嘴里,为什么就不能说一句好听的话呢?”
他露出一种我从未见过的乞求神情:“真的不治了,没有用的。”
二
每年菜籽收割的季节,父亲照例要从城里回乡下收菜籽,将菜籽晒干卖掉,再榨一些油提回城里。妹妹俞丹婚后,户口一直未从家中的户口簿上撤下来,所以,家里在村上尚有五亩良田,上半年收菜籽,收完之后接着种黄豆。我本来一直劝说他们将田地租给别人,免去奔波劳作之苦。从北京看病回来之后,我改变了想法。现在只有那块田,才能让他迈开步子了。那两条被他日日痛恨和诅咒的腿,再也没有迈下楼去过。他只是每日在家中转圈,在阳台上甩甩胳膊,仅此而已。
车子经过洞庭湖大堤的时候,父亲突然打开车窗对着河岸上大声叫着:“老吴!是老吴吧?”我将车停了下来,母亲说:“你看花了吧,这么远。”父亲的眼睛是他全身使用情况最好的器官,他阅读药物说明书上密密麻麻的小字时,还无须用到老花镜。我看着从河边延伸过来的小道上那个黑色的影子越来越近,他戴着一个草帽,提着一个红色的桶,手上拎着一根长长的竹竿,想是从湖里钓鱼收工回家。我的视线很快锁定在他的腿上,他的腿在草丛中一走一弹,身子歪向一边之后再收回,像一个被推到一边的不倒翁。母亲也看清了,她惊叹道:“哎呀!真是老吴啊,他怎么成这个样子了?”父亲已经从车子上下来了,迎向老吴,母亲和我坐在车内。他们因为这次意外的相逢而兴奋不已,父亲问起了老吴的腿。老吴说:“喝多了酒,中过一次风就这样了。”
父亲也谈起了自己的腿,俩人惺惺相惜了一番。老吴邀请父亲去家吃饭,喝上一杯。父亲连连摆手:“早就不喝了。”老吴透过打开的车窗看了一眼母亲,对父亲说道:“这么多年了,还在忌口呢。黄土都埋到脖子的人了,还有什么放不下的。该吃就吃,该喝就喝,我们现在就是活一天算一天了。”
父亲与老吴告别后,在车上一直沉默不语。我逗着他说话,问他老吴是什么人?父亲没有理我,母亲小声替他回答:“是你爸当年来洞庭湖时,住在一个窝棚里的人,处得像兄弟一样的,你爷爷也很喜欢他。”母亲话说到这里之后,戛然而止。
我们一般不在父亲面前提起祖父。我突然明白此刻父亲闷闷不乐的原因,和老吴的这次邂逅,或许让他想起了自己的父亲。
一个拖着尾巴的身影从大堤的草丛边迅速蹿出,从车前掠过,让我猛然一个急刹,后面两个人都惊叫了一下,一起问道:“怎么啦?”我说:“一只黄鼠聋子。”父亲有些兴奋地说:“真的?现在黄鼠聋子又多起来了?它们白天都跑出来了。”
我笑着说:“你是不是又想夹它们了?”
父亲激动了起来:“不要命了!它们现在是保护动物了,打了要坐牢的。”母亲说:“在北方,它们还是黄大仙呢,都是供着的。”说罢,坐在驾驶座位后的她一拍手掌,大声说:“呀!老俞,你这腿是不是打了它们的报应啊?”我听罢,笑道:“还真是啊,那时你不就是夹的它们的腿呀!”
黄鼠聋子是我们这儿的叫法,学名黄鼠狼。这个被称为聋子,尖头长身,披着一身黄皮的家伙听觉其实特别好。对于它,我是自小就熟悉的。那时,在冬日的清晨,我还躺在床上,处在朦胧的睡意里,听到父亲的脚步声在台阶上停住,而母亲问道:“昨天晚上怎么样?”紧接着,便响起她欢喜的声音:“真不错,三只啊!”有时,则是父亲懊恼的声音:“打到脚了,让它跑了,夹子被拖了好远。”空手而归的时候极少,在我们广袤的洞庭湖平原,黄聋子很多。它们常会在夜里单枪匹马地行动,偷袭鸡舍,偷起鸡和鸡蛋来毫不留情。父亲并不恼它们,我们家的鸡笼作为家中重要的资产,不像别人家设在偏房或厨房,而是郑重地置在堂屋的一角。我们在饭桌上吃饭的时候,它们就蹲在一旁的鸡窝里热火朝天地生蛋。父亲看中的是黄聋子的价值,他心软,打来的黄聋子全部交给母亲来处理,一张皮可以卖上一个好价钱。父亲只管打,剥皮去肉的事情都是母亲动手。新鲜的肉虽然有股骚味,母亲总有办法把它们烹饪得味道鲜美,这就大大弥补了家里一个月也称不上一次肉的遗憾。
在月亮如水的夜晚,父亲会叫上我,与他一同前往。母亲却不大乐意,一个女孩子家跟着去学这些东西。那时,我的头发被母亲剪成了板寸,一根一根像针般地刺向天空,夏天里被晒得黝黑的皮肤,到冬天都没有被淘洗白净。我常爱和一帮男孩打架,从堤岸打到河里,有一次,用红砖将隔壁邻村男孩板出一头血,那家的父母牵着哭哭啼啼的孩子找上门来。父亲嘴上骂着,让我跪在地上,脸上却掩不住得色。母亲知道父亲欢喜我这样,只是眼见我的模样和性情越来越像一个野小子,却还是有了忧虑之色。父亲却不在意,他将一些夹子挂在我的肩头上,我们就踏着月光出发了。
月亮像一面镜子照亮着田野上的一切,棉花铺天盖地的,叶子早已经枯萎了,只剩下一根根的枝杈顶着已经被采尽的棉花壳,密密匝匝地挨在一起,如同举着无数盏小碗。父亲在田地的沟埂上寻好地方,用铲子挖上一个洞,塞些鸡毛之类的东西进去。再将夹子放在洞口,弯弓做的竹夹子有点像现在的捕鼠夹,留有一个如黄聋子头大小的洞,用细棍支撑着。黄聋子以为洞里面藏着一只鸡,脑袋一伸进去,“咔嚓”一声,碰了机关,就着了套。上了夹子,我们继续前行,我紧紧跟在父亲身后,几次想伸出手拽住他的衣角,半途却缩了回来。我和父亲从未有过肢体上的亲密,他生病之后,我才敢伸出手搀扶他,这么点距离,竟是过了半生才跨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