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方经过洲头咀

本不相干的两个人，因搭车通勤路上的塞车闲聊而熟稔，一个是为男友来广州发展的女教师，一个是以开网约车为生的男司机。两人都从北方来，都在这个城市无奈而疲惫地漂泊着。生命之路上，有多少陌生的同行者？有多少偶然的交汇曾经疗愈了你？

一

晚高峰的时候，整个城市又在下雨。隧道入口处照例飘浮着一片红色，借着雨势，在风挡玻璃上混成模糊的一片。三排车道齐齐亮起尾灯，每个车尾都把等待的焦躁完整地传递给下一个车头。有几辆车不满所在队伍的迟滞而插入旁边的车道，但因为禁止鸣笛，被插队的司机只能反复开关远光灯来表达不满，躁动不安地咬紧牙齿，在座位上跺脚，升起一股无法排遣的愤怒。然而最后的结果却也只能是目睹那辆车把屁股塞进自己前面，亮起红色的灯。

阿光十分积极于插队这种事。每当两侧的车开始轻微地流动，他的手指就会在方向盘上焦虑地敲打，眼光也开始四处搜寻。他无法忍受迟滞，总要想方设法、左突右撞地把车塞进其他的车道。我坐在后座上，被数不清的远光灯打了脸，偶尔还会被突然降下的车窗附赠一两句骂声。死仆街！你痴线嘎！识唔识揸车嘎！阿光将闪光视作无物，对骂声充耳不闻，只是致力于让自己前一步，再前一步。被打得受不了的时候，我在后面劝他说，快也就能比人快一两个车位，两分钟都用不了，急啥呢，万一出了事，一百个两分钟都搞不完。阿光有时叹一口气，有时沉默不语，突围困难的时候，他的手指就开始在方向盘上狂轰滥炸，我想如果方向盘能被点化变成钢琴，车里一定会充满阿光愤怒的噪声。他从不在突围成功之前回应我，只有在终于跻身前列，看到隧道出口胜利的曙光时，才会转过头来，似笑非笑。他的手指依然敲着方向盘，只是把敲击的频率变成了匀称自在的鼓点，要是刚才还停在那辆白痴车后面，现在肯定还塞在隧道里面咯，你不急着回家那我还急着接下一单——人呢，永远无法做到感同身受，小康老师，你说是不是嘞？

阿光总有本事让我哑口无言，就像他总有本事突围成功一样。明知道他的话里错漏百出，句子用得乱七八糟，时不时蹦出来的几个转词简直可笑万分，但他投放句子的时间点却精准无疑。隧道里漫长的等待令我昏昏沉沉，没有网络，没有信号，没有广播，我的脑袋好像生锈了，难以拥有流动的思维。我毫无反击的力气，也没有反击的欲望。阿光把头转了回去，他微秃的后脑勺沐浴着胜利的光。胜利总是属于他。

洲头咀隧道下穿整条珠江，自从鹤洞大桥封闭停用之后，这里就成为我通勤路上的必经之地。从“一”字走成弯曲的“几”字，我把闹钟提前了半个小时，却还是几次痛失了全勤奖。两条多出来的撇捺让我的通勤车费陡然翻倍，于是我百般思索从哪里填补上这笔费用。

一开始我尝试坐地铁，时间最不值钱，把打车绕路的时间用在地铁上，可以省下一大半费用。出家门走八百米，上八号线，八号线转广佛线，广佛线转一号线，下地铁后再走八百米。开始的几天我饱含热情，戴了遮阳帽，换了轻便的帆布鞋，鼓舞自己将走路的一千多米视作锻炼，甚至在耳机里放过孙燕姿能量炸弹一般的《第一天》。每天省下的费用让我决定对自己慷慨一些，买星巴克时用超大杯的馥芮白替换了中杯拿铁，在多出的一千六百米上一饮而尽。强劲的咖啡因一度令我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在狂热的心跳中将从前在“一”字形通勤路上的打车误判为一种破费，还为那些错过的锻炼机会和超大杯的馥芮白十分懊悔;但很快我就发现实在高估了自己，把事情想得太过简单。——为了这杯星巴克，我必须早起至少半个小时，捂着口罩在溽热潮湿的空气中排队，忍受那些连口罩也难以隔绝的来自腋窝的臊臭，像哄抢打折猪肉的大妈们一样挤进地铁;两段八百米让我的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到达单位时我往往全身湿透，妆容殆尽，泛红的痘印露出来，在周围泛起小撮的干皮;下班回家再把这个流程重复一遍，连掏出钥匙都像从深井打水。一周之后，我开始上班打车，下班坐地铁;又过了一周，我恢复了双向打车的通勤生活，为了多出的一撇一捺我再也没有光顾过那家星巴克，需要咖啡提神的日子，我会去楼下的喜士多。

所有打车软件在一开始的时候都会派送出很多优惠券，多到用不完，但等到打车的需求成为习惯，而这个习惯又被大数据发现，这些软件就在不知不觉中换了一副面孔。不仅一毛不拔，还经常超过预估价格，高峰费、等待费，明里暗里地多扣下一点费用。一时的羊毛薅完之后，人就变成了永远的羊。

岭南街边种着大片的糖胶树，叶子是幽深的墨绿色，会开出一小簇一小簇白色的花，茂盛得扑朔迷离。不过只要一上内环，这些绿色马上就会消失，只有高矮不一的楼从桥下密密匝匝地长起来，树和楼的根一起成为海底世界。这里的地势跌宕起伏，地名里经常出现“岗”“塱”“涌”“湾”等字眼，开车上路，经常是一个下坡连着一个上坡，那些楼就在汹涌的路上排山倒海。

阿光比我早三个月来到这里，我还分不清东西南北，他已经把城市的大小路况摸得一清二楚。他的两根手指把屏幕上的地图放大又缩小，给我分析得头头是道：你上下班都是高峰啦，软件上预估看起来是二十块，但是洲头咀堵得一塌糊涂，等你出来再挨过几个红灯，怎么说也得二十七八嘛！万一再遇上个用点心思绕路的，那差不多就要三十出头咯！坐我车的话呢，早上单程收你二十五，下班的时候要是我刚好在你单位附近，就拉你回来，来回四十，算便宜给你啦。

我眯着眼睛看那些花花绿绿的线，刚伸出手指想放大一点，他“啪”的一声把屏幕关上，总之你唔会蚀底啦，靓女！

阿光平时在车里放的都是广东歌，他在学讲白话。他说他已经能听懂客人上车报的手机尾号，可以很清楚地分辨一和二，四和七。关上屏幕后阿光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眼角上挑，尾音上扬。靓女。他故意把最后两个字咬得很重，但这句话还是暴露了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北方人;据说这里的人不会发出这么清楚的鼻音。

自从坐上阿光的车，我再也没有迟到过。阿光每天早上都会准时出现在喜士多的门外，头发干净蓬松，几乎盖住了那个微秃的后脑勺。他把车子的玻璃擦得透亮，没有贴膜，光透过糖胶树的缝隙照在后座上，连脚垫都一尘不染。阿光精神抖擞的样子令我心情复杂，喜士多的咖啡比药还酸，我必须在上车前一饮而尽，否则一定会洒在衣服上。早晨。他的发音像是刚学英语的小学生一样认真，这股认真终于催化出一股酸涩的厌恶。我拉开车门坐了进去，空气清新剂的味道跟咖啡强烈对冲，我知道接下来他将一路狂飙突进，见缝插针，在所有能鸣笛的地方引吭高歌。那股酸涩的感觉涌上了喉咙，我硬着头皮艰难地开口——早上好。

二

来这里工作像是一个自然而然的选择。虽然只是去中学当老师，但待遇算好，还能结束异地恋，跟男友同居。他们都说，博士嘛，去中学教书太屈才了吧。然而他们又说，其实去中学也挺好，现在好多博士都去中学了，稳定最重要，女孩嘛。我没犹豫太久，他们很轻易就说服了我，实际上我也没有什么选择。博士毕业去中学当老师，有“虽然”，也有“但是”，两者一中和，似乎一切都说得过去了。

男友在这里读博，社会学，去年好不容易开了题，今年应该是最后一年了。他每天在微博转发锦鲤，转发好运小狗，有时还转发文殊菩萨。如果顺利的话，他应该能在大学里找一份工作，他对工作要求不高，一本大学就可以，实在不行，二本也能接受。不过中学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他说没法跟年轻人打交道，我之前跟他开玩笑，我现在买手机还有教育优惠，还可以算是年轻人吧？他也笑了，你？你都快入土了好吧。

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对年龄没什么感觉，工作后才发现自己已经是别人眼中的大龄青年。填表时恍然如梦，眼看着“30”这个数字如此陌生，有点难以置信，怎么它就跟自己挂起钩来？草蛇灰线地寻上去，这种质疑的情绪想来早就有了苗头。读博最后两年耗光了我对学术的全部热情，古籍部的书字都很小，排版又细又密，我两年近视度数涨了三百，眼睛总是干涩，经常看着屏幕就开始流眼泪，有时候也自然地让眼泪多流一会儿。眼镜一摘，三米之外人畜不分，我盯着一篇模糊的文档，很像小时候打游戏“Game Over”之后的满屏雪花。怎么就写不出来？怎么就搞成这样？雪越下越大，一片迷茫中只有左上角的那个红点尚可分辨，难以置信衍化成匪夷所思，我像是关闭警报器一般摁了下去。

我没能发出什么像样的文章，勉强毕了业，导师对我去中学的事不置可否。他平时最大的爱好是玩泥塑，他们这些人都会在专业之外保持一个小众且高雅的爱好。有次他给我们展示一件别人送的文玩，一个牧童坐在牛上，吹着笛子，捏得十分精致，但黄牛的一条腿大约是短了一截，总是立不住。他拿在手里把玩了半天，最后还是放进了身后的柜子里。可惜了，立不住。我看见柜子里堆满了他不再摆出来的泥塑，大概我在他心里就是那个样子。

我们很快在男友的学校和我的单位中间租了一套房子。虽然那家中学也是学校，但我似乎无法逾越长久以来语言上的某种习惯，思维定式中，我的学校远在千里之外的北京，这里不是我的学校，我坚持称它为我的单位。

我在单位教高中语文，和我同一批来的还有十几个人，差不多都是博士，还有两个博士后，最不济也是名牌大学的硕士。刚到单位的时候，领导们都很客气，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你们就是这个学校的希望。后来要做一期公众号推送，宣传一下新入职的老师，每个人提供一张自己的照片。推送做出来我看了一下，大部分人都选了自己穿着学位服的毕业照。

租的房子在老城区，不是什么正规的小区，没有保安物业，一扇铁栅栏门把两栋楼隔了进去，就算是住宅区了。好在房子够大，也没有物业费，只用在月末的时候交十几块钱给清理垃圾桶的人。快递柜在楼下，还有一家喜士多，该有的都有了。我住了快十年学生宿舍，看到独立卫浴和宽敞的阳台，已经感到十分满意。

铁门前有一个门岗，里面常年坐着一个戴着酒瓶底眼镜的老头，趴在巴掌大的桌台上串珠子。珠子全长一个样，小拇指甲盖那么大，都是金色的，串好一串至少要三十个金珠，一串珠子两毛钱。他守在门岗里给快递员开门，给外卖员开门，给没带门禁卡的住户开门。他说之前肺炎闹得凶的时候，他不给任何人开门，只在里面串珠子，后来肺炎过去了，他一边串珠子，一边给所有人开门。

电梯是后来装的，架在楼外面，每层连一条走廊，刷成和楼梯一样的水蓝色，但明显鲜亮很多。这里的很多老楼都这样，有了条件才装电梯，像是一个外挂的血袋，给每一层都输送一点新鲜的颜色，可惜走廊太窄，颜色输送到一半就停下了，就这么半新半旧地对峙着。

为了尽可能地压缩成本，电梯装的是最小的规格，勉强能站进去四个人，进出都要讲唔该。刚搬来的那几天，因为不停地往上搬家具，唔该唔该地讲了不知多少次，这也是我学会的第一句白话。男友教我要闭口发音，唔，m，不是呜，不是呜呜哭的呜，说着他做出呜呜哭的动作，我们没来由地大笑起来。搬好家那天厨具还没到齐，晚饭叫了外卖，红烧乳鸽一开二，汁水丰盈，油而不腻，鸽汤里浸满万年青，一大把绿色浮起来，嚼起来有一丝甜味。饭后还买了双皮奶，觉得不够，又买来杨枝甘露和陈皮红豆沙，吃到最后分不清哪个是哪个，甜到舌根发酸，竟然也全部吃完了。

第二天一早就有人来敲门，开门之后一个人影站在黑暗里，说他住在楼下。我的第一反应是昨晚做爱的声音太大，床没那么结实，吵到楼下的人上来提意见，刚要开口说昨晚搬家具搞得太晚，抱歉，唔该。结果还没来得及打开走廊的灯，对面主动递上一张名片，说知道我们刚搬来，以后用车可以找他。名片上写着他的名字——何有光，职业是网约车司机，底下附了一行小字，大概是行业标准或者口号一类的东西，楼道里太黑，我没看清。

他开一辆新帝豪，据说拿了各种补贴之后七万块就落了地。车虽然冇咁好，但我揸车技术一流嘅，有需要嘅话，打个电话畀我啦。我惊讶于这么快就有人上门做推销，还是楼下邻居，联想到昨晚的事，讪讪接过名片说多谢。他听我说普通话倒是怔了一下，可能是没想到这地方还能住进外地人，于是口音马上换成了广普，不用客气啦，叫我阿光就行啦，都是邻居，以后要帮忙的话说一下就好啦。随后他转身拐出走廊，又变成一个剪影，关了门我才意识到，走廊上的灯一直没开，他长什么样我还不知道。

男友在餐桌旁收拾昨晚的残局，刚买的百洁布沾上了油，瞬间变成脏污的褐色。我从他的语气里听出了冷嘲的意味，这人肯定不是本地的，刚学会没几句白话就开始装老广到处拉生意，广东人怎么会说车好？不会这么说话，一般都说靓——不过他说的那句话倒是真的，他又笑了一下，他的车确实冇咁靓。男友家在邻市，开车到这边只需要一个小时，很熟悉本地人说话办事的作派。他提醒我最好还是别用他的车，也不必跟他打太多交道，北佬到这边想赚钱想疯了，谁知道会在路上耍什么心机。他到水池边把布洗了一遍，拧了拧，褐色变浅了一些，但污渍非常顽固，还是有痕迹留在了上面，所有百洁布都会变成抹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