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吾斯奇

云霭封锁了雪峰之间偶尔显露的天际远景。阴冷彻骨的北风越刮越大。靶场上掀起沙尘，落到正在一座墓地上挥动铁锹、铁铲的几个人身上。他弓起背使劲铲开沙石，刨飞的陈土打在旁边人的衣裤上嘭嘭作响。七八个人手脚不停地挖了一个多小时，才在坑深两三米的地方碰到棺材。停顿几秒，大伙放缓的动作又快起来，知道要抢在暴雨之前将遗骸装箱。

露出棺盖时，站在几米外的一家人走到近前。

这家人是埋在靶场东头这位烈士的家属。来靶场之前教导员跟他讲，上世纪七十年代连队骑乘巡逻，一个战士的马在山口甬道的雪崩中受惊。被甩下马背的战士一只脚被马镫挂住，拖行近一公里才挣脱，事后昏迷不醒，等不及送下山医治人就没了。当时连队给战士老家的民政局拍了封电报，一个月后民政局回信给连队，表示家属已知悉，并转达将孩子葬在连队的意愿。上个月，这位烈士的弟弟辗转联系到团部，说想来接大哥的遗骸回家。

开棺前，教导员松开铁锹向一旁伸出手。一个战士从上衣兜里掏出一小瓶酒递过去。教导员拧开盖，单膝跪地，将酒瓶高举过头顶后倒出酒来洒在棺盖上。起身时掷开瓶子，大喝一声。战士们扔下手里的家伙跟着教导员跳进坑里，上前弯腰抬起棺盖。

拾捡骨殖装箱时，烈士的弟弟跪倒在地，放声恸哭。他低头看见烈士脚上黄胶鞋的布面已经风化，橡胶鞋底还在。

阖棺前，他爬出坑外。烈士的弟弟上前将他从地上搀起。看他站稳了，松开手倒退两步，向他鞠了一躬。

雷声滚过，空气里潮乎乎的土腥味刺鼻。教导员让正准备回填土坑的战士们赶紧收队，和家属一同返回连队。

开饭时间已经过了，通讯员热了饭菜端上桌。教导员把一盘鸭架子换到他面前。

“营长，来。”教导员冲他扬了下下巴。

他摆摆手，起身盛了碗汤。

“您是这儿的营长？”烈士的弟弟问。

“忘了介绍。”教导员说，“这是南疆军区来指导工作的殷营长，他弟弟是咱们连队的三班长。”

“那这正好能跟兄弟见面了。”烈士的弟弟说。

“三班长现在正在总医院住院……休养好了就回来。”教导员说。

“生病了？”烈士的弟弟问。

他拿起盘子里教导员掰剩下的半块馍，没作声。

“中午你们先休息。”教导员拿给烈士的弟弟一个苹果，“下午把行李证明给你们，不然那箱子过不了安检。奎屯那边的殡仪馆也联系好了，你们到那里转车，先火化了再带回家吧。”

“教导员，听说还有个‘烈士’埋在这儿？”烈士的弟弟问。

“嗯，有。”教导员说，“一个从北京来的同志，七十年代到的克拉玛依市人武部，有段时间就在我们这儿的牧区支农。当时这边和苏联经常有矛盾，为了边界的事扯皮、闹人命。他了解情况以后说，等我死了就把我的骨灰埋到争议区去，以后划定国界，再把我圈进来。”

“一九七九年的时候……”教导员说，“比你大哥再晚几年，这个叫李明秀的人就因为肝癌过世了，临走之前再次给家人交代，说务必把他埋在阿吾斯奇的双湖边上。这样国家可以拿他的墓作为一个方位物，作为边防斗争的一个证据。你们也知道，那个年代几乎没有火化的，可李明秀就是火化了以后，家属再从克拉玛依给送到这儿来。离过年还有不到十天，连队派人带过去埋了，原地竖了一块石头板子。”

“那后来圈过来没有？”烈士的弟弟问。

教导员在桌上横着画了一道，说：“本来以前两边的实际控制线是以两个湖中间的丘陵为界，我们管南湖，北湖是人家的，之后北湖也划给我们了。二○○五年军区给他重修了墓，立了大理石碑。我们每回巡逻路过，战士都上前敬根烟，清明全连过去扫墓。”

“唔，真是个人物。”烈士的弟弟说。

“你也够能的。”教导员说，“当时我们想找李明秀的资料，托人去克拉玛依武装部、民政局、法院、档案馆，能去的地方都找遍了，愣是没档案、没记录，连张照片也没有。你哥牺牲那会儿我们就往你们老家发了封电报，没想到隔这么些年还能再找过来。”

炊事班后厨响起水声。连队军医端着饭盒走出来同他们打招呼。

“军医，来来。”教导员说，“过来吃点。”

“我吃过了，你们聊，你们慢聊。”军医把饭盒放在一张空桌上，从饭堂前门出去了。

“阿吾斯奇的军医。”教导员说，“老同志特别痴迷书法，每回写字都误了饭点。”

回到招待室，他听见沙发背后的窗户被风撞得嗡嗡作响。四月末，南疆的白天已经热起来，北疆山上还潮湿阴冷，棉被盖在身上又潮又重。这两天中午他都没睡。

上午去水房找工具时教导员拦住他，说人手真的够了。他还是过去拿了把铲子，说就算是代弟弟出力。

这两年不知说过多少回要来阿吾斯奇，可想不到有一天在这儿了，会是帮小弟收拾放在连队的被褥衣物和储藏室的行李，然后带走。

去年阿吾斯奇的雪下得早、下得多。连队自己烧锅炉，攒的煤渣子多了没地方放，入冬前就找乡里派拖拉机来运煤渣。拖拉机上山的时候没油了，驾驶员给连队打电话，说车没油了，让人快给送来。当时连队门前正好停着一辆兵团上来慰问的车，小弟一听就拿上一桶油，开着那辆皮卡去给拖拉机送。路上，小弟将皮卡车停在窄道边，跑下去找拖拉机。送完油顶着风雪往回跑时，对面驶来一辆拉粮食的大半挂车，司机没刹住，车头把皮卡车推出去十几米远，小弟当时就站在车斗后边，被撞进砌在路边的雪堆里埋住了。

上午那个人朝他鞠躬时，他第一反应是应当感恩、知足。相比那个人的兄弟，小弟至少还活着，至少将来睁开眼是躺在一张干干净净的病床上。

他端起热水瓶冲了杯茶，起身拉上窗帘。这时屋门被推开，教导员走进来。

“想着你就没睡。”教导员仰倒在沙发上，歪头盯着茶杯口冒出的热气。

他将茶杯端到教导员跟前，走到另一侧的单人沙发前坐下。

“我跟指导员说了，下午你跟他们一块儿去巡逻。到界碑看看，你弟去年刚带人上去描的字。”教导员说。

他点点头。

“你弟带的就是下午去巡逻的这个班，三班。”

“他跟我说过，三班都是他兄弟。”

“你弟天生是带兵的料，在连队很有威信。”

“是你们把他带出来了。”

“惭愧……”教导员小声说。

“中午见的那个军医……”他说，“是不是姓沈？”

“对，认识老沈？”教导员端起茶杯吹吹，抿了一口。

“听我弟说的，军医给过他很多帮助。”

“老沈确实热心。快五十岁的人了，工资比政委还高，很多事糊弄着来也不会有人追究，但是他不，连队的小孩都愿意找他，有病看病没病咨询个事，我有时候也找他，他读书多，啥都知道。”

“就是这样的人越来越少了啊……”教导员放下茶杯，靠在沙发上出神。

坐在勇士车的副驾驶上向外看，雨前灰暗、阴沉的天空，已经被清澈明亮、瞬息万变的光芒冲破，无垠无底的草野上闪耀着星星点点。

“营长，这是您头一回来北疆边防吗？”指导员在后座问。

“对。”他说。

“南疆那边的边防什么样？”指导员说。

“挺高的，每年上山驻训的平均海拔都在三千米以上。”他说。

“那您出过国吗？”指导员说。

“去年夏天我们在塔吉克斯坦搞了一次联合反恐演习。”他说。

后座一阵惊叹。

“塔吉克他们强吗？”指导员凑上前，扶住副驾驶的椅背。

他一时不知道该从何说起。当时一个加强连从旅部机动到谢布克，再到白苏尔，从清晨一直到后半夜两点多才把车队开到塔方营区。零点多，他那辆车后座上的人都缺氧睡瘫了。驾驶员困得直点头，他在副驾上也迷糊了。到古米其帕峰脚下的一处平坦地，车开着开着就不走了。醒来时他才发现驾驶员把着方向盘也睡着了，车队的尾灯已在山腰处闪烁。

到宿营地已是凌晨三点多钟。全队人从车上下来开始卸车。那是一块种土豆的地，干干的沙土地。

“去那边演习，他们就准备了一块空地。”他说，“第二天起床，我们先搞了一个赠送仪式，把带去的帐篷送给他们。送完领导还要我们过去指导安装，说那边的人不会搭帐篷……”

“不会搭帐篷？”一个二条兵插嘴。

“他们平常不配发帐篷。”他说，“我们刚把示范帐篷搭好，一个班的人就进来在地上高高兴兴地铺毛毡，铺完往地上一躺。当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雪，帐篷顶子都被压变形了，一问，他们也是在地上睡的。”

“那他们平时吃什么？”指导员问。

“一天两顿土豆糊煮鹰嘴豆，每个人背包里都装着烤玉米饼子。我们带了煤上去，自己煮奶茶，炊事班还做的鸡腿、牛肉、揪片子面汤……”

“怎么不买着吃？”还是这个二条兵在问。

他向后座的人解释，说塔吉克斯坦的战士看到中方的士兵抽烟，非常惊讶。在塔方，只有官衔上有一定级别的军官才抽得起香烟。在小卖部，塔方的战士一根一根地买烟，糖也是，一次买几粒装到兜里带走。中方的战士一次拿走几条烟，糖果按公斤买。演习结束时，周围离得近的小卖店几乎被买空了。他记得店里最好的威士忌是人民币一百块一瓶，一百八十块两瓶。

车厢里又一阵惊叹。

“那他们的武器呢？”指导员问。

“武器……单兵素质还行。”

“也有实战能力，强悍。”他又补充一句。

“那我们的优势是什么？”指导员问。

他一时没答话，脑海里却晃动着那时的情景。

那中间某天，一个塔吉克老汉和一个穿着二道背心的女孩，牵来一头驴子卖给炊事班……

“优势？”他这才搭腔，“优势不就是你吗？”

“我？”指导员说。

“指导员和教导员不就是优势？他们训练完做祷告，我们就找你们啊。”

“教导员可以，我不行……”指导员笑着说，“不过我们有军医，他是阿吾斯奇的优势。”

“快看，营长！”一个战士抱着枪站起来，头盔撞到车窗上。

他顺着战士手指的方向，看见几匹棕黑色的马伫立在山坡上。

“那是班长养的马！”旁边的战士摇下车窗玻璃，头伸向窗外朝着那几匹马吹口哨。

“前年和哈方会晤。”指导员说，“我们骑过去的伊犁马就像人家马的儿子，哈方拔河用的绳子也比我们的绳子粗了一倍，几场比赛我们都没占上风，后来三班长上去找他们的人单挑摔跤，摔赢了，他们才给我们鼓了一次掌。”

“那他跟你们说过，他去俄罗斯给普京表演吗？”他苦笑道。

“班长和我说过！”二条兵大喊，“班长去看了克里姆林宫，然后走总统办公室的特殊通道去的红场。”

“普京也会武功？不是跆拳道吗？”有个一年兵问道。

“普京很相信少林功夫，听说前些年，还曾把两个女儿送到少林寺学了一个多月。”他说。

小弟被送进少林寺那年，他正在高三复读。当时村里有户人家的小孩，每天不去学校，跟着小混混跑，家里管不住了就想把孩子送去少林寺的武校。小孩的父母在村里打听，问谁家小孩愿意做个伴，学费和生活费由他们家管。村支书牵了个线，带那家人找过来……

在少林寺的六年间，小弟给他写过几封信。第一封信是讲同村的那个小孩为什么回去了。小弟在信里说，他们每天早上四点钟起床，穿上沙袋背心、戴上沙袋绑腿就跑出去冲山。冲半个小时再回学校跑圈，一公里三分钟跑完，每天每人跑五个一公里。吃过早餐，教练会带他们去练蹿腾跳跃、拳术和器械。同村的小孩拉拉筋、压压腿还可以，下叉、下腰就不行了，老被教练拿木棍照屁股上打。打疼了他就大骂教练缺德，骂完又挨打。折腾不到俩月，同村的小孩就被家里人接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