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脑子先飞一会儿

老实讲，我已经忘记了写这个故事的起因。我总是同时开着好几个文档，有小说、有剧本、有笔记，还有资料，甚至大部分时间里还开着一两部电影在看。当这个写不下去的时候，我就写那个，那个写不下去的时候，我就绕回来写这个。都写不下去的时候，我瞟几眼电影。因此，记忆是搅在一起的，创作上它们还老相互串门儿。我还会开一个“垃圾文档”，它没别的用处，就是垃圾本身。当焦躁把创作挡得死死的时候，就得想招儿踢走它，在一个垃圾文档上，用第一直觉胡乱敲，横冲直撞往往能带出奇怪的东西。我管这个叫，让脑子先飞一会儿。

灵感是带出来了，竟然还有了故事的某个线头儿，这就催逼着你要继续编下去，毕竟人家有腿了，人家要自己跑，拦不住的。相当于完全的计划外受孕。进入到具体的故事编排中，大概就又像抚养孩子长大，营养品、父母的阅历、价值操守，乃至某种对孩子的希望等等，都会裹挟进来。

最丰富的营养贡献，是美国作家弗兰纳里·奥康纳的《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奥康纳在故事里设置了一对母子关系，一个南方种植园遗老式的妈妈，一个思想进步的儿子。奥康纳通过一栋老房子，一辆公交车，一个座位，一顶帽子，一枚硬币就勾勒出了那个时候的美国风貌。故事的最后，母子俩下了公交车，母亲挨了黑人一拳，在羞愧、愤懑之中倒毙在了马路边儿。在《星形广场的约会》中，我让母亲萨蕾活了下来，是她的误判、畸形之爱和激进观念造成了悲剧。

另外，作为一个回族大兄弟，现实中，我和我妈的关系，不能说没有一点情感带入。

还有托尼·莫里森《最蓝的眼睛》，这相当于我给孩子偷偷报了个辅导班。在艾哈麦德和露姬的人物行为动力存在着某种理性缺陷的时候，它给了我一个可以忽略逻辑的、情感驱动的感性力量。《最蓝的眼睛》中，黑人小女孩佩科拉在糟糕扭曲的生活中，将生活的美好和自我命运的改善与外貌画上了等号，是否拥有一双蓝色的眼睛，会是所有痛苦的结束？在我的故事里，艾哈麦德和露姬试图通过进入主流环境中，达到改善自己的外貌举止，从而挣脱开族裔束缚，达到身份超脱的目的。佩科拉是种族歧视、生存困境带来的心灵异化。艾哈麦德和露姬更多的是追求一种精神上的归宿，尽管这个归宿其实是一个虚无的存在，但本质上都是异化的一种表现罢了。

还有，我没去过巴黎，我就神往了一下。以后再说吧。

总之，这个故事当时产出的情况大致就是，脑子它先瞎飞了一会儿，脑子它后又追了上来。这篇也是。

杨乾，回族，宁夏固原人。毕业于山西传媒学院，梦想成为一名主持人，但人丑，普通话差，没得逞。曾供职于中央电视台银川应急报道点，担任记者。现为影视剧编剧、导演，主要集中于令人伤感的网大。有电影编剧作品入围上海国际电影节、first青年电影展。电影剧本《那年夏天的恶人》入围万达影视“菁英计划”；曾获北京科幻创作大赛“光年奖”，有小说作品见于《莽原》。近期计划用科幻的方式写西海固故事，总感觉应该挺带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