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风告逝时代的情动中介

当读者孜孜以求地海纳一个时代的优秀作品，总无法避免疏漏——文学史最重要的机制不是记录，而是遗忘。这是残酷的事实，亦带有必然性。如果回望百年新文学的前半期，容易听到的动词是勘探、打捞、重拾，与此相关的名词是失踪者、隐身人、遮蔽之书。从历史主义的角度看，后人将曾经闪耀的群星从长河中淘洗出来自是功绩卓著，但从文学的“同时代人”出发，是否有足够的勇气指认“经典”，并将值得珍视的作家经典化与学理化，的确是研究者特别需要面对的命题。

很大程度上，作家荆歌受到的重视，他的经典化程度，与他的创作实际是不匹配的。1990年代以来，荆歌的《口供》《太平》《蓖麻》《鼠药》等作品光耀一时，其完成度与同期最负盛名的作品相比也不遑多让。他的语言散淡细密，又有着江南系的潮湿与缠绕，他笔下人物书写的重点不在内面的状态，而在微妙的关系。可以说，荆歌小说有着如生他养他让他念兹在兹的苏州城一般的气质，正像有论者概括他作品的风格是“无声的苏州评弹”，很精当。最重要的是，荆歌让我们了解到一位经历过先锋文学洗礼的作家的历史意识，以及具体经验如何参与到现实感的构造之中，后一点在荆歌近作中体现得愈发鲜明。

《小说月报·原创版》在2025新年伊始推出的《情书》，是荆歌的短篇新作。《情书》的故事本身不复杂，讲述小镇上三位青年男女的情感纠葛。面馆职工姜康康暗恋药店职员冰梅，碍于表达障碍和学力极其有限，追求感情的方式只得通过请作为中学老师的“我”代写情书。在这个过程中，姜康康和冰梅的亲密关系迅速发展，而本对冰梅无甚好感的“我”也在不知不觉间幻想出一份“爱情”。小说最后，“我”对冰梅的感情得以告白但无疾而终，而冰梅视姜康康为真爱，并希望“我”再次代笔，给因罪入狱的他再写信，曾经的“情书”变成了日后的“家书”。

《情书》里，我们熟悉的教师主人公又回来了。荆歌惯于并善于将作品的重要角色赋予“教师”这一职业化身份，《我们的爱情》《慌乱》《诗巷不忧伤》《小米兰》等过往多部作品中都有师生相关的故事，而这种设定与他年轻时的经历是分不开的。早年间他流连于家乡多所中学，有过近十年的教师工作经历，每当荆歌将这部分经验调动起来，小说里就形成卓有特色的记忆之场。对于荆歌而言，教师不仅是一份曾经的职业，它的重要性不在传道授业解惑一侧，而是在更大程度上属于自身的少年心事与文学启蒙。如他自己在接受采访时所说，“年轻时候喜欢文学，是因为寂寞。那时候在乡村中学当教师，非常寂寞。于是就读书。阅读多了，就会跃跃欲试想要写作”。《情书》中同样如此，在表层略显俗套的故事之下，隐藏更具备本体论意义的诉说。“我”（马忠敏）是二十出头的乡镇中学教师，在一座前身是古庙的校园里深感寂寞——“寂寞像无边的黑暗，将我厚重地包围”。我们无法断言在荆歌和第一人称的马忠敏之间是否存在异质同构，这种相似和重合度早已不是第一次在他的小说中出现，小说家的花招是以真实夹杂着虚构，让匿迹之物或隐或现在字里行间。显然，小说写的是一个青年人从日常生活中感知观念、发见文学，随着对文学的想象与个体创造，其自身的认知和主体性也不断摇曳。

起初，“我”对于冰梅的态度是抗拒的。在“我”看来，冰梅完全无法唤醒自身的美学感受，是一个“乏善可陈”的女人；姜康康追求冰梅，也让“我”对这位朋友有些“鄙夷”。所以，在初次的情书代笔中，“我”很难投入切实情感，情动无法发生。“给一个自己一点都不喜欢的姑娘写信，向她表达爱意，真不知道从何说起。”拼凑歌词的潦草情书效果并不好，只是略微地得到了回应。随后，灌注文思的情书起到了更好的效果，冰梅逐渐沉沦其中，“我”也为此神魂颠倒、意乱情迷。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我”的修辞之盛意味着“我”的内心愈发灼热，对冰梅的这种情感投射是一种对他者的凝视和想象，也是一种对情动的创造性书写。再往后的阶段则更有意味，“我”对文学的实践从情书启动，却很快放弃了对诗歌、小说、散文的追求，顾城、苏童和史铁生纷纷因写情书而被搁置遗弃。甚至在热恋中的两人以欲念取代了尺素后，“我”依然保持着写情书的习惯，在“辗转反侧的子夜”和“似梦似醒的日子”里，情书置换了“我”的日常生活，成为“我”反抗寂寞的工具。本来平静的、渴求变化的生活不仅被日益物化，而且还被异化和虚构了。

如果从文学发生学的角度考察，“我”的情动的确暗合着某种初学写作者的心态，从模仿他者到寻获自我，“我”的主体性看似得到了舒张和建立。第三阶段里，“我”已经将私下里写无法传递的情书赋予更重要的价值，“现在我要做回自己，只代表我，每一个字每一个句子都是从我心里流出的甘泉”。不过，这种所谓的主体性只是“我”的一次虚妄，或者无数次虚妄的集合。“我”的情动从未真正落地到具体的人，所有的情书不过是不同类型的中介，幻想中的替身。后来的情书未曾发出，“我”的情动也日渐漂浮。值得玩味的是，“我”对自己幼稚、漂浮、无望的情动以及这些信件可笑的中介性并非无所察觉，反而有着清晰的认识。“作为书信，它变味了……”“一封封情书，只是小说中的片段，只有道具，无非是作者的杜撰……”“眼前的冰梅……是我为自己塑造出来的情人”。也就是说，“我”戴着一张和自己面孔毫无二致的面具在生活，这张面具如此准确地切中了自我，又如此清晰地虚伪。

从这个意义上，《情书》的简单故事就有了绝不单薄的力量。如果说“我”的情动是抵抗复归寂寞的现代性方案，那么当它走向某种虚伪的暗面，沉溺于美好又荒唐的想象的幻觉之时，“我”和我们真正需要谨防的正是那种模仿的、中介性的生活。“真风告逝”的时代里，更大的伪装是自我的蒙骗，而这种蒙骗以情动的方式存在于暧昧的亲密关系想象时，很难被真正地意识到。对于情书而言，“我”和姜康康是互相情动、互为中介的，真正摆脱了情书所携带的情动与中介之人反而是冰梅——当她从“倔强的嘴里”说出“我爱他”三个字的时候，当她终于抬起头直视“我”的时候。或许，还可以想到更多，比如关于情动和中介的“大伪”不仅存在于个体精神史的变动里，也需要谨防文学观念被无意识地偷袭。“我”对写作旨归的挪动不正是在高度清醒地直抒胸臆里吗？或许，荆歌借此向读者发出了潜在的，也是类似奥尔巴赫一般的警示：文学的真正力量不在于反馈直接的生活，而是在于它能够揭示日常生活中被忽视或未被表达的现实层面。

作者简介：陈泽宇，1995年生于济南。现为中国作家网文史频道编辑。文章散见于《文艺争鸣》《青年文学》《光明日报》《文艺报》等。

责任编辑 韩新枝 张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