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白签名·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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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任太太非常喜欢雷内·马格利特的绘画。有一天她在提森博物馆里待了整整一个下午，只看了一幅画，离开时我问她那画面里的森林和马匹有什么含义，她朝我看了一眼，面部被射灯分割光影，存在和不存在处于叠加状态，这是一种遮挡错觉。

那是我们最后一次一起去看博物馆。一个冷飕飕的冬天，十二月份。离圣诞节还有大半个月，但马德里的主干道上早早挂上了各色彩灯，几乎每一个广场上都摆着巨大的圣诞树。一些街角立着身着裙撑的公主殿下，通常都只有留白的面部。区别是颜色和裙面上的图案，有些是环状心形，有些是几何立体，看着像什么公司的商标。后来我们发现一位印有欧元图案的公主后脖颈上还有一个二维码，她感到好奇，挤开几个正在拍照的扎着高马尾的年轻女孩，走上前去扫了码。

是什么？我问。

她低头摆弄着手机没有及时回答我。再往后我们走到了普拉多博物馆。那时候正好下午六点，入口处有人在排队等着拿每日免费参观的门票。我们也走进队列，跟着人群缓缓移动。半小时后站在了委拉斯贵兹的Las Meninas（《宫娥》）前面。新王后的长女玛格丽特公主被宫廷侍女们包围着。她的右边是玛丽亚，左边是伊莎贝尔、女侏儒玛丽·巴博拉和意大利男侏儒尼古拉斯·佩图萨托以及西班牙宫廷的其他成员。尼古拉斯正在用脚踩一只昏昏欲睡的獒犬。有大约十几年，我都把他错认为一个红衣小女孩。

不，他是一个男侏儒。后来在巴塞罗那看到毕加索以尼古拉斯为画面主角的许多复刻内容时，她毫不留情地指出我的错误。那时候我们刚刚结婚半个月。

实在太像了，我认为毕加索其实是把他当成一个女孩子来复刻的……我试着辩解。

不因为像而就是。她严肃地打断了我，线条非常凌厉。来自声音，瘦削的肩颈，干枯的手臂。这一切都在空旷的大厅里裸露，与室内过低的温度融合在一起。那时候至少她还愿意打断我，后来她几乎很少跟我讲话，不过生活上我们逐渐有了一些默契，用不到很多语言。

委拉斯贵兹站在他的画架前。我们正与他对视。那天一直冷飕飕的，在荒凉的博物馆里更是如此。我裹紧大衣，不知道为何，这个下午她如此执拗地走进一间又一间博物馆。再过三天，她就要搬去一个法国赞助商为她找到的艺术家联盟中心，临行之前应该有更多值得去做的事情，比如前往再婚的父亲那里叙旧道别，或许还能正巧碰到又一次被男朋友打到鼻青脸肿的姐姐，以及那个小小的婴儿。或者干脆待在家中打包行李——几个小时之前我坐在客厅的宜家沙发上和她一起看了中心负责人发来的一个不到三十秒的视频，她接下来的居住地是一座十八世纪的宫殿，内部被改造成十几个小公寓，每个空间都有五米多的高度。在那里她可以度过七个月的时间，创作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也许正因为如此，她想要在离开西班牙之前再看看她喜欢的画作。但我总有种感觉，仿佛她永远不会再回来。

刚才那个是一个通信公司的二维码。片刻之后，看着委拉斯贵兹作品的她忽然开口，声音带着股阴雨天独有的泥腥味。

我想了一下才反应过来她在说什么。她的思维一直都有些跳跃。

我们站在名为《宫娥》的巨大画幅前又一次陷入沉默。和之前的许多次一样，我想告诉她我更愿意对着身后遥相呼应的提香的《查理五世骑马像》。但她一定会对此嗤之以鼻。她对于任何画面中只有一个中心人物的画作都嗤之以鼻。

比起古典我更喜欢超现实主义，所以我宁愿站在雷内·马格利特的画作面前受罪而不是观赏委拉斯贵兹这幅无聊的作品。侏儒尼古拉斯·佩图萨托踩狗的情景是我在这幅枯燥的群像上唯一能够找到的乐趣。

我们现在居住大楼的下层就有一个类似的邻居，他时常穿一件红色的有运输公司标志的聚酯纤维夹克。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但是我们每次谈到那个人都会称其为“尼古拉斯”。她喜欢这样的代号，并且把对方的太太唤作“玛丽·巴博拉”。这两个人并不能算侏儒，尤其是玛丽，我认为她应该有一百五十公分，尼古拉斯差不多有一百六十公分，因为不能很好地管理身材，他的肚子凸出来很大一块，这让他有向正方体发展的趋势。

为什么要创造这样的生命？她第一次看到两人的婴儿时说。

但愿那个可怜的孩子能够长高一些。她补充道。

她自己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女性，身材纤长匀称，有几年还专注运动，有紧实的手臂和臀腹部。我知道那时她还是圣费尔南多皇家美术学院的学生、梅兰德兹教授的得意门生。长得清秀，又有才华，这使她在留学圈里很有名气。但初次见面我就知道她是交际花类型的女人，尽管她具有一种冷冰冰的魅力。

第一次聚会还未结束时，她起身同大家道别，几乎所有人都感到惋惜，我也如此。那时候我坐在角落，她仍特意朝我走来。很高兴认识你。她说。只是简单的一句话，却令我内心悸动——也仅此而已。我对她的爱总是一晃即逝的。常常把她遗忘。但只要再次见面，迷恋的感受总会再度袭来。

第二次她坐在了我的身边，拿餐具的时候小拇指不小心划过我的手腕。修剪整齐的指甲将我刚刚晒过的皮肤划出一道印记。

真不好意思。她道歉说，没弄疼你吧。

我摇了摇头，屏住了呼吸。

她享受自己的魅力，知道如何挑逗我以及在场的其他男性。我们总是很捧场地参与这个游戏，并且适当地散发幼稚的嫉妒。后来想想，对于我们中的任何人而言，这些都只是令人兴奋的游戏。每次回到公寓，脱掉外套，在房间里打转，从冰箱里取出冷饮，走进浴室，这种被唤起的激动就会慢慢回落。我一直有能力向自己证明，我不是那些愚蠢的男人中的一个。我这样类型的男人是不可能严肃地爱上一个她那样肤浅的女性——但实际上我认为“肤浅”这个表达并不恰当。她只是过于自卑而显得自恋而已。

我很快识别了她的内在属性，但不妨碍我继续装傻陪着她玩那个令她沉迷的游戏。彼时是我感觉最为轻松的一段岁月，博士即将毕业，也在学校谋得了助教职位，算是很顺利地在异国就了业。这一切都使我有一点余裕。她的条件尚可，父亲在火车站附近经营一家生意还不错的中国小吃店。她虽然算不得出生在马德里，但中学时期就在当地就读，语言很好，这恐怕也是她在留学圈里比较令人瞩目的一点。

我比她整整大六岁，在座的男性中，尽管我总是将自己投入阴影，但我知道自己在那个小圈层中的位置。有些时候我会衡量一些价值，尽管这只是一场游戏。

但很快大家就高兴不起来了，有一天她带来了一个法裔华人，是一个瘦高的热情开朗的青年，也在圣费尔南多皇家美术学院读书。此后他们频繁出现了几次，关系似乎比朋友更为亲昵。有传言说对方出自一个好像很了不起的家庭，我一定不会尽信，也告诉自己她的这一切行为都是无聊浅薄的手段，只为了刺激我们进行更加疯狂的竞争与追求。但愤怒和痛苦还是很快速地贯穿了我。

我充满理性，知道自己不能够表现出所有的感情，于是照旧参加聚会，也同她讲话，不过不再有任何暧昧的注视和接触。有些时候我可以感受到她的焦虑，在这场推拉里我们不断交换着上风位置，但错落的刻度并没有巨大的差异，直到有一天，她在聚会的后半段才来，此前明显已经喝过一场了，眼神有些迷离。她在我的身边坐下，大家开始起哄。有人问她之前去过哪里，她没有回答，而是转向我，语带凉意地说，为什么你会让我感到痛苦？明明我可以过得很好。

完全占有她的欲望瞬间就被点燃了。我的心脏怦怦跳着，它从来没有那么激烈地跳动过。高中时我曾是省队的田径选手，激烈运动之下没有狂躁不安跳动的心脏，在那一瞬间近乎窒息的静止中再也没办法平复下来。

说完那句话她就离开了。我没有追出去，后半段时光非常恍惚，在嗡嗡的打趣与妒忌中，被满足、骄傲、惶恐、担忧笼罩。我感到害怕，知道自己脱离了掌控。

现在，那种似乎相同又不尽相同的感觉再次到来了，我厌恶自己的这一面。

我们走吧。这时候她转身对我说。

我跟她一起走出博物馆。外面开始下雨，其实下的是一粒一粒凝固的雪珠。她走在我的前面，裹紧驼色羊绒大衣，经过一个街头摊贩时转头问我要不要吃一块吉事果。我要了两块，装在小纸杯里，裹满肉桂。

我实在不能理解你怎么这么喜欢吃肉桂，它的味道过于霸道，几乎要统治一切。她吃完剩下的一块，食指与拇指圈起，卡在杯口下方将其捏扁，在走了半个街区之后扔进了路边的一个垃圾桶。后来她也是这样捏扁了那个婴儿的颈部，把他扔进了路过的第一个垃圾桶。

2

戴着面具的马从我们的身边旋转而过，灰色黄色粉红色与蓝色的鬃毛像是喷了过量的发胶，死死固定在僵直的后脑勺上。每一匹都是。

圣诞集市旁总会摆设这样的旋转木马，有些比较简陋，有些非常华丽。我们路过繁华区的中心广场，眼前的这个算得上装饰精良，每一个细节都有可品鉴的空白。但是马背上并没有乘客。

以前她偶尔会在这种闪着各色灯泡装饰繁复的旋转舞台前驻足，观赏一幅画作一样观赏对面的场景。有时候她买一张券，却并不坐上去。她一直都是这个样子，买一张很贵的门票，也只会在固定的几幅作品前站一站。她通常会站在中心位置。有一次一个带婴儿的女人站在她的身后，她给对方腾出来位置。那是在美术馆里，在达利的面向大海的女人的背影前。还有一次，一个留着络腮胡的男人站在她的身后，她也给对方腾出来位置，那是在一座极为简陋的旋转木马前，没有过多的点缀和色彩，大部分的马匹都是正在脱皮的白色塑料。对方对她表示感谢，接着举起手机，为逐渐逆时针转过来的一个女人拍照。

她认为自己是在画的外部，但他者眼中的倒影将她置于画面空间的内部。她总是不能把现实当作现实，生活仅作生活，而是喜欢将所有的艺术感官与自己混为一谈，这使她整个的行为都像作秀。而感官迟钝在身为画家的她的眼里几乎是不可容忍的缺陷。

我从一开始就对这些感到厌烦，更愿意脚踏实地地活着———这总是争执的开端。不过这一切都是我自找的。

走吧，今天太冷了。我夹紧肩颈对她说。从最后一座毫无人气的博物馆出来之后，我就异常疲惫了，浑身都像是在冰窖中冻过一遍。我这才想起来这一天都没有吃饭，那块小小的吉事果根本没办法带来足够的热量。我失去了所有和她一起闲逛的耐心，只想快点回到公寓，吃一碗泡面也好。

我想要上去。她忽然开口说。不是请求也不是询问，而是一句简单的陈述。接着她走到左手边的入口处去买票。售票员在白色的小窗口里只露出肩部以上的一小块出来，是一个穿着黑色棉衣面色发灰的人。

你要和我一起吗？她回头问。

我摇了摇头。

她登上了那个舞台，找到了一只粉红色的小马，坐了上去。这匹马有紫色带网格的面具、橙黄色的座椅，以及蓝色的鬃毛。她苍白的手抓着这些浮夸的外表，很快跟着音乐起伏，转到了中心轴的背后。我站在原地观赏，看她时隐时现，忽而觉得自己替代了她的位置。那时候，每当她站在观赏者的角度的时候都会想些什么呢？我想。当她再一次转到柱子背后时我朝四周打量，这才看到那个有些简陋的售票口上由各色闪亮的小灯泡组成的一个词：carousel（旋转木马）。和西班牙语carosella十分相近，大概总有些关联。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它的本意应为“小战斗”。带着这样的好奇我翻开手机查了查，果然如此。十字军用它来描述1100年左右土耳其和阿拉伯骑兵中常见的战斗训练演习和游戏，他们将这个方法带给了远在欧洲的领主和国王。旋转木马在城堡内被秘密保存，用于训练骑手，加强骑兵的战斗准备。用于战斗——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无数次这样缓慢持续却上下腾挪的较劲，确实是这些小战车的隐喻。我抬首再次看向她，她是这个灯光璀璨的舞台上唯一的演练者，在华丽的布景和音乐里面无表情地上下穿刺。

“为什么你会让我感到痛苦。”这句话在我看来几乎算作犯规。那场聚会后，我再也无法将游戏进行下去。当天夜里，我反反复复地睡了又醒，醒了又睡。我觉得自己似乎梦到了什么美好的东西，但醒来时却失落无比。我第一次陷入了真实与虚构的幻境，除了这句话，即便尽力回忆，却再也想不起什么来。但幸福的感受只是短短一瞬，第二天我就陷入了巨大的怀疑，从那天开始，她再也没有露面，也没有回复我挣扎了许久才发出去的讯息。我几乎用光了自己的力气才克制着没有去找她，或者再打一次电话。但我几乎每隔几秒就翻看一下手机。那上面始终都只有我发送出去的孤零零的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