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之雾(上)(长篇小说)
作者: 曹军庆第一章
1978年考入大学,包括考入中等专业学校的学生,被认为是国家的栋梁之材,这种说法自有道理。自1977年恢复高考,1977、1978和1979这三年中进入大学的青年,无不红运当头,成为幸运儿。那是个朝气蓬勃的年代,那是个释放梦想的年代,人们将这三年的学生称为新三届,新三届是相较于之前的老三届而言,也被叫作黄金一代。
“但是,也有例外。”范海涛说。
他想,我也是1978年考入大学的,可我是个不折不扣的废材。废材这个词语是他从网络上看到的,以前不这么叫,以前叫废物,他现在能接受废材这个称呼,他自己就是块废材,他对此心安理得。允许那个年代的某些人成为栋梁之材,也允许另外某些人成为废材,这是他退休时给自己下的结论,黄金一代又如何,并不都是黄金,也有破铜烂铁。范海涛一生写过无数自我鉴定,每年年终都写,那基本上是程式化工作,敷衍,有现成的格式、现成的套话,也有现成的文本存于电脑。每年交个人鉴定,在电脑里改一下时间改一下数字就能应付了,都是这样,大家心照不宣。现在他要退休,不想再敷衍自己,他想确认: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这种疑问,反反复复思考了好长时间,他给自己做了一份不必上交不必示人的自我鉴定,这份自我鉴定,无须变成文字,只在心里想想就够了。
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这种追问单是想一想,就仿佛打开了闸门,与范海涛上交给单位的自我鉴定书完全不同,流淌在心底的句子是另一份鉴定书,迥然有别的陌生词句汹涌而至滚滚而出。他打量自己,给自己命名,企图说服自己,规定自己,又不敢那么肯定,总有些模棱两可。确认自己永远是困难的,他好歹明白,认领这些命名不是不可以,他并不觉得困惑,他也不认为这一切果真就是他,但至少大部分是他,大部分,他想到,其中大部分说的都是我。这想法固执、轻狂、无拘无束、毫无章法。于是,他心里那个声音念诵着:我是个唯唯诺诺的人,一个充满奴性的人、没有主见的人,一个软弱的人,但我又是个好人,一个特别好说话的人,一个看上去对谁都无害的老实人,一个守规矩守时间守纪律的人,从不表露自己内心,不发火,一个从不愤怒或者把愤怒埋在心底的人,一个不争名夺利的人,对什么都放弃了的人,一个并非投降而是早已经缴械了的人,一个度日如年的人,一个从不说假话也不说真话的人,明明看着一切却像一切都没看见的人,一个并非盲人的盲视者,一个永远被动的人,只有一个名字又像有着很多名字的人,一个顺从命运把生命当简单算术题来做的人,一个随波逐流的人,可有可无的人、从来没有不正常且神志清醒又从容不迫的人,一个看不出有什么意志的人、戴着面具没有表情的人,一个可能永远不会哭泣没有情感的人,一个看不出有什么欲望的人,一个不向人祈求也不欺压别人的人,一个不会暗中交易的人,一个不斤斤计较也不沾沾自喜的人,一个不喜怒形于色的人,一个有尊严的人,一个胆小怕事的人,一个被人瞧不起的人,一个害怕出人头地,躲在别人后面甚至躲在自己后面的人,一个没有仇敌没有朋友的人,一个没有钱却可以活下去的人,一个不投机取巧不会钻营的人,一个不寻找机会并且错失机会的人,一个把偶然性当成必然性接受的人,一个不死不活的人,用当下的网络语言来说,一个早就选择了躺平的人,一个刚出生就几乎过完了一生的人。
范海涛出生于1961年,属牛,1978年考上大学,是新三届大学生,2021年六十岁时正常退休了。他在唐县乡镇局工作了将近四十年,这个机关是县里的局级单位,他一个本科毕业生,在同一个单位像是扎了根一样不挪窝,干了一生,这在唐县差不多是个特例,极其少见。关键是他在这个他不曾挪窝的单位里还从来没有被提拔,退休时的职务仅仅是副主任科员,这显然不是实际职务,不过是照顾性地明确了副科级待遇,而且这个级别上可有可无形同鸡肋的待遇,还是局长黄靖安在他即将退休时帮他争取的。也就是说,范海涛在将近四十年的职业生涯里,一直到快退休时才混了个副科级的虚衔。他那个年代的大学生中专生,凡在行政部门,或多或少都会被提拔,范海涛是个例外,他像是被忘却了,在提拔谁不提拔谁时,他被彻底忘却了,一次也没有被人记起,他这一生都像是处在冰冻期,被锁在冷库里了。
但是,范海涛自己活得很自在,他此生加起来总共供职过两个单位,一个是1982年毕业被分配到木头镇中学教书两年,一个是1984年调到唐县乡镇局,在这所机关一直干到2021年退休,整整三十七年,没有被调动,没有被提拔,也没有受到过处分。乡镇局在他退休时的确是个不死不活不起眼的小单位,没有权力,没有任何影响力,但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大办工业的那个时期,乡镇局也曾红火过,也曾风光过。范海涛退休时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议论,这个人就像老古董,就像出土文物一样又被人记起来了。人们这才发现,他几乎是我们身边唯一一个没有饭局的人,不仅没有饭局,好像什么局都没有,所有的局都没他的份儿,没有牌局,没有茶局,就连随份子礼的场合也很难见到他的人影。怎么会有这样一个人?如果不是他要退休,如果不是他退休时还没有任何职务,说实话,谁也不会想起他,不会谈论他。但奇怪的是范海涛显得特别年轻,没出息的生活并没有摧毁他,他看上去比同龄人要年轻好多,像是个四十几岁的男人,好像还不到五十岁,头发没有脱落,依然浓密,不稀疏,也没变白,牙齿没掉,满满一口牙里没一颗假牙,也没挺着大肚子,腰板笔直,好像还是几十年前的老样子。
范海涛的妻子夏自棋在广州跟儿子住,帮忙带孙子,听说他们的儿子范怀德正准备生二胎,如果可能的话,还打算生三胎四胎,儿媳妇甘红琳愿意生一大群孩子。范海涛在家整理内务,他把书籍码放整齐,无意间在散落的书本中看到好些陈旧笔记本,翻开一看,竟是从前的日记。他早年记过日记,曾雄心勃勃地计划要一直记到生命终止的那一天,这不可能,对范海涛而言尤其不可能。这些笔记本能证明他没记多久,曾经中断了一段时间,中断了几年抑或十几年,后来某一天又重新开始记,记了一段时间又中断了。现在,他在整理内务的间隙,时常拿起从前的日记读一读,从中回忆过去的事情,依据日记回忆往事,就像某种智力游戏、拼图游戏,或是某种填字游戏,既是游戏难免有对错,难免有真伪,他这一生,就职业生涯而言,已经过去了,回望过去,就像看着迷雾中的一片小树林。
有天醒来,应该是在凌晨,范海涛一下子糊涂了,就像那片迷雾中的小树林席卷了他,他在泥沼里挣扎,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这是一种很清醒的迷惑,所谓清醒,意思是他明明白白地知道自己断片儿了,他深切地意识到,此刻他忘了自己是谁,并且努力思考希望能想起来,但这是徒劳的,就像是个梦境,却又分明在现实中。他不知道这算不算失忆,如果不算的话,那算是什么?范海涛睁着眼睛,在那一刻,他居然还能思考这件事。这令他奇怪,更令他惊异,就像他成了自己的旁观者,他对忘记了自己是谁这件事既是当事人,又是旁观者。他忐忑不安地打量着自己看自己将如何渡过难关,他打开灯,冷静观察所处环境,这时他首先看到了红色的窗帘,经过仔细辨认,这窗帘好像在哪里见过,是不是在出差时住过的哪家酒店,哪里的办公室或会议室里见过?范海涛使劲想着,差点想破了脑袋,要么就是我自己家里的窗帘,或者是广州儿子家里的窗帘,都不是,又像都是。既然想不起来,不妨往回想,就像找寻丢失的东西,如果在现场找不着,还可以顺着来路往回找,范海涛需要弄清楚这会儿在哪里,就得想起来睡觉之前在哪里。还是想不起来,就再往前捋,那么下午呢,下午他在书房里,整理书籍,阅读日记,这是突破口,范海涛终于弄明白了,他就在自己家里,就躺在自家床上,那红色窗帘因此也就冲出了迷雾,让范海涛一下子认出了,那就是他自己家里的窗帘。
范海涛这次被吓着了,他认不出家里的窗帘,认不出哪间屋子,不知道身在哪里,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也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到这里。等清醒过来,仍感到后怕,像梦境,却又能在梦境里对那个正做着的梦指指点点,这可不是好兆头,他担心自己是老年痴呆,担心得了阿尔茨海默病。刚认出自家窗帘,他第一时间给夏自棋打电话,好多年来,他还是第一次主动给她打电话。
“如果哪天我得了老年痴呆症,请让我安乐死,自棋你听到了没有,我再重复一遍,如果哪天我得了老年痴呆症,请务必让我安乐死。”范海涛说。
这话没头没尾,夏自棋一肚子不耐烦,这男人肯定在胡思乱想。
她呵斥道:“你是不是闲得慌!”说着,没好气地挂断电话。
范海涛却是诚心的,他最害怕的事情就是这个,这种疾病大概是上天所能降临到个人头上的最可怕的灾难。他的邻居,也是他的老熟人陈子虚,他的父亲晚年正在遭受这种折磨,范海涛从他那里听到过这方面的传闻。一个理性的人,不能任由自己变成那种样子。那太可耻了,他给夏自棋打电话,实际上是向她交代自己的决定,这个交代也是他此时此刻刚从偶尔的失忆中挣脱出来所做的决定,有点类似遗嘱。如果真得了那种病,什么也不记得,谁也不认得,把女儿叫妈,把儿子叫爹,把自己的老婆叫作某个完全不相干的人,这样活着害自己,害家人,但家人出于人道主义,或者碍于亲情、身份和面子,还要勉强为病人治病,期盼奇迹发生。但范海涛知道,这种病不可逆,无法治愈,自己会跟陈子虚的父亲一样,最终成为家人不能摆脱的负担和拖累,成为家人的噩梦。“我若得了此病,实在没必要再活下去。”他能这样想,说明他现在是清醒的,还可以想到这一点,如果能保持住他现在的思维,真到了那一天,他兴许能以自己的方式自杀,了此残生。可要是真病了,他便不可能有正常思维,想不到此时之所想,纵然能想到自杀,也没有能力做到自我了断,所以他在清醒的时候把这个决定告诉夏自棋,若他果真出现那种情况,让她不要治疗他,帮他完成心愿。夏自棋完全不理解他此时的想法,呵斥了他,又指责他胡思乱想,显而易见,她才不会把范海涛刚刚所说的话当回事,更不会记在心上。
这么一想,那不等于白说了,范海涛又给儿子打电话。儿子也挂了电话,他们都不以为然。范海涛想,我刚刚经历的小概率事件,是不是让我过度惊吓了,或者,对我不可捉摸的未来突然给出某种提示,有点打草惊蛇的意思,使我不得不警觉。也可能是陈子虚对我讲过太多他父亲的故事,总让我隐隐担心他父亲的状况也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但这种担心是不是为时过早?目前这么想,是不是太不切实际了?范海涛坐在阳台上,泡了杯红茶,又陷入沉思。退一万步想,交代夏自棋和范怀德的事情,根本不可能落实,因为国家法律不允许安乐死,这就意味着,假如他们对我实施安乐死,那就是在谋杀我,表面上看是执行了我的意志,帮我完成了心愿,实际上却让他们触犯法律,犯下谋杀大罪,这显然不应该,我要找机会告诉他们,收回我曾经说过的那些话。
“我这一生”,范海涛坐在阳台上回忆往事,常常在潜意识里以这组词语开头,每个老人回忆过去,好像都是这样开始的。但范海涛的方向是反着的,老实说,他对未来怀着将会得上老年痴呆症这样的深刻恐惧,常常产生老年痴呆症近在眼前的幻觉,正是在这恐惧里,掺杂着他对前半生的回忆。他给夏自棋发了个短信,没说其他话,就把银行卡和手机密码发给她了,他的密码很简单,就是他生日。
夏自棋给他回了个电话说:“你发什么神经。”
“没什么,跟你共享密码而已。”
范海涛回忆往事的方向是反着的,他以恐惧未来的方式追溯过往的经历,并把未来将会出现的混沌状况,当成过去的某种隐喻。他还提到镜子,从镜子里照见自己,实际上,他所说的镜子是过去,照见的自己则是现在,换句话说,他的未来只是他过去那面镜子里的镜像。他在阳台上喝着红茶,眼睛盯着停留在虚空中的“镜子”这两个字,仿佛真有一面镜子镶嵌在虚空中,并且跟那虚空融为一体。
上班时范海涛一直按部就班地生活,按部就班地工作,服从所有指令,完成交给他的任何事情,也能正常交谈,他的同事以及很多熟人都能证明他的精神没有问题,夏自棋更是直言他不是精神病。但他的职业生涯居然是以异想天开的喜剧开始的,他被分配到唐县就像是个玩笑,甚至过分草率,这导致他大学毕业后,没回老家确县。1982年范海涛从武汉一所师范院校毕业,他收拾好带回家的各种东西,坐上一辆开往确县的公交车,五个小时后就能回到确县。他坐在老式长途公交车座椅上,汉口宗关这个车站都是发往全省各个县城去的客车,都是些灰扑扑的大车,他打开随身带的杯子正喝着水,有个女孩上车了,看着车票上的座位号,找到范海涛这里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