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流不息 （短篇小说）

在白河峡谷，总有众多隐秘的溪流在无数沟谷里流淌，旱季常断流干涸，雨季则喧哗欢畅。它们无足轻重，只有经过千沟万壑后，才终于在峡谷里汹涌成奔腾不息的白河。河水奔涌而去，一切喧嚣终将归于沉寂的河底。白河峡谷曲折幽长，站在河边，人们看到的是一整条河流，却未曾注意，每一滴水都曾跋山涉水，跌跌撞撞。

父亲就是这样，很多古旧的东西也是这样。

一

这样想着，车已经开上了高速公路，姐姐又来电话，说他说什么都不肯去医院，执意找村里坐堂张老先生看看就行。我近乎气恼地在电话里对姐姐大声嚷嚷，你和姐夫是木头做的？就是把他捆上也得送去。姐姐沉默了一下，小声嘟囔，爸啥脾气，你不知道？

下了高速，我直接去了县城医院，姐夫正在医院门口等我。一见面就说，我把咱爸捆来了。他言语中充满自豪，好像做了惊天之举。我没心思细听，直接进了病房。病床上父亲已经睡去，姐姐悄声告诉我，刚输完液，总算睡着了，医生说，先疏通着，等检查结果出来后，看看再说。看着父亲蜷缩的身体，刚才还对他执拗的抱怨，忽然全变成了内疚，我对姐夫说，出去抽根烟吧！

这是父亲第二次脑梗发作了。上一次发作是在一年前，那时也是姐姐打来电话，我心急火燎地从城里赶回来，总算把他弄进医院，折腾了十多天，才出院，落了个口齿不清，走路歪斜。其实，上次出院后，他就执意到村里坐堂张老先生那里去，他说他没啥大毛病，让张先生配点儿药调理调理就好。没办法，只好把他送到张先生那里。起初张先生不给看，他说十三哥，你的病得去城里的大医院。

父亲就生气，当面含混不清地说，老张你是嫉妒我。我和姐姐小心赔着不是，好说歹说请张先生给开了几服药，父亲这才心满意足地回家，出诊所时他还挣巴说，别看他嫉妒我，可人还是好的！

姐姐在县城教学，教初中语文，又是班主任，工作忙，没有时间照顾家里。那一次，我也跟学校请假在老家待了十几天，父亲病情好转之后，我才回到城里。那段时间除了每天叮嘱父亲吃医院开的药，我还得给父亲煎药。他把张老先生给他开的药看得格外重，好像吃县城医院的药只是为了安抚儿子，吃张先生的药才是治病一样。母亲就拿张先生说事，她说，连老张自己都不信，你倒是信了，这不是傻吗？父亲起初不高兴，后来忽然就笑了，他说，我不傻，我比谁都精！母亲打了他一下。我便也跟着说，我爸最聪明。然后我和母亲就把汤药喂给他喝下。那一刻，我看出了父亲的得意，一个嫉妒他一辈子的人，还得给他配药治病！

夜已经很深，病房恢复了肃静。除了护士站几个值班的护士还在配药刷手机短视频，一切都沉寂下来。我让姐姐和姐夫先回去，晚上我来看护，他们折腾了一天比我累。

县城医院病房还算宽松，俩病人一个病房，允许留一名家属陪护，可以支一张简易行军床晚上休息。姐夫出去给我买点儿吃的工夫，姐姐小声交代我，晚上要帮父亲翻身、解手，观察心率监测仪，有事情赶紧找护士，给她打电话。她越来越像母亲，总爱唠唠叨叨。

这时候，父亲醒了，他缓慢地伸出手，我下意识地赶忙把手伸过去握住他的手。那一刻，掌心好像猛然被烫到！

我赶忙说，爸，我回来了！他嘴里含混地唔唔唔说了些什么，最后一句我听清了，他说，我要回家，回半塔。

那天夜里，直到天快亮时，我才迷迷糊糊睡去。

二

半塔村是一个大村子，靠着白河沿河而建，河弯过村东，经年累月冲击形成八百亩苇塘。无论旱涝，苇塘年年苇草丰茂，秋天必芦荻荡漾，弥漫着满眼白。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半塔村人靠水吃水，祖祖辈辈编席。“半塔苇席”远近闻名。老话儿说：“十里荷香，八百苇塘，半塔苇席铺到天上！”半塔人靠编席养活了一辈又一辈人。

可是不知为何，十里八村人又都看不起靠编席讨生活的半塔席匠。过去，我们这里谁家出了铁匠、瓦匠、木匠、石匠，才被称为手艺人，才算是除去读书当官、坐堂买卖与游医以外光耀门楣的事情。村里席匠自己也唏嘘感慨，看着走街串巷寻活儿盖房造具的瓦匠木匠，常常自嘲，啧啧，看看人家，那才叫有手艺！

既然比不过人家，就自己比，半塔村从老辈就传下来王家、李家和张家三大编席样式技艺。王家格纹席结实耐用，李家三纹席精巧美观，张家花席样式繁多；各家族名堂不同，其实都是个谋生手段，比来比去，谁家的席好席坏说不清楚。于是就形成规矩，编席的都只说自己的苇席是哪一家派，并不赘述别的！这样反倒流畅，半塔村三大苇席样式就在王、李、张三大家族里流传下来。谁也不偷谁的技，谁也不仿谁的样，相安无事，各编各的！

究其原因，可能是村里男男女女都会编席，会的人多了，也就见怪不怪，成为稀松平常的事情。所以，铁匠瓦匠木匠都讲究收徒学艺，席匠则是父编子看，家族传承，无师自通。长此以往，老辈人常说我们村里的人过去出去，从来都不说自己是一个席匠！

父亲就是一个席匠！

他编的席细密厚实，纹路好看，可是费工夫，出席慢。编席技艺传到了他这儿，他已是王家格纹席的代表人物。可能是他编的席太耐用了，有些族人就疏远他，说老王家的席卖不过老李家老张家都是因为太实惠，一张席能用几十年，谁他娘的还买？父亲不屑，他有一把刀，专门用来割烂老王家族人编得不合格的苇席，他说糊弄别人，就是糊弄自己。这样，每逢他到家族里各门户串门，见他来了，常有人赶紧把院门关紧。他也不恼，站在门外督促族人记住结实美观是王家格纹席的特点，慢工出细活儿，费工费时才出匠人！十里八乡都不富裕，耐用最好！

据母亲说父亲编的席展开一铺，主家都不忍坐上去，躺在上面不用铺褥子，睡觉也不觉得硌。许多结婚人家专买父亲编的席，王席匠格纹席铺在床上炕上，那才叫新人新喜！乡下人讲究“新席”谐音“新喜”，里外透着喜庆。母亲说这话时，目光抬高，瞅着远处，她的神情让我不太相信。可无论如何，父亲都靠着苇编养活了我们一家人，把我和姐姐都供上了大学，家里出了两位教师。

三

输了几天液，父亲的病情总算有所好转。医生说慢慢疏通血栓，回家调养就行，但是得长期服药，要是不放心就到城里医院瞧瞧！我和姐姐商量直接去天坛医院。父亲听到后，使劲摇头。我说不能总由着您的性子，治病要紧。父亲挣扎着从病床上坐起，竟扶着床沿下了床，姐姐赶紧扶住他。他说，我要回家！姐姐明白他的心思，就说，要不让我妈陪着去城里！

“不行，你妈不能去！”这句话他说得口齿清晰，决绝地朝门口走去。医生说他这病最不能激动生气！

没办法，办理完出院手续，我们回了半塔村。第二天，他还是坚持去村里老张先生诊所拿药。这回，张先生没有拒绝，他告诉父亲，十三哥，回去现吃现煎，药效大！父亲呵呵笑了，说，老张你这就对了！

送我们出来，张先生嘱托我：“江河，回来了，就多住些日子，你在身边你爸的病就好一半了！”他又同父亲说：“十三哥，没事就过来坐，今天正好秋分！天儿凉透了利于调养！”

秋天来了！小时候，秋后收了田，白菜也收了，到霜降开始下霜，这时候半塔村男女老少都会拥到苇塘割苇，一直到落雪时才割完。冬闲了，村民开始编席，家家户户都忙碌起来，从芦苇秆到编成席看似简单，实则很难，样式技艺全在心里装着，外人从编席劳作的小调歌声中，听不出编席匠的苦辣酸甜。

冬闲后，半塔村还会开始另一项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操练花会。老会长总会在某一个清晨，在村西菩萨庙废塔前敲鼓，这时候，人们都知道编席的间隙，还要到村西练会。

鼓声一响，人们就坐不住了。两三通后，许多人会自觉放下活计，到村头聚集，这一年练会就算是正式开始。久而久之，半塔村形成习惯，冬闲时上午编席，下午练会，晚上再编席！

城里人或许很难理解新年花会对于乡村的重要。过去日子苦，人们无所依托，只有到了年节，敲响锣鼓，人们扮上相，把自己变成另一个，在花会上尽情舞动表演，撒了欢儿一样狂浪，才能把压抑了一年的苦闷宣泄出来，在震天的锣鼓声中，除灾纳福，期盼着未来光景。

老辈人说半塔村的花会受过皇封，古时候去丫髻山庙会表演被皇上看见，得过一面龙旗，专门赐名“半塔老会”。办花会从此就成了我们村“半塔苇席”之外的另一项骄傲。

我们村的老会表演共有十三档节目，故称“十三花会”。十三花会每一档不能错了顺序，每一档都有每一档的讲究。

我记得包括门旗大筛、开路、狮子、少林、五虎棍、小车、高跷、一枝梅、地秧歌、十不全、吵子！算一下，这才十一个，另外两个我记不得了。后来母亲说父亲压根儿就没有告诉我，因为我不懂会，更不想知道，在我身上他没有看到自己的影子，所以父亲全说出来会难过！

但我知道他的外号叫“席匠十三花”。

和别的席匠不同，父亲是村里唯一愿意别人叫他外号的人。村里人叫他十三哥，村外人叫他席匠，有人叫他时，他都会停下来提醒人家，叫我“席匠十三花”！村外人不顾忌，带着戏谑叫他，他还高兴！村里人就不一样了，他越提醒，人家越不好开口，只叫他十三哥！

大人们互相给面儿，孩子们却不懂这些，我小时候因为他这个外号，没少和那些拿来取乐的伙伴们打架，每次都头破血流，一身泥土！我把怨气都撒在父亲身上，逃学，在田野里瞎转，不和他说话，在他的饭碗里埋虫，把他编席的木汆子、破篾刀偷偷扔掉。我曾经很以有这样一个父亲而怨恨羞愧！我问过母亲，他是个傻子吗？母亲给了我一巴掌。

我一直不明白父亲为何会给自己取这样一个外号，后来才知道他是半塔村最好的格纹席席匠，还精通半塔老会十三花会的全部会档绝活儿。

父亲编席的时候，总是一丝不苟，沉默不语，练会时却仿佛变了一个人。村西鼓声一响，父亲就会放下手中的活儿，抄起五虎棍朝门外走去，母亲从不阻拦，还会带上我和姐姐去看热闹。我记得父亲在练会场是最活跃的，一会儿打开路鼓，一会儿踩上高跷翻跟头，一会儿又组织耍起五虎棍来。他翻跟头的时候，孩子们总是叫喊着：“席匠十三花！席匠十三花！”我却希望他摔倒在地上不再起来！

四

编席不是踩得动百家门头的行当。随着乡间日子越来越好，后来人们用塑料革代替苇席，再后来不盘炕，连塑料革都不用了。从我上小学到中学，那些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最后一张席都卖不出去的时候，父亲终于承认，啥好东西都有过气的时候，编席也一样，悄无声息地就成了可有可无的行当！

编席人都没了营生，半塔村一下陷入了困顿。有其他手艺的、有力气的、机灵的去城里打工，剩下的只能叹息。父亲也去了城里工地干活儿，他发现所有工地都需要砖，于是自己干，弄了一个砖厂，给四周村子和县城工地送砖，还给北京城里送！

父亲的砖场很有声势，但给四处工地送了一年砖，到年底却没结回多少钱。又挺了一年，砖厂倒闭了，欠了一屁股债，工人们经常堵在我家吃喝，母亲就把粮食拿到我叔叔家给我和姐姐开伙。父亲忍着气开始了几年的讨债生涯。印象中他总是夹着一个破旧的公文包，那是在县城市场买的“正宗”香港货，第二天拉锁就坏了，包里面装着账本欠条，还有一包红塔山香烟，他见到欠债的和讨债的都先递上烟，然后才说话。他总是穿一身灰色中山装，尽管很旧，可母亲洗得很干净。他自己总说有账在，就馊不了臭不了，走到哪里都还是一副砖厂厂长的样子。他总是骑车穿梭在乡间的大街小巷，别人取笑他：“席匠，来了，卖席还是卖砖？”“十三哥，又去串街了，省省车轱辘吧！”

他骑着自行车，带个打气筒，风一样乱窜，成了那时候十里八村的一道风景。每当身后传来人们取乐的哄笑声，他都会在尘土里停下来，依然会让别人叫他“席匠十三花”。

后来，他不再讨债了，索性把账本全烧掉，经同村人介绍去清河一家毛纺厂当了一名工人，每月把微薄的工资交给母亲，只留几个烟酒钱。

那个年纪的我不会明白，不再编席之后，账本和公文包成了支撑他冬闲时在村西菩萨庙前踩高跷、耍五虎棍、组织村民练花会尽兴的唯一力量，如今这力量已消散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