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曾消失的父亲 (中篇小说)
作者: 吴向东1
一年前,机械厂老屋的墙上刷了个“拆”字,父亲的精神头儿就没了。他窝在屋里很少出门,一日三餐基本靠外卖解决。宿舍里的住户越来越少,老鼠却越来越多。几次让父亲搬过来和我一起住,他总说,没了老鼠的窸窣他睡不着。
自从我搬去浦东住后,每个周末我都会去老屋看父亲。这个周六我在弄堂口刚一下车,就碰到了楼上的老爷叔。老爷叔告诉我,可要小心你爸了,他这几天眼睛里是空的。老爷叔见我疑惑,把我拉到一边又压低声音说,前天你爸一早就出去,差不多天黑辰光才回。平时他不出门的,最多去弄堂口买包香烟呀。我看他回来时,眼里啥子都没了,这可不是好兆头。
我说,老爷叔,你讲过分了吧。老爷叔说,你不要不信我。整栋楼里,就剩我们两家钉子户,他有什么动静,我一清二楚。昨天夜晚,你老爸房间,好像又有哭声又有笑声啊。我怕老爷叔误会我,强调是父亲不愿搬去和我一起住。老爷叔说,我晓得的呀,老屋里有你母亲的味道,他肯定不会搬的啊。
母亲去世差不多三十年了,那老屋里还有多少母亲的味道只有父亲知道。仔细算起来,母亲从大兴安岭来到上海,真正在老屋生活也就八年。
见到父亲时,感觉老爷叔又夸张了。也许是父亲知道我周末要回,特意穿了一身浅蓝色的运动服,头发也染黑了,好像还刷了点儿头油。父亲的背虽然越发佝偻了,可人看上去比往日精神得多。
父亲把自己弄得挺有模样,可我却发现屋子里的气氛有点不对。电视柜子上液晶大彩电换成了14英寸的黑白电视,五屉柜上新买的索尼微音响换成了一部手提式三洋牌收录机。床上的被子被单也铺上了母亲留下的,就连那坏掉多年的三五牌座钟也在床头咔嚓咔嚓地响着。
爸,你把这些拿出来干吗?我问。父亲说,你没看楼下停了一排挖掘机啊。这房子真是快拆了,这些旧物件能用的最后再用一下,就算发挥点儿余热。
那大彩电和新买的音响呢?
都送给老爷叔了。老爷叔变节了,过几日就要搬,就剩我一个“钉子”了。
老爷叔在楼顶搭了房子,想多混点儿面积才做了钉子户,可你这钉子钉得一点儿道理都没有。左邻右舍哪一个不盼着拆迁,拿一笔钱好买清爽的房住啊。
父亲冲我摆摆手说,这道理我同你讲了几百遍,今天不说这个,走,带你出去吃饭去。父亲说罢,整了整衣领就往门外走。
我随着父亲出了弄堂口。忽然想起老爷叔说父亲买烟的事儿,就问父亲,你又抽烟了?不是戒了十几年了吗。父亲说,年纪大了,没几天活头儿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嗯……今天带你去天津路张记牛肉面馆吃。我说,那可有点儿远,叫滴滴吧。父亲不满地瞅了我一眼说,陪你老爸散散步不行啊?
我和父亲走到福州路十字路口,本该过马路右转,父亲却在十字路口左转往西藏中路方向走了。老爸,你走错了。我说。
拜托你今天就别多嘴,跟我走好吧。父亲头也不回地说。
我随父亲大约又走了两公里,进入了一片石库门住宅区。父亲忽然在一个弄堂口停了下来。弄堂里有几个老人背着手蹒跚而行,支出窗外的一排竹竿上,飘着花花绿绿的衣服,几个小孩儿在追逐着一个皮球。弄堂的尽头有个二层独立灰色小楼。我忽然明白父亲要散散步的意思了。
父亲从兜里掏出一盒烟,抽出一支点上,吸了一大口后说,当年你姆妈怀你的时候,那些日子我每天骑着自行车带你姆妈走这条路,然后在这儿把她放下,看着她走进灰楼里那扇门。晚上又在这儿等她从那扇门出来。
我听老爷叔说过这事。可老爷叔说你没用,那么殷勤小心,可我还不是早产了。我一边调侃,一边看着有点儿语塞的父亲。
这……这生孩子的辰光那是老天爷决定的啊,唉……你妈就是上班太拼命了,她做什么事都拼命。
我说,妈那么能干,怎么会去一个街道小鞋厂上班。
你姆妈是北京知青啊。父亲忽然提高嗓音道,她为了不和我分开,户口都没要,就跟着我来上海了。
那个时候,惠芬姨在哪儿?
她不要太得意好哇。父亲又吸了口烟继续说,她在浙江大学读书,小姑娘学的还是哲学。她以前在呼韦林场,除了会写点儿小文章,什么都做不来。刚从杭州去大兴安岭,下了卡车,在雪地里路都不会走,老是摔得鼻青脸肿的,是我收留她去了机修连,帮我递个扳手什么的,我是她的师傅呀。
你和惠芬姨的事儿,我都说了几百回了,现在你们都老了,我也不会再说了,可你俩真是可惜。我想母亲在天之灵,也会感到遗憾。
父亲长吁了口气,用鞋底把烟头踩灭后说,我们不合适。她太晓得我心思,两人在一起会对她不公平。奇怪,她还一直偏偏不嫁人,弄得我压力老大了。父亲说完,吁了口气起身往前走。
父亲一离开石库门,脚头就变得有点儿费力。我说,叫个滴滴吧。父亲看了看我,有些茫然地点了点头。父亲看我的眼神,让我想起楼上老爷叔的话。我问父亲,你怎么了?父亲勉强笑了笑说,也许走累了。
我和父亲上了一辆灰色丰田滴滴车。父亲一上车,就靠在座椅上闭目养神。滴滴司机打开了车的音响。我忙伸手想让司机关了,却见身旁的父亲忽然直起身,睁开眼睛问,小青年,你也会听这首歌?滴滴司机迅速回头瞟了父亲一眼说,这是《我站在高高的大兴安岭》,我就是从大兴安岭加格达奇来的。父亲高兴地喊了一声,哎哟,加格达奇我老熟了,我在呼韦林场插队过,每次回上海都要在加格达奇转车。
呼韦林场我去过啊,那儿有个烈士陵园,读书时我们去扫过墓。我父母也是上海知青,不过他们留在加格达奇了。
滴滴司机话一多,就听出了些东北口音。我说,你父母肯定在上海有许多亲戚。你是投亲靠友来了?滴滴司机使劲摇了下头说,别提了,说起来都是泪……
滴滴司机喋喋不休地讲着,我却见身旁的父亲面色有点儿白,一声不吭。我问父亲是不是身体不舒服,父亲摆摆手说,你别管我。
滴滴车驶进了湖北路,没开一会儿就左拐上了天津路。父亲忽然开口问,小伙子,那烈士陵园现在怎么样?有没有人打理,山上土肥,几天没人管,草就高得不像话了。滴滴司机瞅了一眼倒车镜说,我去的时候挺好的,就不知道现在怎么样。我记得那里埋的多半是铁道兵,好像也有几个大兴安岭的知青。我见父亲张嘴想说什么,却又费力地把话咽了下去。过了好一会儿,父亲又问,你是司机,呼韦去漠河有条创业路,你知道吧?现在是不是拓宽了。滴滴司机说,这我不知道,现在林区的路多得不得了啊。
父亲也许累了,坐在我旁边又闭目不出声了,直到车停了,他都闭着眼坐着一直没动。我推了推他。父亲好像醒过神来,慢慢挪着身子下车。也许是在车上蜷曲着,父亲下车后有点儿走不稳,我只好扶着父亲一步步走着。滴滴车从我们身边驶过,父亲停住脚步,一直盯着车,直到车在天津路路口转弯。
我和父亲走进了牛肉面馆,我想找个僻静的位置坐,可父亲却指了指靠近厕所的一张台子。我说这儿不好吧。父亲说,今天我请客,我说了算。
我和父亲坐下,问父亲想吃什么。父亲说,我们今天都吃红烧牛肉面吧。这里的牛肉面用的牛肉都是上好的牛腩,炖得又软烂又入味,汤头还放了少许咖喱。你母亲最喜欢这里的汤头味。
这个位置有什么说头吗?我故作夸张地问父亲。
父亲赧然一笑说,桌子是不一样了,可位置没变。我比你妈早来上海,半年后她就等不了,跑来上海找我,我请她吃这里的红烧牛肉面。可就这一碗面,把她吃哭了,哭得一塌糊涂。等她哭完了,我就屁颠屁颠地带她去民政局了。
和父亲没聊几句,服务员就端上两碗牛肉面。我一边吃,一边想和父亲继续聊,父亲却用眼神制止了我。父亲吃得很慢,每吃一块牛肉都细心咀嚼,每喝一口汤都会吧唧嘴细细品味。一大碗面,父亲吃得精光,可放下碗,父亲却开始无声抽噎。
看见父亲这般模样,我鼻子一酸,内心也悲戚起来。过了一会儿,我见父亲还一直抽噎没完,有些没好气地说,这么多年,感觉上你老是想着妈妈,可我就是不明白,三十年了,你都老了,老到快走不动了,可一次也没去妈妈的墓地祭拜。你究竟是怎么想的?
父亲忽地停止了抽噎,瞅了我一眼,冷冷地说,我们都说好了,不再提这话头儿,你看你又来了。父亲说罢,颤颤巍巍地起身开始往外走。
我和父亲走出面馆,问他想往哪个方向走。父亲想了想,说想去附近的南京路,也不知道它这些年变成什么样了。我说行,我带你去吧。
我搀着父亲朝南京路的方向走了一小段,父亲就停下脚步说,算了,也没什么意思,回老屋去吧,联系下刚刚那个滴滴司机,看他在不在附近,要是在,让他送我们回去。
我按照叫车的记录找到了滴滴司机的电话,拨通后一问,他正好离这儿不远,我告诉他,父亲指名要坐他的车。滴滴司机连声道谢,说几分钟后就到。
我和父亲站在路边等车。我看父亲有点儿站不住,就让他靠在我身上。父亲没有像过去那样逞强,他紧紧地靠着我,一只手还勾着我的脖子。
父亲的个子不高,他的手几乎刚够到我脖子上。我上初二时,个子就超过了父亲。为此老爷叔常和父亲开玩笑,说我如果能先天再足一些,说不准能成为上海第二个姚明。父亲并不喜欢我这个身高,老爷叔每次说这个话题,他都会嘀咕一句,你晓得什么呀,我有个堂兄就是因为个子太高,打了一辈子光棍好吧。
看父亲勾我脖子的手很费力,我把父亲的手拿下来,用胳膊紧紧地向上搂住父亲。大街上车辆川流不息,各种引擎声混杂在一起嗡嗡作响,可我却分明能听到父亲稍欠节律的心脏跳动。
父亲在我耳边说,孩子,你都快四十岁了,还孤身一人。你看你惠芬姨,现在多孤单,虽有两个年轻秘书帮忙,总是不如自己的孩子。你可要把惠芬姨当母亲待,她是你妈和我调教出来的啊,什么事必须尊重她的意见。
父亲还想说什么,这时滴滴车过来了。我把父亲扶上车,以为父亲一路上又会和司机攀谈几句,可父亲却一路无话,只是要司机放那首大兴安岭的歌,其间父亲竟然也会哼两句。车到了老屋门口,父亲说,上去坐会儿吧。我说,有个设计图纸周一要出,必须回去加班。我先扶你上去,然后再下来。父亲看着我想了想说,那你不用送我了。
我扶父亲下车,父亲站着要我先走。我转过身刚要上车,父亲又叫住了我:有件事忘了告诉你,我也不是钉子户了。拆迁汇款我填的是你银行卡。我说,那你什么时候搬我这儿来?我好提前准备。父亲说,再说吧,搬家前几日肯定告诉你的,你走吧。
我又回到车上。从车的反光镜里,我看着父亲一直佝偻着背,站在楼梯口看我,他的手臂动了下,似乎想冲我挥手,却最终没能把手臂抬起来。看着父亲这般模样,我心里又不免难过起来。
2
母亲去世后,我和父亲一直相依为命。机械厂倒闭后,江浙许多企业都高薪邀请父亲去工作,可父亲唯恐我书读不好,一直没离开过上海。他在好几家个体小厂换来换去,做机修师傅,终于熬到退休,也没闲着,在母亲上班的那个弄堂门口附近搭了个棚子,帮人修起了摩托车。我对父亲唯一的不满,就是母亲安葬后,父亲从未去过母亲的墓地。
母亲的墓地在凤凰山脚。长大后我才知道,凤凰山下的墓地是沪上最贵的墓地。它背靠凤凰山,面朝雁栖湖,周围除了参天松木繁茂银杏,还靠近一个著名的烈士陵园。惠芬姨说,为了买到这块墓地,父亲花光了家里当时所有的积蓄。
母亲下葬时,墓园还有不少空地,如今三十年过去了,这些空地上竖起了越来越多的墓碑,墓碑主人的身份也越来越显赫。母亲去世前只是杭州一家小厂的厂长,以至于我每一次去扫墓,都会为墓穴中的母亲感到忐忑。都说死亡对于每个人是公平的,可事实上,这也仅仅是针对死亡这件事本身而言。
父亲唯一一次去墓地,是在母亲骨灰盒还没有安放在墓地的时候。那时母亲还没火化,遗体已经在殡仪馆放了很久了。父亲当时说要带我去母亲新的住处看看。
我记得那是个阴天,天上还偶尔飘下些雨丝。父亲牵着我,一边沿着上山的台阶走,一边告诉我,说母亲的新家在松柏园12排6号。如果我记不住了,还有一个办法。父亲说,12排1号墓地是个离休的军队干部,12排最后一个墓地是15号,那是个公安退休的干部,看到墓碑上有这两个人的戎装照,就算到了。有这两人一左一右在弄堂口替你姆妈站岗,我们也安心。母亲去世后父亲一直阴沉着脸,只是在说完上述话后,父亲的嘴角才露出些笑意。
母亲去世时我还不到10岁,对死亡的认识懵懵懂懂。我和父亲到了母亲的墓地,我对墓碑前水泥做的两只漂亮小狮子产生了兴趣。有个拎着小桶手拿刷子,十七八岁的年轻人走到我面前,问我想不想让这两只狮子变成金狮子。我高兴地说好啊。可父亲在一旁瓮声瓮气说了一声“胡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