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曾消失的父亲 （中篇小说）

1

一年前，机械厂老屋的墙上刷了个“拆”字，父亲的精神头儿就没了。他窝在屋里很少出门，一日三餐基本靠外卖解决。宿舍里的住户越来越少，老鼠却越来越多。几次让父亲搬过来和我一起住，他总说，没了老鼠的窸窣他睡不着。

自从我搬去浦东住后，每个周末我都会去老屋看父亲。这个周六我在弄堂口刚一下车，就碰到了楼上的老爷叔。老爷叔告诉我，可要小心你爸了，他这几天眼睛里是空的。老爷叔见我疑惑，把我拉到一边又压低声音说，前天你爸一早就出去，差不多天黑辰光才回。平时他不出门的，最多去弄堂口买包香烟呀。我看他回来时，眼里啥子都没了，这可不是好兆头。

我说，老爷叔，你讲过分了吧。老爷叔说，你不要不信我。整栋楼里，就剩我们两家钉子户，他有什么动静，我一清二楚。昨天夜晚，你老爸房间，好像又有哭声又有笑声啊。我怕老爷叔误会我，强调是父亲不愿搬去和我一起住。老爷叔说，我晓得的呀，老屋里有你母亲的味道，他肯定不会搬的啊。

母亲去世差不多三十年了，那老屋里还有多少母亲的味道只有父亲知道。仔细算起来，母亲从大兴安岭来到上海，真正在老屋生活也就八年。

见到父亲时，感觉老爷叔又夸张了。也许是父亲知道我周末要回，特意穿了一身浅蓝色的运动服，头发也染黑了，好像还刷了点儿头油。父亲的背虽然越发佝偻了，可人看上去比往日精神得多。

父亲把自己弄得挺有模样，可我却发现屋子里的气氛有点不对。电视柜子上液晶大彩电换成了14英寸的黑白电视，五屉柜上新买的索尼微音响换成了一部手提式三洋牌收录机。床上的被子被单也铺上了母亲留下的，就连那坏掉多年的三五牌座钟也在床头咔嚓咔嚓地响着。

爸，你把这些拿出来干吗？我问。父亲说，你没看楼下停了一排挖掘机啊。这房子真是快拆了，这些旧物件能用的最后再用一下，就算发挥点儿余热。

那大彩电和新买的音响呢？

都送给老爷叔了。老爷叔变节了，过几日就要搬，就剩我一个“钉子”了。

老爷叔在楼顶搭了房子，想多混点儿面积才做了钉子户，可你这钉子钉得一点儿道理都没有。左邻右舍哪一个不盼着拆迁，拿一笔钱好买清爽的房住啊。

父亲冲我摆摆手说，这道理我同你讲了几百遍，今天不说这个，走，带你出去吃饭去。父亲说罢，整了整衣领就往门外走。

我随着父亲出了弄堂口。忽然想起老爷叔说父亲买烟的事儿，就问父亲，你又抽烟了？不是戒了十几年了吗。父亲说，年纪大了，没几天活头儿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嗯……今天带你去天津路张记牛肉面馆吃。我说，那可有点儿远，叫滴滴吧。父亲不满地瞅了我一眼说，陪你老爸散散步不行啊？

我和父亲走到福州路十字路口，本该过马路右转，父亲却在十字路口左转往西藏中路方向走了。老爸，你走错了。我说。

拜托你今天就别多嘴，跟我走好吧。父亲头也不回地说。

我随父亲大约又走了两公里，进入了一片石库门住宅区。父亲忽然在一个弄堂口停了下来。弄堂里有几个老人背着手蹒跚而行，支出窗外的一排竹竿上，飘着花花绿绿的衣服，几个小孩儿在追逐着一个皮球。弄堂的尽头有个二层独立灰色小楼。我忽然明白父亲要散散步的意思了。

父亲从兜里掏出一盒烟，抽出一支点上，吸了一大口后说，当年你姆妈怀你的时候，那些日子我每天骑着自行车带你姆妈走这条路，然后在这儿把她放下，看着她走进灰楼里那扇门。晚上又在这儿等她从那扇门出来。

我听老爷叔说过这事。可老爷叔说你没用，那么殷勤小心，可我还不是早产了。我一边调侃，一边看着有点儿语塞的父亲。

这……这生孩子的辰光那是老天爷决定的啊，唉……你妈就是上班太拼命了，她做什么事都拼命。

我说，妈那么能干，怎么会去一个街道小鞋厂上班。

你姆妈是北京知青啊。父亲忽然提高嗓音道，她为了不和我分开，户口都没要，就跟着我来上海了。

那个时候，惠芬姨在哪儿？

她不要太得意好哇。父亲又吸了口烟继续说，她在浙江大学读书，小姑娘学的还是哲学。她以前在呼韦林场，除了会写点儿小文章，什么都做不来。刚从杭州去大兴安岭，下了卡车，在雪地里路都不会走，老是摔得鼻青脸肿的，是我收留她去了机修连，帮我递个扳手什么的，我是她的师傅呀。

你和惠芬姨的事儿，我都说了几百回了，现在你们都老了，我也不会再说了，可你俩真是可惜。我想母亲在天之灵，也会感到遗憾。

父亲长吁了口气，用鞋底把烟头踩灭后说，我们不合适。她太晓得我心思，两人在一起会对她不公平。奇怪，她还一直偏偏不嫁人，弄得我压力老大了。父亲说完，吁了口气起身往前走。

父亲一离开石库门，脚头就变得有点儿费力。我说，叫个滴滴吧。父亲看了看我，有些茫然地点了点头。父亲看我的眼神，让我想起楼上老爷叔的话。我问父亲，你怎么了？父亲勉强笑了笑说，也许走累了。

我和父亲上了一辆灰色丰田滴滴车。父亲一上车，就靠在座椅上闭目养神。滴滴司机打开了车的音响。我忙伸手想让司机关了，却见身旁的父亲忽然直起身，睁开眼睛问，小青年，你也会听这首歌？滴滴司机迅速回头瞟了父亲一眼说，这是《我站在高高的大兴安岭》，我就是从大兴安岭加格达奇来的。父亲高兴地喊了一声，哎哟，加格达奇我老熟了，我在呼韦林场插队过，每次回上海都要在加格达奇转车。

呼韦林场我去过啊，那儿有个烈士陵园，读书时我们去扫过墓。我父母也是上海知青，不过他们留在加格达奇了。

滴滴司机话一多，就听出了些东北口音。我说，你父母肯定在上海有许多亲戚。你是投亲靠友来了？滴滴司机使劲摇了下头说，别提了，说起来都是泪……

滴滴司机喋喋不休地讲着，我却见身旁的父亲面色有点儿白，一声不吭。我问父亲是不是身体不舒服，父亲摆摆手说，你别管我。

滴滴车驶进了湖北路，没开一会儿就左拐上了天津路。父亲忽然开口问，小伙子，那烈士陵园现在怎么样？有没有人打理，山上土肥，几天没人管，草就高得不像话了。滴滴司机瞅了一眼倒车镜说，我去的时候挺好的，就不知道现在怎么样。我记得那里埋的多半是铁道兵，好像也有几个大兴安岭的知青。我见父亲张嘴想说什么，却又费力地把话咽了下去。过了好一会儿，父亲又问，你是司机，呼韦去漠河有条创业路，你知道吧？现在是不是拓宽了。滴滴司机说，这我不知道，现在林区的路多得不得了啊。

父亲也许累了，坐在我旁边又闭目不出声了，直到车停了，他都闭着眼坐着一直没动。我推了推他。父亲好像醒过神来，慢慢挪着身子下车。也许是在车上蜷曲着，父亲下车后有点儿走不稳，我只好扶着父亲一步步走着。滴滴车从我们身边驶过，父亲停住脚步，一直盯着车，直到车在天津路路口转弯。

我和父亲走进了牛肉面馆，我想找个僻静的位置坐，可父亲却指了指靠近厕所的一张台子。我说这儿不好吧。父亲说，今天我请客，我说了算。

我和父亲坐下，问父亲想吃什么。父亲说，我们今天都吃红烧牛肉面吧。这里的牛肉面用的牛肉都是上好的牛腩，炖得又软烂又入味，汤头还放了少许咖喱。你母亲最喜欢这里的汤头味。

这个位置有什么说头吗？我故作夸张地问父亲。

父亲赧然一笑说，桌子是不一样了，可位置没变。我比你妈早来上海，半年后她就等不了，跑来上海找我，我请她吃这里的红烧牛肉面。可就这一碗面，把她吃哭了，哭得一塌糊涂。等她哭完了，我就屁颠屁颠地带她去民政局了。

和父亲没聊几句，服务员就端上两碗牛肉面。我一边吃，一边想和父亲继续聊，父亲却用眼神制止了我。父亲吃得很慢，每吃一块牛肉都细心咀嚼，每喝一口汤都会吧唧嘴细细品味。一大碗面，父亲吃得精光，可放下碗，父亲却开始无声抽噎。

看见父亲这般模样，我鼻子一酸，内心也悲戚起来。过了一会儿，我见父亲还一直抽噎没完，有些没好气地说，这么多年，感觉上你老是想着妈妈，可我就是不明白，三十年了，你都老了，老到快走不动了，可一次也没去妈妈的墓地祭拜。你究竟是怎么想的？

父亲忽地停止了抽噎，瞅了我一眼，冷冷地说，我们都说好了，不再提这话头儿，你看你又来了。父亲说罢，颤颤巍巍地起身开始往外走。

我和父亲走出面馆，问他想往哪个方向走。父亲想了想，说想去附近的南京路，也不知道它这些年变成什么样了。我说行，我带你去吧。

我搀着父亲朝南京路的方向走了一小段，父亲就停下脚步说，算了，也没什么意思，回老屋去吧，联系下刚刚那个滴滴司机，看他在不在附近，要是在，让他送我们回去。

我按照叫车的记录找到了滴滴司机的电话，拨通后一问，他正好离这儿不远，我告诉他，父亲指名要坐他的车。滴滴司机连声道谢，说几分钟后就到。

我和父亲站在路边等车。我看父亲有点儿站不住，就让他靠在我身上。父亲没有像过去那样逞强，他紧紧地靠着我，一只手还勾着我的脖子。

父亲的个子不高，他的手几乎刚够到我脖子上。我上初二时，个子就超过了父亲。为此老爷叔常和父亲开玩笑，说我如果能先天再足一些，说不准能成为上海第二个姚明。父亲并不喜欢我这个身高，老爷叔每次说这个话题，他都会嘀咕一句，你晓得什么呀，我有个堂兄就是因为个子太高，打了一辈子光棍好吧。

看父亲勾我脖子的手很费力，我把父亲的手拿下来，用胳膊紧紧地向上搂住父亲。大街上车辆川流不息，各种引擎声混杂在一起嗡嗡作响，可我却分明能听到父亲稍欠节律的心脏跳动。

父亲在我耳边说，孩子，你都快四十岁了，还孤身一人。你看你惠芬姨，现在多孤单，虽有两个年轻秘书帮忙，总是不如自己的孩子。你可要把惠芬姨当母亲待，她是你妈和我调教出来的啊，什么事必须尊重她的意见。

父亲还想说什么，这时滴滴车过来了。我把父亲扶上车，以为父亲一路上又会和司机攀谈几句，可父亲却一路无话，只是要司机放那首大兴安岭的歌，其间父亲竟然也会哼两句。车到了老屋门口，父亲说，上去坐会儿吧。我说，有个设计图纸周一要出，必须回去加班。我先扶你上去，然后再下来。父亲看着我想了想说，那你不用送我了。

我扶父亲下车，父亲站着要我先走。我转过身刚要上车，父亲又叫住了我：有件事忘了告诉你，我也不是钉子户了。拆迁汇款我填的是你银行卡。我说，那你什么时候搬我这儿来？我好提前准备。父亲说，再说吧，搬家前几日肯定告诉你的，你走吧。

我又回到车上。从车的反光镜里，我看着父亲一直佝偻着背，站在楼梯口看我，他的手臂动了下，似乎想冲我挥手，却最终没能把手臂抬起来。看着父亲这般模样，我心里又不免难过起来。

2

母亲去世后，我和父亲一直相依为命。机械厂倒闭后，江浙许多企业都高薪邀请父亲去工作，可父亲唯恐我书读不好，一直没离开过上海。他在好几家个体小厂换来换去，做机修师傅，终于熬到退休，也没闲着，在母亲上班的那个弄堂门口附近搭了个棚子，帮人修起了摩托车。我对父亲唯一的不满，就是母亲安葬后，父亲从未去过母亲的墓地。

母亲的墓地在凤凰山脚。长大后我才知道，凤凰山下的墓地是沪上最贵的墓地。它背靠凤凰山，面朝雁栖湖，周围除了参天松木繁茂银杏，还靠近一个著名的烈士陵园。惠芬姨说，为了买到这块墓地，父亲花光了家里当时所有的积蓄。

母亲下葬时，墓园还有不少空地，如今三十年过去了，这些空地上竖起了越来越多的墓碑，墓碑主人的身份也越来越显赫。母亲去世前只是杭州一家小厂的厂长，以至于我每一次去扫墓，都会为墓穴中的母亲感到忐忑。都说死亡对于每个人是公平的，可事实上，这也仅仅是针对死亡这件事本身而言。

父亲唯一一次去墓地，是在母亲骨灰盒还没有安放在墓地的时候。那时母亲还没火化，遗体已经在殡仪馆放了很久了。父亲当时说要带我去母亲新的住处看看。

我记得那是个阴天，天上还偶尔飘下些雨丝。父亲牵着我，一边沿着上山的台阶走，一边告诉我，说母亲的新家在松柏园12排6号。如果我记不住了，还有一个办法。父亲说，12排1号墓地是个离休的军队干部，12排最后一个墓地是15号，那是个公安退休的干部，看到墓碑上有这两个人的戎装照，就算到了。有这两人一左一右在弄堂口替你姆妈站岗，我们也安心。母亲去世后父亲一直阴沉着脸，只是在说完上述话后，父亲的嘴角才露出些笑意。

母亲去世时我还不到10岁，对死亡的认识懵懵懂懂。我和父亲到了母亲的墓地，我对墓碑前水泥做的两只漂亮小狮子产生了兴趣。有个拎着小桶手拿刷子，十七八岁的年轻人走到我面前，问我想不想让这两只狮子变成金狮子。我高兴地说好啊。可父亲在一旁瓮声瓮气说了一声“胡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