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生活＝贤妻良母？

| 选美皇后 |

汉娜·尼尔曼怀第八胎时，曾面临两个大日子。第一个当然是宝宝的预产期。第二个是两周后的选美比赛。

2023年8月，汉娜在拉斯维加斯一家大型赌场和度假村摘得“美国夫人”的桂冠。2024年，她再度受邀参加“世界夫人”大赛。她身着泳衣，踩着近13厘米的高跟鞋，挺胸提臀，喷了美黑喷雾，光彩照人地在舞台上走秀——谁能看得出，她12天前才刚生了孩子？

“我早就知道要参加这个比赛，所以我早有准备。”34岁的汉娜坐在犹他州乡下的厨房里说道。怀孕期间，她倾尽了所有力气、勇气和胆气，确保自己生产后仍能看起来完美无缺。她坚持健身，在孩子们还没醒来的时候，抓紧时间举重。她洗冷水澡，把自己泡在农场的灌溉渠里。她还服用补铁剂来加速产后恢复。

2024年1月2日，汉娜在楼上的卧室里生下了弗洛拉，没有采取任何镇痛措施。“这孩子一用力就生出来了。”汉娜在社交媒体上写道。分娩后的头几天，她“很规矩”，足不出户。“到了第五天，我对丈夫丹尼尔说：‘我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去比赛，太辛苦了。我的身体水肿，还在流血，也开始涨奶了。’”汉娜回忆道。

第七天，她就下床了，在浴室里做了些芭蕾训练。她以前是芭蕾舞演员，受训于纽约茱莉亚学院。第九天，她开始试衣服了，试了一条皮裤和一件紧身的白色舞会礼服；第十天，喷美黑喷雾；第十一天，带着刚出生的宝宝坐两小时飞机前往拉斯维加斯，她丈夫携七个孩子和其他家庭成员稍后出发；第十二天，她就站在舞台上了。她说，好在她已经不流血了。

她成功晋级第二轮比赛，社交媒体粉丝疯涨，公众反响强烈。这究竟是女性自强的终极体现，还是饱受压迫的极端案例？汉娜究竟是在做自己想做的事，还是被布满尖刺的光鲜礼服禁锢着虚弱的身体？无论汉娜乐意与否，她都成了互联网上一个备受争议的新群体的代表，这个群体名为“传统妻子”。

在这场舆论风暴中，她始终显得很坚定，至少在公众面前是这样。她从不解释，从不抱怨。我以为这种沉默是种蔑视。但真是如此吗？为了向她本人求证，我搭飞机横越美国，又驱车穿过犹他州乡下连绵的群山，想看看能否有机会单独和她谈谈。

| 传统妻子 |

尼尔曼夫妇带着八个孩子住在卡马斯小镇外的一个农场里。他们在这片广阔的天空下，与严酷的自然环境抗争，过着一种开拓性的生活。“欢迎你来。”35岁的丹尼尔怀抱孩子，边说边来给我开门。他是个相当典型的美国丈夫，身着牛仔服，下颌方正。

“汉娜马上就来。”丹尼尔说着进了厨房。我数了数放在门边的鞋子，一共28双。“很高兴见到你。”汉娜走进来说。她是个身材娇小的金发美人，双颊红扑扑的，头发还湿着，漂亮得不像话。她从丈夫手中接过孩子。我在那儿待了整整四个小时，这孩子始终没离开过汉娜的怀抱。

其实早在选美大赛之前，汉娜就已是美国颇具影响力的网红了，她会在网上记录一家人返璞归真的生活。她烤得一手好面包，会直接往咖啡里倒生牛奶，还会点起烛光，无镇痛自然分娩。

很难想象，在这种生活之外，还有数百万双眼睛在关注着他们。那么，汉娜是如何应对网络舆论的呢？有一次，她在另一场选美比赛中说，她觉得自己最有力量的时候，是生了孩子之后；有一次，她鼓励使用自然疗法而非服药；还有一次，她说一只公鸡攻击了他们的孩子，丹尼尔一脚把它从院子这头踢到了院子那头。这些言论无不在网上掀起了轩然大波。

“丹尼尔很擅长应付这些。”她望着丈夫说，“他告诉我，你不能太在乎别人说了什么，或者给你贴了什么标签。你只要屏蔽掉那些声音，过好自己的生活就行，否则那些东西就会吞噬你。”难道这些事对她一点影响也没有吗？“其实也有，我会听到一些流言蜚语，让人笑不出来，就像……”她顿了顿，抬头看向站在身后的丹尼尔，问道：“你觉得最让我们难过的是什么？”他回答：“不知何故，我对这些都有点麻木了。”

“传统妻子”是一种网络现象。这些女性摒弃了现代社会的性别角色，选择成为更为传统的妻子、母亲和家庭主妇，然后在网上宣扬这种生活，有些人甚至拥有数百万粉丝。她们的生活方式通常受宗教影响，但也不尽然。她们会拍摄自己如何从原材料开始制作一些难以想象的食物，如用玉米糖浆做口香糖，用老面做华夫饼。她们的面庞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声音柔和而轻快，孩子们在周围自在玩耍。

想要探究“传统妻子”及其盛行的原因，我们得回过头去，看看大约12年前的情况，当时正值第四次女权主义浪潮。那是个推崇“女老板”的时代，鼓励女性在职场上大胆进取，进一步深入职场，打破玻璃天花板。但久而久之，女性意识到自己被骗了：除非你是个百万富翁，否则这种个人女权主义对你来说毫无意义。“女老板”时代几乎没有给普通的职场妈妈带来任何权益。

沉默多年后，女性群体迎来了一场公开的“大反思”。她们纷纷谈论着给孩子断奶是何等令人头疼，一个人休产假又是何等孤独，还有每天照顾不懂事的婴幼儿有多不易。在这种环境下，女性很难坦诚地说出为人母的喜悦。而那些事业有成的女性则开始显得自命不凡，背上“破坏团结”的罪名。

于是，在“女老板”和“疲惫不堪的母亲”之外，出现了另一群女性，她们似乎对这场纷争毫不在意。她们倡导摒弃对金钱、公共权力和成功的追求，转而将温馨的家庭生活和万事亲力亲为的母亲形象，提升到了近乎神圣的地位。她们就是“传统妻子”。

22岁的模特纳拉·史密斯是一位极具网络影响力的“传统妻子”。她一直在生育，说话轻声细语，经常用纱布过滤各种发酵食品。而另一位网红埃斯蒂·威廉姆斯给人的印象，则好似上世纪50年代低眉顺眼的主妇。她曾说：“保持美丽，这对你和你的丈夫都有好处。”

我认识的很多女性都喜欢看这类视频，她们不是已经过上就是想要过上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有些人把看这类视频当作一种慰藉心灵、逃避现实的方法；也有些人只是单纯觉得看着很治愈；还有些人则把这些视频当作泄愤的渠道，看得满腔怒火又乐此不疲。

“‘传统妻子’是种反主流文化。”科罗拉多大学的行为科学家莱斯利·鲁特说，“这种现象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从属于一种更广泛的政治焦虑，我担心这种焦虑最终可能会限制女性的生活。”

虽然汉娜从未将自己和这场运动联系起来，甚至从未用过这个词，但她却是最知名的“传统妻子”。她对此作何感想呢？“我们老早就在一起了，过着现在这样的生活，”丹尼尔替她回答，“然后冒出了‘传统妻子’这个词。我们也没办法。这就是我们本来的样子。”

然而，汉娜却不这么想。“我并不完全认同这个标签。”她说，“我们是一男一女，育有孩子，看起来很传统。但我真心认为，我们正在开辟别人没有走过的路。”这就是最为矛盾之处：汉娜和其他“传统妻子”虽然是在宣扬家庭主妇的生活，实际却创造了一种高收入工作。她们靠演绎一种理想生活来挣钱。“因此，在我看来，被贴上‘传统女性’的标签，我有点说不清认同与否。”她谨慎地说道。

那么，在这个家里，丈夫才是一家之主吗？“不。”丹尼尔答道，“我们共同掌舵。”“没错。”汉娜附和道，“我们一起。”

汉娜是女权主义者吗？“我自认是女……”她突然打住了，改口道，“这个词有太多不同的解读了，多得我甚至都不知道女权主义到底是什么意思了。”她“强烈”地感到自己被其他人政治化了。“我们努力保持中立，努力做自己，但无论做什么，都会被公众贴上标签。我们其实只是如常生活而已。”

我们走出家门，钻进卡车里。丹尼尔开车，我坐在副驾，汉娜带着几个学龄前的孩子坐在后排，其他大一点的孩子都在谷仓里接受家庭教育。

我们驶过她家的一辆小型巴士——共有15座。他们的目标是要把它坐满吗？丹尼尔说：“总有一天会的。”汉娜却说：“我们年纪大了，也累了。”她胸前还绑着小弗洛拉，似乎有些不太确定，“再说吧。”

| 理想生活 |

汉娜一家在网上出售自制的盒装牛肉与猪肉制品，以及自创品牌的老面、岩盐、铜量杯和蜂蜡蜡烛。他们的农场雇有三名全职员工、三十名仓库工人、十多名办公人员，还有一名创意总监负责网站的视觉设计。

我们眺望着河谷和远处干旱的山脉，驱车经过一群奶牛。丹尼尔下车去查看牲畜时，我终于有机会和汉娜独处。我问她，这是她一直想要的生活吗？

“不是。”她说，“我以前——”她顿了顿，“我以前的目标是留在纽约。我17岁就离开家，激动万分地去了纽约，那里充满活力，我喜欢得不得了。我想成为芭蕾舞演员，我跳得很好，”她再度顿了顿，“但我知道，一旦有了孩子，我的生活就会变得截然不同。”

汉娜出生于盐湖城附近的斯普林维尔，在九个孩子中排行老八。她家经营着一家花店，所有孩子都在家接受教育。汉娜对芭蕾舞情有独钟。14岁时，她参加了茱莉亚学院的暑期班，后来又靠参加选美比赛挣学费，在茱莉亚学院念本科。

丹尼尔成长于康涅狄格州，是九个孩子中的老大。他父亲是亿万富翁大卫·尼尔曼，创建了多家商务航空公司。丹尼尔自幼生活在富人聚居的郊区。他回来时，我问他，这是他一直想要的生活吗？“是的。”他说，“我本以为汉娜会乐意在家带孩子，但她说：‘我自幼就看着我父母一起工作，所以我们也要一起工作，不管做什么。’”

两人经朋友介绍，相识于一场大学篮球赛，他当时23岁，比她大近两岁。“我一看到她，就想和她在一起。”他说，“简直迫不及待。我当时就在想‘我要娶她’。但一连六个月，她都不愿和我约会。”

一天，汉娜告诉丹尼尔，她要搭乘从盐湖城飞往纽约的航班，飞五个小时回茱莉亚学院。她还不知道他爸爸就是那家航司的老总。“当时，丹尼尔对我说：‘我也要坐那趟航班！’”汉娜回忆道，“我记得我们去办登机手续时，工作人员告诉我，我们的座位是挨在一起的。我当时还在想，这怎么可能，太巧了吧！”丹尼尔笑着解释：“其实我偷偷打了个电话。”他让航司动了点手脚。于是，他们的第一次约会就这样开始了。

“那时，我认为我们应该先谈一年恋爱再结婚，这样我就能完成学业。”她继续说道，“而丹尼尔却说‘不行，要立马结婚’。”于是，一个月后，他们就订了婚；两个月后便结成连理，搬进了丹尼尔在上西区租的一套公寓里。又过了三个月，她怀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