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心拯救人类的“超级生育者”

作者: 伊欧·多兹 刘未央/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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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英圈里的生育主义 |

今年3月初,阿丽亚·巴布辞去某智库的工作,投身于一项大多数人闻所未闻的事业。在公共政策领域从业数年,这位26岁的伦敦姑娘对英国乃至全世界、全人类的未来产生了一种忧患意识。“我发现人们想生或想再生孩子的愿望普遍得不到满足。”巴布说,“考虑到生儿育女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事实显然说明哪里出了问题。”

巴布如今专攻一门鼓励生育的哲学——生育主义。其核心理念看似简单:没有足够多的孩子,我们就没有未来,而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已经变质,与人类繁衍后代的生物本能发生了冲突。该观念同理性主义和有效利他主义这两种亚文化紧密相联,在出生率下降的大背景下,越来越风靡于硅谷内外的科技圈子,尤其受到偏保守群体的认同。

“我跟科技界的好几位企业家一直保持交流,他们都赞同这种观点……很多绝顶聪明的人都为此忧心忡忡。”“宏大”公司创始人本·拉姆表示。这家得克萨斯生物技术公司专业开发旨在提升未来生育能力的人造子宫等生殖技术。

“我们很熟悉生育主义运动,也支持这项运动。”“守护者”的联合创始人杰克·科兹洛斯基坦言。“守护者”是迈阿密的人工智能婚配服务平台,帮助用户寻觅有意共同生养子女的佳偶,以应对“因婚姻危机而加剧的生育危机”。

“我鼓励那些负责、正直的聪明人生孩子,因为他们能创造更美好的未来。”主张生育主义且已怀二胎的黛安娜·弗莱施曼说。她是新墨西哥大学的一位心理学教授,并在一家胚胎优选初创公司兼任顾问。

生育主义名头最大的拥护者无疑当数银河系首富埃隆·马斯克,他与三名女性生下了十个孩子。“假如人们不努力生孩子,文明就会崩溃。记住我的话。”马斯克在2021年12月的一场商业峰会上发言道。他将人口锐减列为人类“头号危机”(严重级别高于气候变化),并发出警告说,拖全球出生率后腿的日本“最终会灭绝”。

“内幕网”去年11月发表的一篇文章引起了公众对生育主义运动的关注。文中提到,基因检测公司“23与我”的联合创始人琳达·埃维承认,该运动在得克萨斯州科技圈风头正劲;高端度假村“对话”的董事总经理也表示,那个圈子几乎言必称人口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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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主义者马尔科姆与西蒙娜·柯林斯夫妇

西蒙娜与马尔科姆·柯林斯夫妇正是这场运动的焦点人物,这两位30多岁的美国人是由企业家转型的哲学践习者,同时也为人父母。他们表示自己只是该理念最坦率的倡导者,其实同道者大有人在,多数人不愿亮明观点而已。2021年,两人在其非营利性质的基金会旗下创立了一个不限宗教的运动团体:生育主义者协会。扶持过许多理性主义与有效利他主义组织的爱沙尼亚科技界亿万大亨扬·塔林,向协会捐助了48.2万美元。目前该协会正在积极游说政府,会见商界领袖,并寻求机会与生殖技术公司及生育诊所开展合作。

柯林斯夫妇并不是“生育主义”一词的发明人,这个词由来已久,类似的还有“多生育主义”,一般用于描述意在提高生育率的国家政策或那些鼓励生育的主流观念。与之相对的是“反生育主义”,主张若没有好日子过就不要把新生命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美国家庭研究所研究员、支持生育的人口统计学家莱曼·斯通认为,与千千万万普通生育主义者的想法不同,柯林斯夫妇的理念属于“一种罕见的亚文化”。在人口危机的警钟声下,他们剑走偏锋,以非宗教、非正统的方式重构了地球上最传统的一种观念,而正是这个版本在科技精英圈内受到追捧。

“我觉得不能说这种理念单单吸引了硅谷人。”家住宾夕法尼亚州的马尔科姆在与我的一次超长通话中分析道,“应该这么说,任何人只要熟悉现代科学和统计数据,都会意识到这是个问题,然后就会进一步关注。为什么你会感觉认同这种理念的硅谷人特别多呢?因为他们对数据更痴迷,也更富有,所以能做到对一件事情更加专注;也因为他们有钱有势,不怕变成舆论攻击的靶子。”

| 从不育主义到多生多育 |

那是他俩的第二次约会,当时两人坐在天台上眺望附近的树林,马尔科姆第一次提出想要孩子,西蒙娜却反应冷淡。“那会儿我只想独自过完一辈子,不结婚,也不生孩子。”她回忆道,“要是有人问我,‘你想抱一下宝宝吗?’我会回答,‘别,还是你抱着吧,我就看看不动手,这样自在多了。’”

西蒙娜接受采访时,胸前束着五个月大的女儿泰坦,不时发出咕哝声;马尔科姆则负责照料两个儿子——两岁的托尔斯滕和三岁的奥克塔文。他们安家在绿树成荫的费城郊外,一面抚养子女,一面全职担任某旅行社的联合首席执行官,同时还要撰写关于生育主义的书籍并开展非营利项目,可以说样样兼顾、面面俱到了。他俩总以一板一眼的老派形象示人,有摄影师来访时会一丝不苟地穿上乡村俱乐部风格的商务休闲装,对媒体记者热情洋溢、知无不言。

两个人年少时都有过自己的坎坷经历。现年36岁的马尔科姆曾经被法院一纸判令送进问题青少年中心,那里的管教威胁说,如果不听话就给他编造点违纪行为,把他一直关下去。35岁的西蒙娜则经受了厌食症的多年折磨,目前正在通过激素疗法维持月经,还要依赖试管婴儿技术受孕。

当年的西蒙娜可是标准的反生育主义者。她是加州一个嬉皮士群婚团体解散后留下的唯一孩子。身为一个“计划外的孩子”,她亲眼看到母亲如何忍痛割弃了事业。促使西蒙娜改变想法的不是贤妻良母式的洗脑劝说,而是马尔科姆的一句简单承诺:她不必牺牲事业。承诺兑现了。怀奥克塔文的那段日子她没有休过假,临产时还在接工作电话,分娩五天后就回到了办公室。每个孩子出生后她都会先带六个月,用胸前背带托着宝宝在跑步机办公桌上工作,之后马尔科姆就会接手大部分带娃任务。她发现,有了新宝宝后,工作效率反而提高了——“反正每隔三个钟头就得起床,为什么不顺手发几封邮件呢?”

那时候,有关生育问题,他们只是积累了一些个人感悟,直到身为风险投资人的马尔科姆外派韩国工作了一段时间,才上升到政治觉悟的层面。韩国的生育率不到0.8,全球垫底,让马尔科姆震惊的是,似乎没人觉得这有什么要紧的。“这事要是换成动物,早就打上‘濒危’标签了。”他说,“而一听到某个物种快要灭绝,我们立马会紧张得大呼小叫。”采访开始后他滔滔不绝地讲了近半个小时,语速飞快,情绪激昂,一副大难临头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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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孩之父埃隆·马斯克

女性人均生育2.1个孩子可保证总人口持平,但目前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生育率都低于这个数。据估计,全球平均生育率将在2056年左右跌破该标准线。预计到2100年,高于2.1的只有七个国家,大部分位于撒哈拉以南,这意味着发达国家已无法通过移民维持人口增长。生育率持续下降将延迟数十年才会导致总人口减少,而人类预期寿命增长有望部分抵消这一影响。因此,21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全球人口应该仍可保持增势,直至某一日达到平衡或从此拐头向下。

英国人口变化研究中心的人口统计学家伯尼斯·匡指出,大多数同行没有把上述现象视作危机。“在大众文化里,关于出生率下降和人口锐减有太多耸人听闻的言论了,跟正经的学术研讨完全是两码事。”她还表示,我们无法预测日后出现的生殖技术会产生怎样的长期影响。许多专家还认为人口减少是一件好事,有助于缓解气候变化等难题。

然而,生育主义者却断言,随着老年人口规模超过劳动年龄人口,早在总人口下降之前就会冒出一系列问题。对全球经济走势作预测,向来是以国内生产总值的持续增长为前提的,而国内生产总值又与人口数呈正相关关系。“假如人们预判未来的经济将会衰退,而且是无限期地衰退下去,那就不是暂时陷入低谷这么简单了——这么说吧,到那时候投资未来没有任何意义。”伦敦姑娘巴布分析道,“一旦发生这种情况,你的养老金就会断流,你只能把存款取出来维生,银行倒闭,政府没处借钱,诸如此类的系统一个个都会崩溃。”

巴布以英国当前的经济萧条和朝不保夕的公共服务为例,指出这些状况部分应归咎于人口老龄化以及脱欧后年轻移民的外流。倘若老龄化或人口萎缩问题蔓延到了世界各地,又会是怎样一副情形?全球老龄化最严重的日本就是前车之鉴。耶鲁大学教授成田悠辅曾提出,“老年人集体自杀、集体切腹”才是“唯一出路”,不过后来他解释这只是一个“抽象的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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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林斯夫妇与三个孩子泰坦、托尔斯滕、奥克塔文

在柯林斯夫妇眼里,以上这些只是危机的一部分,更应当引起警惕的是,不同文化群体的生育率并非均衡下降。生育主义者协会调查发现,出生率较高的群体与某些心理学家定义的“右翼威权人格”——用马尔科姆的话说就是“对非我族类有本能的抵触或不信任”——存在关联性。马尔科姆补充道,虽然他们夫妻二人也是保守派,但观念截然不同,他们欢迎外来移民,乐于见到一个多元共存、多文化共生的社会,其中所有群体都能按自己的方式养儿育女。另一方面,进步主义者和环保主义者的平均生育率则相对较低,不容忽视的一个原因是,千禧一代与网络世代对气候变化问题普遍感到悲观。

| 谁该生?谁不该生?|

“有些群体不能通过传统生殖方式来生育继承双方基因的后代。”西蒙娜说,“这自然会让一部分人彻底打消生孩子的念头。”如今,这一难题有望破解:一项名为“体外配子”的新兴技术可利用干细胞直接培养卵子和精子;卵子冷冻和体外受精成本的降低也更有利于女性平衡、兼顾事业与生育。

还有人因自身患有抑郁症、精神分裂症等遗传性疾病而顾虑重重。心理学教授弗莱施曼说,她认识不少“奇才”都存在这类健康问题,他们担心自己的缺陷会遗传给下一代。基因筛查和胚胎优选技术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类问题。柯林斯夫妇透露说,泰坦就是一个经过“筛选”的结果,她的胚胎战胜了有较大几率罹患肥胖症、偏头痛、焦虑症的对手,最终脱颖而出。

不过,凡是涉嫌利用出生率来影响未来政治走向的想法,总会令许多人不寒而栗。这使人联想到美国的“箭袋充满运动”,该运动要求基督徒勉力生养,以便让虔诚的信徒渐渐占据整个社会。马尔科姆直言不讳地指出,科技圈里的确有人在干这种事。“硅谷人是跟数学打交道的,他们真的想让自己的后代占领世界。”马尔科姆说,“他们是这么琢磨的,‘好,我有八个孩子,要是每个孩子都生八个孩子,接下来每个孩子又生八个孩子,总有一天这个世界大部分人都是我的孩子……’我了解这帮人的思维。他们是赚大钱的成功人士,觉得自己比别人优越。”

弗莱施曼承认自己也遇到过这种人:“很多人把真实想法埋在心里,有些话是难以启齿的,‘我要出钱拷贝半个自己,越多越好。我要把自己复制到未来去。’这种话谁敢到处嚷嚷?”马尔科姆进一步指出,大多数人并不像马斯克那样公开自己是生育主义者,而是采取“闷声发大财”的策略来提高成功率。“他们会指责我,‘你满世界宣传这个干什么?我们都懂,我们自己能解决,不需要多元化,多元化都快把你搞成偏执狂了……’这些话他们是不会说给你听的。”他告诉我。

科林斯夫妇倒不担心这些人的做法,认为他们注定成不了事。科林斯夫妇致力于培育一种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家庭文化,让子子孙孙都甘愿成为这种文化的一分子,而不是简单粗暴地“兜售自己的基因”;同时,他们还要将这种理念推广到拥有不同价值观的其他家庭中去。“你有18年时间向孩子灌输你的文化,万一他们听不进去,那算你倒霉——到时候他们就离你而去了。”西蒙娜说,“如果一个人希望将自己耳濡目染的文化和三观传扬下去,自然也就乐意为人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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