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士短缺

斯温·雷曼是在凌晨一点到五点间逝去的。前一晚，发着高烧的他在妻子薇欧拉的陪同下来到医院急诊室。妻子晚上九点半离开时，他已经虚弱到无法单独去上厕所。早上接近八点，值早班的医护人员发现他已经去世。根据尸检报告，这位34岁的病患死于细菌感染引发的心脏炎症。虽然医生曾要求夜班护士定时去查看他的情况，但推测当晚护士从未出现在他的病房。因为那一夜，这名护士被安排照顾24个病人。得知这一消息后，薇欧拉飞奔到医院。走廊上，迎面而来的护士哭着对她说：“雷曼夫人，我真的无能为力，我发现的时候他已经过世了。”

护理缺席或者疏失可能会致命，也可能会引发复杂的慢性疾病。大量研究表明，护士工作量过重是这两种状况时常发生的主要原因。具体体现在下列数据中：

德国工会联合会表示，3/4的护士经常感到忙碌不堪，约有一半必须依靠降低工作质量来确保完成所有工作。

报告指出，养老机构的护士缺口约有12万，医院中的缺口至少是5万。

在德国，每名护士平均需要照顾13位病人，而在美国是5位，在荷兰是7位，在瑞典则是接近8位。

超过1/3的护士总是感到精神不济甚至身心透支。

护士需要照顾的病患数每额外增加一位，病患的死亡率便会上升7个百分点。

混乱中给错药物是最普遍的护理疏失。一项国际研究显示，在重症监护室，平均100个住院日会发生74.5次给错药的情况。

在一个理想世界，护士可以避免掉许多憾事的发生。他们总在病患身边，用他们受过训练的眼睛敏锐觉察异样情况。举两个例子：一名照料老人的护工发现一位年长女性的右嘴角耷拉了下来，他立刻紧握住她的手，请她用力回握，但她却没法做到。这是中风！他立刻将她送去医院，避免了她余生只能坐在轮椅上的不幸;一位护士在夜里发现刚刚经历了手术、正在抱怨腹痛的肠癌患者的腹壁出现了不寻常的硬块。伤口缝合处开裂、腹膜发炎，这正是需要立刻接受紧急手术的征兆！好的护士能看到这些，也能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但他们需要的是时间。这项宝贵的资源在德国，特别是新冠疫情肆虐的当下，却是格外匮乏。

| 新冠疫情使危机加剧 |

维布克·咏在居特斯洛县圣伊丽莎白医院的手术室工作。他们从2020年11月初就开始忙到连轴转，加护病房里住满了新冠肺炎患者。11月中旬开始，一个手术恢复室被征用为临时加护病房，给未感染新冠肺炎的病患使用。尽管如此，常规医疗活动还在继续。手术室里的护士忙到需要不停奔跑、随时待命、紧急施救。“我们的工作量翻了一倍。”咏在一个访谈中说。他们没法自由安排任何一天或是周末，因为早班、晚班、24小时全天班总是接踵而至。重病患者也很难获得应有的照顾。“我们很难保障病人获得足够私密而周到的护理。”医院的经营方并不会将员工的权益放在首位，特别是在这个全国上下尤其需要灵活应变能力的时刻。

新冠疫情下，护理岗位数十年的积弊更加凸显。德国重症监护和急诊医学跨学科协会前主席乌维·杨森早在2020年10月便发出了警告，要求医院缩减常规医疗工作，却几乎无人响应。因为即使在疫情期间，医院也要设法盈利，来采购价值数十亿欧元的新型设备、完成新的项目建设。一些大型医院还需要额外满足所有者和股东对利润的期望。

削减护理岗位是极为理想的节约手段。伊策霍大学综合诊所主任白昂哈德·齐格勒反省道：“护士的处境如此困难，根本上都是医院领导层的过错。他们最先想到的就是拿护士开刀，把他们都榨干。”过去的25年里，大约5万个护理岗位被逐步取消。

在疫情开始之前，加护病房中的全职护理岗位缺口就达到4700个，如今这一不足更显突出。长期以来，医院都只能通过减少加护病床数量来勉强应付这一局面。疫情发生初期，加护病床的数量在短时间内从2.8万增加到了3.5万，但由谁去操作那些复杂的机器设备？又由谁去实时关注那些处在生命危险中的病患状况？这些都需要依靠经验丰富的专业护士，然而现在很多医院都只能从其他岗位临时抽调护士或护工来应付。

“我们的工作没法那么快上手。”加护病房护士弗兰西斯卡·波勒说。在社交媒体上粉丝众多的波勒每天都能收到其他护士的留言，这让她发现很多人正在考虑离职，她说：“最新的趋势是转岗。”她自己也已经转去了麻醉科工作。这位年轻的母亲早已无法承受无尽的倒班和加班。她也会怀念在加护病房的日子，在那里，她不仅可以最好地发挥所长，也能获得病人逐渐康复给她带来的满足。“这是我能想到最美好的职业。”但她却不想再回去了，“是选择额外的奖金还是舒舒服服吃一顿午餐，这对我来说没什么好纠结的。”

|“新冠奖金”引发的闹剧 |

一开始承诺给所有护士发放的“新冠奖金”，到最后却只给了老人院的护士，而且金额不超过1500欧元。理由是一般医院的护士缺口没有那么厉害，而且他们本身的报酬也已经有所提高。经过一系列抗议，联邦卫生部提高了10%的总拨款用于分配给护理人员，但申请的条件非常复杂，且对工作时间也有限制。最后，很多人仍然一无所获，包括维布克·咏和她的同事们。“这太无耻了。”咏说道，“我们理解这是特殊时期，也愿意竭尽所能。但我们同样也需要获得认可。”最终，全体护士获得了慈善团体捐赠的安慰奖金，金额从300到600欧元不等。但咏依然认为，只有不含任何苛刻限制的奖励才是对他们真正的肯定。

|“善良的心、冷静的手”|

对护理岗位的忽视由来已久。1832年，夏里特医院成立护理学校时，招收学员的唯一要求仅仅是识字，只要不把内服和外用的药物弄混就可以。160多年后，时任公共事务部部长的诺伯特·布吕姆认为，护士仅需要“善良的心、冷静的手”便足够。那时，在护士不足的情况下，很多医院要依靠教会修女的义务帮助，也没有考虑给什么相应的报酬。德国护理职业协会主席克里斯特·比恩施坦说：“不过当时的病人比现在的要年轻和健康一些。”此外，那时不需要像今天这样耗费大量精力去记录工作，要操作的复杂器械也很少。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对护士专业知识的要求也不断提高。

| 变多的病例，变少的护理 |

2000年年初，德国开始按照医疗项目的复杂程度，采取打包收费的方式。心脏导管插入术、背部和关节手术等变得非常具有吸引力，因为打包收费高、住院时间短。这种从经济学上考虑利弊的思考模式，致使如今德国住院人数远高于全球其他国家。这并不能为病人带来额外的好处，却能使医院获得丰厚的利润，而且因为病人住院时间的缩短，对护士的需求也不断减少。接收、出院、接收、出院……一家大型医院的中风病房护士拉尔斯·B每天都在经历这种对利润最大化的追逐。“一张床都不可以凉。”他说，“这是我们护理界流传的一句俗语。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我们会让那些病情并不严重的病人住进来，以达到病床满员的状态。”

这也解释了目前德国在数据上出现的矛盾：按居民人数比率计算，德国护士的数量明显高于欧盟平均水平，但从实际病患的比率上看，德国又居于末位。护士短缺在一定程度上是人为因素造成的。“我们不是护士太少，而是安排的地方不对。”比恩施坦说，“理论上所有病床都需要相应的护士，但从另一层面上看，很多病床或许根本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 延斯·施潘的无能为力 |

前联邦卫生部长延斯·施潘早将这一问题看在眼里。虽然人们常将医院和警局、消防队拿来比较，认为它们同样应当不以营利为目的，但他指出：“不会有两个警局或消防队直接开在一起竞争。现在医院的分布很不合理。”虽然能够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但施潘改变不了什么：医院的位置由各州自己决定。他同样也知道打包收费的弊端，因此提出了“护理预算”方案，即为护士单独准备不受医疗利润影响的预算费用。

然而这项措施是否能够见效，还需观察。在这条法令正式生效前，赫利奥斯医院母公司费森尤斯集团的首席执行官史蒂芬·斯特姆便在一次会议上骄傲地告知投资方，他们已经想到了“对策”：他们将让护理团队额外承接包括分发食物、收集便盆在内的一些简单任务，以及医生的文档记录工作。“这样医生就能更加专注在治疗上，我们也能够吸收更多病患。”斯特姆说道。他一心只想要更多的病患，却没考虑护士承受的压力。德国服务行业工会医疗健康领域负责人格丽特·耿斯特相信，很多其他的医院也是这样计划的。被问及此事，施潘无奈地表示，护士们或许可以考虑用脚投票。但是去哪儿呢？别的医院可以让护士有尊严地工作吗？哪里能提供更好的工作环境、更多的钱和认同？哪里可以让他们发挥所长，获得更好的职业晋升？

| 医生级护士 |

2020年11月初的一个早上，72岁的埃米尔·H发现自己开始流鼻涕、关节疼痛、发烧，便把这些症状记录到了一个手机程序里。彼时，身处弗赖堡大学医院的护士林恩·莱普拉正照例检查她负责的20位癌症病患的情况。看到H的数据后，莱普拉立刻拨通了他的电话。H在7月初曾接受过干细胞移植，自此免疫功能大幅下降。虽然他表示症状并不严重，莱普拉还是坚持让他立刻就医：“细菌感染对您来说可能是致命的。”他很快在附近医院取得了抗生素，也恢复了健康。“您救了我的命，是我的守护天使啊！”H说。他们自住院的第一天起便认识了，莱普拉知道H热爱园艺，还教他每次服药前如何给双手消毒，也在疫情期间和他电话联系。

莱普拉和两家高校合作开发了这款手机软件，也接手了部分医生的工作，包括开展骨髓穿刺和化疗等。作为一名全球认证的高级执业护士（APN），这位护理界先锋通过一系列护理相关学术培训，提高了技能，也拓宽了工作领域。但她并不想去别的地方，因为这份工作使她感到了无与伦比的幸福。

德国学术界早已开始建议应有10%至20%的护士接受过大学教育，以便和瑞典、荷兰及加拿大等国接轨，在那些国家，多数甚至全部的护士都读过大学。博世基金会医疗健康领域的负责人贝娜德特·克拉佩说，从医生团体的角度来看，这无疑是一种威胁，特别是从经济分配的角度来看。未来，不仅是大型医院，一些乡村诊所也需要大学毕业的护士。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家庭医生的数量已开始出现不足。“我们再次需要东德那会儿有过的村镇护士了。”克拉佩说。只是现在的村镇护士需要有大学的学历、医生的能力，要能独立处理伤口，甚至能开出药方。

| 更多的钱、更灵活的工作时间 |

原本在柏林夏里特医院工作的护理主任海姆特·施弗来到悠闲的弗赖堡工作后，很快发现了这里的挑战：弗赖堡太靠近瑞士了。这意味着很高的人员外流风险，因为瑞士的工资高、压力小、病患也少。对于施弗来说，能留下并团结护士们至关重要。他提出的排班表既照顾到了需要工作时间固定的单身母亲，也安排了可以临时支援的团队成员，还设置了充足的跳岗人员储备。此外，护士在弗赖堡获得的收入也明显高于其他地方。

同时，施弗也考虑到了职业规划问题。他优化了15个科室的领导结构，设置了人事安排、专业临床及人员培训三个发展方向。即使在疫情期间，这一制度也保留了下来。繁忙工作的同时，负责专业临床的莱恩·冯·赛博琳还在思考如何优化染疫病患的照护流程。她提供的平板电脑让无法说话的病人也能顺利表达需求，还能和家人视频。“看到他们视频时高兴的模样，我们也很感动。”

| 理想：打造“磁性医院”|

施弗的长远计划是将弗赖堡大学医院打造成“磁性医院”。在上世纪80年代护士短缺问题凸显时，科学家发现有些医院更易吸引人才，那些医院的护士对工作更满足且更多参与到决策中，而这能使病人受益，并减少纠纷和死亡率。

弗赖堡大学医院与另外19家德国医院一同参与到一项欧洲研究当中，力图通过各项苛刻的要求，以获得“磁性医院”认证。“美国的合作医院会为我们提供相应的训练。”柏林工业大学研究主任莱哈德·布瑟说。最终，这些医院需要完成各项变革，为护士提供更好的工作条件。

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是巨大的：很多工作条件依然无法让人接受，因此护士短缺的问题可能还会更严重;相较为拯救生命和维护健康所付出的，他们得到的要少得多;许多工作时间的安排依然显得原始而落后;那些经过大学培养的护士很多都转向了管理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