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圈子，年轻人的围城还是堡垒？

人们普遍认为，县城具有熟人社会的特性，这里的人们倾向于一种强社交关系。而且由于地缘和人际关系紧密，小城的价值观容易趋同，群体认知和观念往往根深蒂固。随着年轻人将考公考编的目标瞄向县城，这群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上岸后，对县城的人际关系和县城的种种特性，是何种感受。这里对于他们，到底是围城还是堡垒？

“圈子”里的诱惑

28岁的时候，陈澄通过考公回到老家广西南宁下属一个县城的民政系统。他在当地遇到的体制内同学很少，目前只有高中同学刘赟，他刚刚调入县检察院。

陈澄和刘赟虽然祖籍都在这个县，但陈澄来自农村，在县城里的关系几乎是空白的。而从小在县城长大的刘赟，他的小学同学、初中同学都是县城人，还有家里在这儿多年积累的人脉，让他走到哪都有认识的人。

山西人贾先丽性格大大咧咧，三年前她考入石家庄近郊一座县城的融媒体中心。在这里，除了另一名同事和贾先丽同龄，其他人最少都比他们大十来岁。“没什么好竞争的。关系挺简单的，没感觉圈子不圈子。”贾先丽在宿舍自备了两大瓶老家的陈醋，在食堂打了饭总会倒上一些。“听老员工说，以前融媒体中心还是广播电视台的时候，省台经常来要人，大家都不想去，嫌压力大。”

相比单身的陈澄和贾先丽，已婚有孩的山东人杨千然觉得，县城虽然人际交往比较多，但可以试着融入，也可以选择隔离一些不必要的应酬。“我一个女的，也不指望大的发展，孩子他爸的收入能给我们娘俩生活足够的保障，我就想带好孩子的同时，工作上踏踏实实把该干的干好。”

杨千然一家人从杭州回来后，她考入县委宣传部。杨千然自称是个i人，不喜欢交际，不必要的应酬她都推掉了，她觉得有以前的三四个老朋友就足够了。

随着年轻人将考公考编的目标瞄向县城，这群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上岸后，对县城的人际关系和县城的种种特性，是何种感受。这里对于他们，到底是围城还是堡垒？

被问到对于人们常说县城的关系盘根错节怎么看，杨千然也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哪的关系不是盘根错节？只是县城人少，有些关系就算看不清但也猜得八九不离十，就好像很复杂一样。不像大点的地方，你摸都摸不清有哪些关系，但这并不代表没有。”

陈澄跟着刘赟混圈子，结识了不少人，也渐渐知道了，一起玩的年轻人谁家里都是什么背景，他们中有不少人的父母是公务员、教师，或者有一方在做生意。这些子弟大多数时候还是比较理性，但时间久了能感受到他们潜在的一点嚣张。

有次刘赟带来的一个朋友，平常性格温和的一个人，那天跟家里闹了矛盾心里不痛快，在酒吧跟人发生冲突，把人打了。在刘赟这边一帮朋友的劝解下，对方接受了2000元赔偿，没有报警。事后他说，“虽然说喝了酒，但我心里明白，咱们人多，而且我们兄弟些怕哪个？”

从那以后，陈澄对这样的圈子多了一丝警惕。而其后的一件事，促成了他从扩张圈子到反思和整理身边的人际关系。

有次刘赟叫来的朋友里，有个城关镇砂石厂老板。陈澄听说过城关镇上的砂石采挖权被人垄断了，但是之前争夺得很凶，还发生过砍伤人事件。陈澄多次提醒同学，不要和这样的人有牵扯，自己也慢慢减少了与他们的聚会。

“没必要，你也不容易真正进入他们的圈子。还是踏踏实实的好。”陈澄像是在说给自己听。

作为一个县级融媒体平台的小编，贾先丽工作上接触到的公务员比较多。对于网上有人说小城里的公务员很多都是体制内二代，她说自己的感受是，有一些小圈子里交往的都是家庭背景差不多的，可能二代比较多，但是这不代表体制内二代占多数，尤其是最近几年招录的公务员里，各种家庭背景的都有。

杨千然抗拒在圈子里社交，还有一个原因是觉得，年轻人的圈子不该那么功利化。在有些小圈子里，谁家里权势级别高，谁就更中心一些，家庭背景决定年轻人在交际圈里的话语权。她觉得，虽然这个现象在哪都不能避免，但是，县城的人际圈子就那么大，日复一日在其中很不舒服，她于是“没有多的选择那就不参加”。

交际场里，达人多圆滑

年轻人回到老家，也意味着重新联接了自己家在当地的家族关系，无论主动还是被动，都难免跟亲戚故旧走动频繁起来，尤其是当有了体制身份以后，很多人情世故无法避免。

陈澄在村小时教书特别好的林老师前几年因病去世了，师母没什么文化，经常找林老师以前的学生帮她的儿子办低保、办残疾证，为孙子上学争取点优惠，尽管很多时候他们并不符合条件。师母找到他会说，“以前林老师早就看好你，多么多么器重你，还给你买过书。”

陈澄对林老师感恩在心，但这些话说出来，就有点变味的感觉。本着对老师的感激，在职责范围内，他能倾斜的尽量倾斜。

一个县城体制内的身份对家里人的照拂，在无形之中也能起到作用。四川的陆肃肃说起，丈夫的妹妹以前被妹夫家暴过，丈夫远在外省的时候，多次警告妹夫也没起到什么作用。他回来以后，入职的是县交通运输局，虽然还只是普通科员，但跟妹夫一起喝酒的时候稍微“拿点架子”，妹夫至今没再敢“犯浑”。

陈澄感觉，经常一起聚会的朋友，虽然口头上说有事会互相帮忙，但随着制度和监管的收紧，很多事情大家不会轻易答应，没人愿意冒那么大险。

而他们能够帮忙的，有些自认为影响不大。陈澄的同学刘赟，之前在派出所工作的时候，一个哥们听了“大师”的话要改名字，前后找他帮忙改了四五次。

多名受访者说，很多可以正常走程序的事，周围的人也习惯找熟人，主要图一个办事顺当，有些流程能有人好声好气一次给讲清楚。

而其实这种熟人关系的维护和使用，背后彼此之间难免各有一些让渡。

杨千然所在科室的副主任今年4月休了20天陪产假。科室里只有3个人，主任、副主任和她这个科员。少一个人的话，工作都分摊到其他两人头上，压力可想而知。但主任还是说，该休就休。

他们三个人在平常工作中，也不乏互相分担。副主任休完假回来，紧接着，主任因岳母摔伤骨折、孩子发烧两头跑，其间副主任和她帮主任分担了不少工作。

后来主任的岳母不治去世，领导还给主任批了假去办理丧事，如果按照规定的话，直系三代以内才有丧假。

“我不知道这到底违不违规”，但杨千然说自己体会到，单位里领导和同事还是在人情味和规则之间有一种平衡。领导们对规则的理解和把握也不断有所调整，所以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地方，这种平衡程度并不一样。

县城是不是真的“没有隐私”

对于选择了家乡县城的人来说，回到县城也意味着回到家人身边，亲人之间彼此扶持，带来慰藉。但家庭就是一个小的社会场域，其中的矛盾不可避免。

杨千然选择回到家乡，有一个细节起到了关键作用。她在一次回家看望父母时，给妈妈买了一条金项链，一向强势的母亲在那几天对她特别温情。亲情的牵绊，加上给孩子一个安稳生活的愿望，最终促成了她回家的打算。

然而，当她真正回来后，发现一切都没有变。

哪怕她全凭自己的努力，让家族里有了第一个“公家人”，母亲在亲戚前“凡尔赛”够了以后，回到家还是一样强势，言语中充满“埋怨和打击”。母亲还想让她给亲戚家小孩找工作，理由是“多拉拢点亲戚朋友”，她表示办不到，母亲就更有理由说她“什么本事都没有”。杨千然每每怀念婚前自己一个人在杭州打拼，虽然无依无靠，但心里很自由。

贾先丽讲起她的大学同学陈佳琪，因为恋家回到甘肃家乡。陈佳琪父亲早年在县城的红枣生意做得很大，家境殷实。家里托人给她安排了当地邮政局的事业编制工作。然而，这种踏实感最终还是在现实中被撕开了裂口。

陈佳琪遇到小学时的一个同班男同学，同学几番追求，又托人到她家提亲，家人知道男生家境不错，劝说她都是一个地方的，知根知底，于是二人走进了婚姻。然而，在两人的孩子2岁多的时候，陈佳琪发现丈夫出轨了。更糟糕的是，这种八卦在县城很快就传得尽人皆知。“县城没有秘密。”贾先丽说，她对于自己没回老家感到一丝庆幸，“其实我没回老家还是挺好的，这儿熟人不多，闲话就少。”

陈澄也觉得，县城不仅藏不住秘密，对他人隐私、个体个性，也不那么尊重。“不符合他们的观念、认知的，就是有问题的，私下里喜欢对别人的事‘蛐蛐’，没什么尊重别人隐私的观念。”

“关键那些人，还天然有一种存在即合理的感觉。”贾先丽说自己反复分析对比过，“在大城市，也不是没人说闲话，但是影响不会那么直接，地域比较大，可以稀释掉别人的闲话。而且在一个比较多元的社会里，个体的个性和遭遇不会显得那么突出。这就是见怪不怪和少见多怪的区别。”

县城“圈子”，圈住还是托住

“关系、圈子、人情，这些都不是县城的特例，不同的地方只是具体程度的区别罢了。”对于县城体制内外人际的复杂，一些年轻人表达了这类清醒的看法。他们觉得，在这些问题不算问题的情况下，县城生活经济压力不大，体制工作稳定，收入有保障，有踏实感。

但也有一些年轻人会感觉交际窄，有时候无聊。“很少有人能从一开始就确切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且能够坦然接受。”陈澄自嘲，偶尔还是会怀念，在上海时和一群陌生的同龄人约着体验各种新式的活动。

杨千然虽然面临原生家庭的困扰，但好在工作压力不大，加班不多，有老友在身边一起吐吐槽，能够获得自我疗愈。她比较遗憾的是，精神生活少了点，比如目前还没有遇到能一起深度谈论哲学话题的朋友。

总体来说，从他们的反馈中能够感受到，县城的体制内工作，基本能够托住年轻人的现实生活，但对于想要更多一些精神世界、希望获得多一些自我成长的人来说，则觉得还有些不足。

“关系、圈子、人情，这些都不是县城的特例，不同的地方只是具体程度的区别罢了。”对于县城体制内外人际的复杂，一些年轻人表达了这类清醒的看法。

另外，对于个人的晋升发展这些长远的人生规划，陈澄感觉身边不少体制内年轻人和他一样，并没什么清晰的认识。大部分人对于能在体制内拥有一份稳定工作表达过满意，大家常说的是，“你不想想，普通公务员是大多数，一个县里多少人一辈子也熬不成正科级。”

虽然这样说，但大多数普通公职人员，对机会还是不乏期待的，无奈的是不知道机会在哪里。他们自己对职业发展懵懵懂懂，大部分人家中长辈也无法提供有效的提点和指导。说起同学刘赟已经调了三个单位，且一个比一个好，陈澄认为，“别人上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积累的眼界和资源，是多少人无法克服的差距。”

对于杨千然来说，她对个人的发展问题并不纠结，她忧虑的是，是否因为自己选择回到县城，而影响孩子未来的圈层。

入职县委宣传部以后，周围的人刷新了她对教育的认知。“周围的领导、同事更重视孩子的教育，能为孩子教育投入的也更多，孩子的学业确实平均更好一些。”

但杨千然回到县城后才发现，县城的教育让她感到失望。近年来，县城小学里增加了很多周边村镇的孩子，而学校的师资和硬件却跟不上。县城中学的整体水平也在下滑。杨千然一直以高中母校县城一中为骄傲，她读书的时候，县城一中名声在外，班上甚至有3名从省会转来的同学，包括当时新任县委书记的儿子。而现在学校录取分数线逐年下降，毕业生考上好大学的比例越来越少。

远在四川的陆肃肃感受近似。她入职不久得知，科室主任的孩子在初中时就被送到成都读私立中学，学费、住宿费、伙食费，一年不下6万元。陆肃肃默默算了一下，自己一年的工资不吃不喝也不够。

杨千然和陆肃肃的想法一致，她们觉得，虽然小城生活给了自己安定的感觉，但还是希望能托举孩子到更大的世界去闯荡，至少让他们有更多选择的机会。（根据受访者要求，文中人名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