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在非洲开辟战略“新大陆”

2021年12月16日至18日，第三届“土耳其-非洲伙伴关系”峰会在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举行。会议期间，土耳其和非洲国家领导人承诺将进一步推进各领域合作。而此前10月21日，第三届“土耳其-非洲经济和商业论坛”也在伊斯坦布尔开幕，超过40个非洲国家的政府代表和商业人士参会。同年10月17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出访安哥拉、多哥和尼日利亚三国，这是其自2003年掌权以来第38次踏上非洲大陆。土耳其与非洲关系日益贴近，成为非洲大陆新崛起的外部力量，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开辟战略“新大陆”

土耳其对非洲的兴趣始于冷战后对外交政策多样化的尝试。1998年土政府提出“非洲行动计划”，但之后数年因内政不稳，经济危机频发，计划未能如愿推进。现任土耳其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简称正发党）在2002年上台后，开始不断给对非政策注入实质内容。2005年，正发党提出“对非洲开放”倡议，这标志着正发党的对非政策基本成型，推动土非关系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同年，土耳其获得非洲联盟观察员地位，并在2008年升级为战略伙伴，主导创建了“土耳其-非洲峰会”合作平台;2013年，土耳其成为非洲开发银行和非洲基金的域外成员，并出台了“非洲伙伴关系”政策。土在非外交网络也急剧扩张，土驻非大使馆数量从2003年的12个增长到2021年的43个。此外，土耳其航空公司在非洲近60个城市开通了直航业务，人员交流往来规模呈倍数增长。

与此同时，土耳其对非洲的经贸投资也迎来大幅增长。土非贸易额从2003年的54亿美元大幅攀升至2020年的250亿美元。此外，2003～2020年期间，土耳其在非洲的投资总额也逐渐增加至60亿美元，而土耳其承包商承担的对非项目价值已达770亿美元，非洲项目在土承包商国际业务总量中所占份额已超五分之一。

在扩大经济利益的同时，土耳其还特别重视在非洲扩张软实力。一是通过官方渠道、非政府组织和私营公司等途径向非洲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在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期间，土还积极向非洲国家提供了急需的医疗设备和疫苗等物资。二是赞助非洲发展项目。例如，提供奖学金鼓励非洲学生到土接受教育，援建医院并在当地开展健康检查与免费医疗项目等。三是进行文化输出。土耳其在非洲广泛援建学校和教育机构，开设土耳其语课程。

近年来土耳其在非洲的军事投入也显著增加，军工与安全成为土耳其对非合作新领域。例如，2017年，土耳其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开设其首个也是当时规模最大的海外军事基地;2020年，土耳其与尼日尔签署了军事合作协议，允许土耳其在尼日尔部署军事力量。此外，土对非武器销售也在持续增长。按照土国防工业总局的战略规划，到2023年，土对非武器出口额将超过百亿美元。

随着土耳其在非洲利益与影响力的不断增长，非洲大陆越发成为土外交版图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也成为其追求大国地位、打造战略纵深的“新大陆”。

受内外利益驱动

总体而言，目前土非关系的快速发展，由国际环境变化和土耳其内外利益需求共同推动。首先，对非合作能给土耳其带来实际经济利益。土版图横跨欧亚大陆，战略位置得天独厚，但其国内资源相对匮乏且市场规模有限，因此极为看重非洲大陆丰富的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潜力。尤其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后，国际经济格局悄然改变，全球经济增长重心逐渐向东、向南转移，土感知到这一风向，在“加强南南合作”的大旗下不断拓展与非洲的经济联系，以期在新的国际经济格局中“抢占先手”。

其次，发展对非关系有助于缓解土耳其当前的外交孤立。近年来土与传统西方盟友关系持续恶化，土耳其与美国因“居伦运动”问题、库尔德武装问题及土采购俄制S-400防空导弹系统等问题龃龉不断;土耳其与欧盟则因难民安置及土国内“伊斯兰教回归”“民主倒退”等问题逐渐离心。在中东地区，土耳其一方面因支持政治伊斯兰势力与沙特、阿联酋等海湾君主国家关系恶化;另一方面，因参与东地中海区域油气资源争夺，土耳其与埃及、约旦、黎巴嫩及以色列关系也处于对立状态。同时，土耳其与俄罗斯因在叙利亚、利比亚和外高加索地区都存在难以化解的矛盾，双方的临时合作关系也或将“朝不保夕”。在这种情况下，发展对非关系是土外交纾困的首选方向。

其三，埃尔多安及其领导的正发党急需以“对非外交成就”提振国内支持。2018年以来，土耳其一直在经济和社会危机的边缘徘徊。一是土耳其货币里拉大幅贬值。尤其在2021年11月至12月20日期间，里拉在长期呈贬值走势后暴跌，贬值47%。二是通货膨胀加剧。2021年12月，土耳其年通胀率升至36.08%。创2002年9月以来新高。三是新冠疫情的暴发使情况雪上加霜。土耳其物价飙升，失业率居高不下，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日渐发酵。根据2021年9月土耳其媒体民调信息，正发党支持率降至30%以下。因此，埃尔多安急需亮眼的外交成就稳定选民信心，转移其对国内问题的关注度。

前路“鲜花与荆棘”并生

当前，多重因素使土耳其的对非政策“取得成功”。从客观角度看，土耳其在非洲没有殖民主义的“历史包袱”，也没有美西方大国的天然“压迫感”，因而更容易被非洲国家接受。从土耳其角度看，“非洲视角叙事”拉近了土非之间的心理与文化距离。例如，埃尔多安曾多次指责美西方国家对非洲发展痼疾漠不关心，提倡“用非洲方案解决非洲问题”。此外，土耳其还依托奥斯曼帝国时期和伊斯兰教的纽带，将土定位为“非洲-欧亚国家”，是非洲大陆的“内部伙伴”而非“外来者”。这都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非洲民众的好感。

但是，土耳其在非洲的扩张不可避免地引起了部分外部力量的不安。一方面，以法国为代表曾在历史上殖民过非洲的西方国家，视非洲为其“利益后院”，对土耳其“介入分利”的行为极为不满。另一方面，以沙特、阿联酋为代表的中东地区力量，高度警惕土在非扩大影响力，指责其追求“奥斯曼帝国复兴”，并在东非尤其是红海沿岸地区与土展开激烈竞争。换言之，土耳其在非洲越“成功”，与相关方的利益冲突就越难调和，而这恐将导致更多“外交冲突”。但从长期看，外交依托国家经济发展和实力增长的本末关系难以改变。因此，土耳其在非洲能走多远最终还要取决于该国能否稳定经济并克服内政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