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国际行动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是全球生态安全的绿色基石。中国科学院院士李振声曾对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进行精辟概括：“一个基因可以影响一个国家的兴衰，一个物种可以左右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一个优良的生态群落的建立可以改善一个地区的环境。”然而，由于全球气候、环境的变化特别是人类活动干扰与影响，生物多样性丧失不断加剧。为减缓、阻止生物多样性加速丧失的现状，各国和国际社会近年来都采取了有力行动。

各国做法

1992年11月，中国成为世界上首先批准《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六个国家之一。此后开启积极履约的进程，先后发布《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重大工程总体规划（2021～2035年）》等战略文件，对全面加强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修复作出安排部署。我国利用一系列法律和行政法规作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要工具。党的十八大、十九大报告均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也被纳入国家和地方减贫计划，要求减贫必须与自然资源和生态保护相结合。中国也积极开展生物多样性国际合作，与周边、欧洲国家等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交流合作，与巴西、哥伦比亚、墨西哥等生物多样性大国保持密切对话协调。

欧盟在保护生物多样性领域亦走在前列。除了制定发布相关行动计划和战略，欧盟还全面实施《栖息地指令》《鸟类指令》，在成员国中建立了由26000个保护区组成的庞大网络，被称为“Natura2000”，该保护区网络覆盖面积超过75万平方公里，占欧盟陆地面积的18%。2020年5月，欧盟委员会通过了一项新的战略，即《欧盟生物多样性2030战略》，旨在从多方面着手解决生物多样性丧失问题，其是“欧洲绿色协议”的关键核心部分。根据战略，到2030年，至少30%的欧盟陆地和海洋将受到保护，以阻止动植物物种的减少。此外，欧盟也是生物多样性国际融资的重要捐助者之一。除了执行欧盟整体战略，各主要成员国亦针对本国具体情况推行适合自身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德国约一半的国土面积用于农业发展，并格外重视有机农业。1994～2010年，有机农业占耕地的比例从1.6%增加到5.9%。德国于2007年通过《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通过400多项具体化措施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开发。

日本除了制定本国战略、《生物多样性基本法》和系列专门法律法规，地方政府还编制了《红色数据手册》和《红色名录》（评估濒危物种），以此作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基础依据。由日本发起的“里山倡议”为各国农村发展起到了示范作用，亦获联合国认可。该倡议是在乡村自然景观基础上提出的一整套生态保护与发展理念，由日本环境部与联合国大学高等研究所在2010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次缔约方大会上提出，“社会—生态—生产性景观”是其核心理念。

美国在本国采取了相关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措施。1872年，美国建立了黄石国家公园，成为世界上首个通过创建保护区保护生态和自然环境的国家。这一做法在当时看起来很“超前”，但如今已成为各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有效的工具之一。小布什时期创建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洋保护区，奥巴马任内又继续扩大上述保护区，当然这些举措也暗含了其政治军事方面的某些意图。美国国内也出台了系列相关法律，还创立了“多国物种保护基金”，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美国国际开发署在数十个国家开展工作，以帮助其保护生物多样性、打击犯罪、支持可持续渔业等。然而，美国未批准《生物多样性公约》，且未加入生物多样性领域三个重要议定书，包括《关于获取遗传资源和公正和公平分享其利用所产生惠益的名古屋议定书》《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及《关于赔偿责任和补救的名古屋—吉隆坡补充议定书》，彻底游离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体系之外。

国际治理

早在20世纪70年代，国际社会就已经意识到生物资源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并着手开展保护，相继达成《湿地公约》《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保护野生动物迁徙物种公约》等专门条约。当时虽未明确使用“生物多样性”一词，但国际社会对捕猎、挖掘和倒卖动植物的国际禁令和限制实际上就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举措。20世纪80年代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开始组织专家探讨签署生物多样性领域国际公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随后开始了文本准备工作。1992年，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环境与发展大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此次大会达成了三个重要国际公约，分别是《生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这三个公约后来并称为“里约三公约”，此次大会也被冠以“地球峰会”之称。

《生物多样性公约》于1993年12月正式生效，目前共有196个缔约方。该公约要求每个缔约方编制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战略、计划和纲领，并定期向缔约方大会提交关于公约实施进展情况的报告。缔约方大会是公约的最高权力机构，最初每年举行一次，后来修订为每两年召开一次。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定于今年10月11日至24日在我国昆明举行。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云南素有“动植物王国”的美誉，生物多样性居全国之首，是中国17个生物多样性关键地区和全球34个物种最丰富的热点地区之一。目前，各方正加紧谈判拟定《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草案。《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将是2020年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纲领性文件，最终目标是阻止或逆转物种灭绝。目前框架草案包含21个目标，其中最重要的目标为到2030年保护全球30%的陆地和海洋，其他目标包括改革保护物种的计划体系、终止导致野生动物消失的农业补贴、每年增加至少2000亿美元的保护资金等。针对草案的政府间谈判已于今年8月23日开启。

未来挑战

尽管主要国家和国际社会为保护生物多样性做出了重要努力，但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国际行动仍面临以下挑战。

一是系统性危机日益邻近。生物多样性丧失并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而是与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粮食安全、难民等问题息息相关。自然失衡的后果之一就是可能导致出现艾滋病、埃博拉、新冠肺炎等疾病。目前所有已知疾病的60%和新传染病的75%是动物传染病，即病毒从动物传染给人类，这表明了生态环境与人类健康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生物多样性丧失与贫困也呈相互影响、恶性循环的趋势。在贫困地区，当地社区的生产生活主要依赖于自然资源。由于经济落后、缺少技术和替代生计，这些地区对自然资源利用的方式一般比较原始，这些不合理的利用方式对生物多样性产生不利影响。反过来，生物多样性丧失往往导致环境恶化，阻碍了生活水平提高。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2020年生物多样性峰会上强调，自然的退化并不纯粹是一个环境问题，它涵盖经济、健康、社会正义和人权，并会加剧地缘政治紧张和冲突。

二是雄心与务实之间的平衡。《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六次缔约方大会通过的2010年目标、第十次缔约方大会通过的2020年目标都没能完全实现，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速度仍未能减缓。由于各缔约方经济社会有差异、执行能力不同、监督机制缺位等，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要想取得成功，还需解决政治意愿不足、资金短缺等问题。政治意愿方面，不少国家面临着本国发展转型的艰巨任务，并没有将保护生物多样性提高到战略层面。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尚未批准《生物多样性公约》，影响恶劣。美国曾是该条约的推动者和起草者之一，但以共和党议员为主的国内保守力量却担心公约批准后，美生物技术公司将不得不向其他国家分享遗传学相关的知识产权，美国政府将承担更多为贫穷国家提供财政援助的义务等，因此拒绝批准公约。克林顿上台后曾签署该公约，并附加了“七项谅解”，旨在消除以上担忧，随后将公约方案送交参议院审议，但共和党参议员仍阻止对公约进行投票，随即搁浅，此后再没有总统提出批准该公约。拜登就职后，环保组织和进步人士纷纷呼吁拜登批准《生物多样性公约》。但右翼智库传统基金会则发布报告，呼吁参议院在拜登任职期间反对《生物多样性公约》等“威胁美国主权”的条约。资金方面，经合组织数据显示，全球生物多样性融资每年约为780亿至910亿美元，远低于所需的数千亿美元。而且，这些投资远低于对有害生物多样性活动所做的投资，包括约5000亿美元的化石燃料以及其他导致环境恶化的补贴。

未来，各国应大力推行生物多样性主流化，即将生物多样性纳入到国家或地方政府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环境保护等发展建设主流，也纳入到企业、社区和公众生产与生活全过程。国际社会层面，“里约三公约”虽然是独立的，但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和荒漠化三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为因果且不可分割的联系，国际社会必须认识到这一点，并更加重视三个公约间的协同增效和互相促进。特别是《生物多样性公约》可参考气候变化领域《巴黎协定》自下而上的模式，由缔约方制定或更新本国战略与行动计划，将国家目标与全球目标进一步统一，强化全球监督评估体系，形成真正意义的全球协同行动。在这一过程中主要大国应充分发挥引领作用，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