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那马户”是头金贵的驴

近日，沉寂多年的刀郎以一首新歌《罗刹海市》火爆网络，冲上了热搜。其中他唱道：“那马户不知道他是一头驴。”虽然在歌中驴不被人们重视，可是穿越到大唐的首都长安，“那马户”可是头金贵的驴呢。那时满大街跑的都是驴，非常普及，可见人们热衷于骑驴出行，尤其是文人墨客更是骑驴控。

爱撞京兆尹的驴

在当时的长安，驴是非常厉害的，且不只是因为它能荣幸成为人们的座驾，而是即便偶然出了次“车祸”，撞上个人，那撞的也是京兆尹之类的大官。

当时有一个大诗人叫贾岛，骑驴是他最爱的出行方式，没事他就骑着驴满长安城溜达，寻找灵感。

贾岛早年是僧人，法号叫“无本”。他相貌清雅，谈玄抱佛，酷爱作诗，到了走火入魔的阶段：无论是行走、坐卧、吃饭，无时不在苦吟诗句，“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时人都称他“苦吟诗人”。坐在驴背上时，贾岛还是在冥思苦想，雕琢诗句。一次，他骑着驴在街上走，当时正值秋天，黄叶满地，他诗兴又起，想着“叶落满长安”用什么对好，想到了“秋风吹渭水”这一上佳绝对，喜不自胜，结果一下子冲撞了一位大神，竟然是京兆尹刘栖楚。刘栖楚一点没客气，把贾岛抓进大牢关了一宿，第二天才给放出来。

贾岛出了大牢满脑子还是嗡嗡的，不知道为啥就撞了京兆尹呢，也许怨那驴没长眼吧，抬手就想给它几鞭子，可是转念又想，平日里那驴没少驮着他，就叹了口气走了。

照贾岛这个着魔的样子，骑驴冲撞官员不止一次也就不稀奇。又有一次，他正在思索“僧推月下门”好还是“僧敲月下门”好，那驴又冲撞了京兆尹韩愈的仪仗队，但这次贾岛却撞上了好运。韩愈得知事情原委后不但不生气，还给贾岛建议用“敲”字更好，两人就此留下一段“推敲”的佳话。这次偶遇，也让韩愈看到了贾岛的才华，有意教授贾岛学问，后来贾岛还俗，多次参加科举，还中了进士。骑驴作诗不稀奇，骑驴撞见贵人这可是难得了。所以呀，贾岛想来想去，还得感谢驴。

在长安，骑过驴的诗人何止贾岛，和贾岛齐名的另一个苦吟派诗人孟郊也是骑驴控，韩愈为孟郊写诗时，特意提到他也骑驴：“骑驴到京国，欲和熏风琴。”杜甫在京城13年，骑驴出行可说是稀松平常，曾自嘲“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白居易借头驴出行也要赶时髦：“日暮独归愁米尽，泥深同出借驴骑。”“诗鬼”李贺更是骑着驴到处寻找锦囊佳句，“间水乘驴影，秦风帽带垂。”元稹落魄时也曾骑驴：“倦仆色肌羸，蹇驴行跛疲。”

运输娱乐样样行

为什么长安的人们热衷骑驴而不骑马呢？原来那时的马匹多用于军队打仗，仅有的些许马匹还不够京城高官骑的。驴子价格低廉，正是下层官吏和百姓，甚至穷酸文人骚客的代步工具。更何况文人们骑在驴上优哉游哉，正适合激发灵感，寻章摘句。

驴子在唐代作为交通工具，作用是十分广泛的。可以说，当时驴在军事、驿传、民众出行、商运、体育、娱乐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早就深入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去了。

军事上怎么会也需要驴子呢？原来因为战争频繁，马匹有时严重不足，而驴子的驮行能力很强，特别适合于山区驮运及出行的役使特点，军事行动时驴子就成了马的重要补充，承担军队粮草运输等任务。唐宰相陆贽在其《论裴延龄奸蠹书》中记载：“（户部）度支旧管牛驴三千余头，车八百余乘，循环载负，供馈边军，既有番递之伦，永无科配之扰。”

当时的公共驿站发达，驿站之间的交通除了马匹以外，驴也担当了运输大任。唐代的驿传通信网络发达，按照三十里设置一个驿站。据《唐六典》统计，在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全国驿站“凡一千六百三十有九所，二百六十所水驿，一千二百九十七所陆驿，八十六所水陆相兼”。驿中主要交通工具是马，但也配备有驴。唐《田令》载：“诸驿封田，皆随近给。每马一匹，给地四十亩，驴一头给地二十亩。”明文规定驿站里有驴给地，可见驿站中驴子的数量占了不少。

官员上任，唐朝廷要给配交通工具的，其中驴子是重要交通工具之一，不同级别的官员，所供给的交通工具数量不同，但驴子是其中数量最多的，如“一品手力三十人，车七乘，马十匹，驴十五头”。在商业运输中，驴也是不可或缺的。《定私盐科罪奏》有载，“有犯盐人随行钱物、驴畜等，并纳入官”，可见，当时驴子已被商人用来当作贩卖私盐的常用运输工具。

即使在体育娱乐活动中，也有驴的一席之地。“驴鞠”是唐代打马球活动的一类，因为驴身材矮小，性格温驯，比较适合女子骑乘。所以驴鞠的骑手多为女子，驴鞠更成为当时贵族女性非常喜爱的体育活动。据《旧唐书》载：“（敬宗）帝性好土木，自春至冬，兴作相继。庚申，郓州进驴打球人石定宽等四人……甲子，上御三殿，观两军、教坊、内园分朋驴鞠、角抵。”这个记载表明，驴鞠活动还进入了宫殿，可见当时驴鞠活动的普及和规模之大。

盛行的“驴的”

人们热衷骑驴还有另一个原因，是唐朝有时候会禁止骑马。《唐会要》就有过骑马禁令，是针对商人的：“乾封二年（667年）二月，禁工商不得乘马。”而据《太平广记》载，晚唐宦官专权，太监杨玄翼很看不惯进士们车服太盛，他下了禁马令，结果科场中千余人都换成了骑驴，这样的场景可想而知有多可笑了。其中有名进士叫郑昌图，身材高大魁梧，骑着娇小的驴子别提多别扭了。于是，有进士即兴一首诗予以讽刺：“今年敕下尽骑驴，短袖长鞦满九衢。清瘦儿郎犹自可，就中愁杀郑昌图。”

有了这些推手，驴在唐朝不火都不行了，一时大家出行争相骑驴。当然长安也有不少人买不起驴，或者不需要买驴，因为不一定天天骑驴，所以长安就兴起了租赁驴子的事业，“驴的”在那时的长安盛行了。

据《太平广记》载，长安的府门口、市场都有“驴的”等客，需要雇“驴的”的人，就到这些地方去找。而在城外，沿路的店家都附带经营“驴的”，《通典》里甚至记载了开元年间“驴的”的盛况：“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甚至有长途的“驴的”，用户交了押金后，就可以长期租骑。

驴虽然不如马高大威风，但唐代官民、商人、举子、邮差、诗人却都离不了它。也正因为驴子的重要性，大唐政府一直注重对驴子的管理和保护。

在唐朝，中央政府设置有专门管理驴子的机构。中央政府设置的专门管理牲畜的机构叫太仆寺，其中驾部就是中央涉及管理毛驴运输的机构，隶于尚书省兵部下的一个司。其职责据《唐六典》载：“驾部郎中、员外郎，掌邦国之舆辇、车乘及天下之传驿、厩牧官私马牛杂畜之簿籍，辨其出入阑逸之政令，司其名数。”可知，驾部掌管全国交通驿传及官私马牛杂畜的增损，自然包括驴子。

唐朝规定不同品级的官员可以拥有不同数量的马匹，这些马匹都是驾部分配给官员的。除了分配马匹以外，还分给一些毛驴，这些毛驴就是用来运送东西的。除此以外，唐朝还制定了很多关于毛驴的政策措施，规定地方的管理机构都要把包括驴在内的所有牲畜统计数量、登记户主载入簿册，以便于管理和使用。？？

同时在饲养的驴子身上要盖有印记，据《唐六典》载：“骡、牛、驴则官名志其左膊，监名志其右髀。”这也是为了便于管理，同时这个印记就象征着毛驴的所有权。还有一个作用就是便于找回走失的毛驴。由于毛驴身上往往会印上主人的名字，如果毛驴走散或者丢失了，可以通过名字找回自己的毛驴。

最为可喜的是，皇帝还曾专门下诏保护毛驴等牲畜。唐玄宗就专门颁布了《禁屠杀马牛驴诏》：“自古见其生不食其肉，资其力必报其功。马牛驴皆能任重致远，济人使用，先有处分，不令宰杀。如闻比来尚未全断，郡牧之内此弊尤多。自今以后非祠祭所须，更不得进献牛马驴肉。其王公以下，及天下诸州诸军宴设及监牧皆不得辄有杀害。仍令州县及监牧使诸军长官切加禁断，兼委御史随事纠弹。”玄宗规定，除了祭祀以外，宴会或者进贡一律不得屠杀马牛驴，如果违反这条规定就会受到严重处罚。这份诏书证明了唐朝廷对驴的重视。

驴在唐朝长安受到的待遇非同一般，是由当时实际情况决定的，尤其是驴子在为文人服务时，所产生的那些名诗名句，更是给驴这一交通工具的重要性增加了详实可靠的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