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止不休》：记者与受众共生下的“共情”

《不止不休》，乍一听，又是一部冷门电影。但早在2020年，这部电影就已经崭露头角，在威尼斯和多伦多电影节拿了提名，又在平遥影展拿下了费穆荣誉最佳导演奖，可惜的是随后电影也就此悄无声息。直至2023年，这部电影才正式在影院与大众见面，尴尬的是上映后关注影片内容和寓意的人少之又少，焦点全都聚集在因为《狂飙》刚刚爆火的张颂文身上，电影本身反而没有引起观众的注意。是因为不好看吗？当然不是，而是现在能秉持初心和坚定理想信念的人越来越少了，以致于这部以秉持初心的媒体人韩东用一支笔帮助一亿人为主题的“理想化”电影，在这个现实的社会显得那么格格不入。

影片定调于2003年，当时互联网尚未席卷一切，纸媒为王。没钱、没学历、没背景的“三无青年”韩东怀揣新闻理想与女友小竹开始了北漂生涯，期间在知名记者黄江的帮助下进入报社实习，在一次“血牛”案件调查中，韩东发现了背后“乙肝代检”的真相。一边是光明的前途，一边是心中的正义，韩东在两难中选择挺身而出。正是这样一部关于记者使命、新闻信念、新闻理想、正义追求的电影，也让我们看到了那些当年探究真相的记者英雄们。

在影片的重要节点“乙肝代检”的情节中，韩东因为与朋友张博、代检头目彪哥产生共情，冒着可能丢掉工作、没有工资、租不起房子、放弃理想的风险，提出撤稿，并与恩师黄江发生了激烈争执。

“有事实的错误吗？”

“没有。”

“那为什么不发？”

“乙肝患者找人代检，这事不是他们的错，我想重写一个。”

“代检本身就是犯法的，懂吗？你是不是可怜他们啊？不要以为一个人可怜，就没有错。”

“那也有可能是我们错了。”

“比起那些你对弱者的同情，我看重的，是你具备一个成熟记者才有的客观冷静和理性。”

我们看这段对话，记者在真相面前，客观与同情真的不能共存吗？或者换句话说，记者真的只能客观记录不能主观共情吗？

一个成熟的记者要具备敏锐的时代嗅觉，善于以小见大，将散乱的素材归类提炼，从这些素材中找到客观事物的核心问题，关注其现实的借鉴意义，并给决策层提供思路和做法，这样才能让报道发挥良好的社会效应。也正因如此，记者这个职业好似注定要用理性武装头脑，因为他们的一句话也许就能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就像影片中的资深记者黄江说过：“咱们当记者的，改变不了什么的，你只需要把那些发生的事情记下来就可以了。”而在2003年，一位记者发布了一篇报道，改变了一亿人的命运。2005年，我国开始为所有新生儿提供完全免费的乙肝疫苗接种，2010年，为了改变社会对乙肝病原携带者和乙肝患者的歧视，保障乙肝病原携带者和患者求学、就业等方面的平等权利，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文件，除了一些特殊行业和专业外，国家不再强制进行乙肝病毒感染者的筛查。这就是记者的力量、媒体的力量，同时这样的力量也让记者们更加小心翼翼，生怕自己的主观臆断掩盖了事件真相。

都说新闻是“七分看问题三分写稿件”，影片中的韩东正是因为与乙肝患者张博、乙肝患者七喜及七喜父亲彪哥产生情感共鸣后，转而发现媒体看待“乙肝代检”的问题过于片面，才有了影片中宁愿被开除也要撤稿的桥段。放在当今社会来看，韩东当时的言行简直是“傻透了”，放着千金难买的转正机会不要，转头选择了交不起房租且差点离开北京的窘迫之境，只为了完成那篇理想主义化的新闻报道，值得吗？看电影时，我把自己置身于韩东所处的境地，同为记者的我感受到了深深的无力感，我可能会和韩东一样去争取撤稿重写，但最终还是会因为头版、首发、转正等等现实因素而低头，把那篇对乙肝患者片面理解的报道发出去。

从影片结局来看，韩东的这份“共情”似乎是值得的。不同于传统媒体，如今新媒体的新闻采写更偏向于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并且“小处”选择的事例有一定的典型性，让“小故事”反映“大时代”，“小人物”展现“大情怀”。《不止不休》无疑就采用了这样的方式，将背景设定在20年前的北京，聚焦一群足以被社会洪流冲垮的“小人物”。作为一名基层记者的我，也许很难遇到与影片主角韩东相似的问题，韩东的身份更接近现在的调查记者。但我想，不管是调查记者、时政记者还是民生记者，既需要做到精准化、个性化传播，使传播有用、有料、有力、有趣，更应站在受众的角度思考问题，在新闻的选题、结构、标题、导语等核心新闻理念和表达方式上走进大众的内心世界，而走进他人内心世界的第一点就是“共情”。一篇不能激发读者阅读兴趣、情感共鸣的作品，将失去传播的价值。好比影片中出现的第一个重点选题“矿难”，在韩东与黄江深入事发地的片段中，有一场韩东帮助遇难者家属签字领取补偿金的戏份，此刻的韩东虽然有过情感波动，但他并没有与遇难者家属产生情感上的链接，这也是韩东在报道结束后说出“以前我觉得，做新闻能改变一些事情，从山西回来以后我会觉得，我们做报道改变不了什么也帮不到人”的本质原因。

再看第二个重点选题“血牛”事件。韩东因为与好友张博产生了生活、精神上的情感链接，再到其他媒体发布报道后在彪哥家与众人的冲突争执，直至与协助“代检”的医院检验科主任对话，让他的个人生活与报道职责产生交互，作为记者，简单记录还是深挖事件全貌，作为医生，同情怜悯弱者还是坚定职业操守，究竟怎么做才是正确的？导演用相对隐晦的方式塑造了记者与报道对象的共情过程，经由韩东内心的动摇与坚定，让《不止不休》成为一部怀揣新闻理想的人的“鸡血片”。可导演在电影中安排资深记者黄江告诉韩东：“感想不是新闻，事实才是新闻。做记者，同情心只会影响你的判断力。”设置这样的剧情，究竟为什么呢？是黄江不够专业吗？当然不是，这反而衬托出黄江作为一名“老记者”的专业素养。如果要深究“记者要理性”这一理论产生的原因，就不得不提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了。历来，新闻事业作为社会公共事业，主流媒体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长远利益角度引导舆论，是职责所在。但不乏有一些以“吸引眼球”为目标的媒体，以及海量自媒体所发起的舆论，往往具有非理性特征和情绪化色彩，更别提那些以赢利为目的的MCN机构以及商业互联网平台了，他们难以站在社会公共利益立场引导舆论。所以，哪怕是在纸媒时代，黄江也会害怕韩东将过多的个人情绪带入到新闻报道中，而丢失了记者掌握事实的首要职责。主流媒体的记者在发挥舆论引导作用时，往往需要更加冷静，才能全面、真实地呈现社会现实，用事实来引导群众。越是在众声喧哗的“后真相”时代，越需要媒体通过专业、及时的事实报道，澄清谬误、明辨是非。正如这句出现在《不止不休》宣传账号下的评论：“媒体是宣彰正义的刀剑，而不是捅人心窝子的刀剑。”

这样一看，是不是觉得记者不管是共情还是不共情，都是有错的？《爱在黎明前破晓》中有这样一句话：“如果世上有什么奇迹，一定是尽力理解某个人，并与之同甘共苦。”影片中的韩东原型就是2003年创造“奇迹”的那位记者，他的报道，让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出现了转变。我无从得知他当时的真实处境与想法，但我想他的那篇报道一定是在尽力理解后的感性共情与冷静输出，不是每个记者都能创造“奇迹”，但冷静也不是“无情”，以情动人的“度”应该是要温情不要煽情，如果在“时”“度”“效”上失衡，模糊报道焦点，那价值引导效果也会不佳，新闻报道需要有受众的接受、共鸣、回应，才能形成共生状态下的“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