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见天日的甲午战舰

2023年10月19日，国家文物局面向公众发布了威海甲午沉船遗址的重要考古成果，清代北洋水师的“定远”“靖远”“来远”三艘主力舰相继被打捞出海重见天日，130年前甲午硝烟中那场惊心动魄的海战也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洋务派自造舰船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给清军旧式水师以沉重打击。坚守前线阵地的林则徐深感英国海军的强大威力，遂向道光皇帝坦言：英人素来善于游弋海上，船大炮远，远甚于绿营水师。他主张仿造或购买列强舰船，以革新水师装备。然而，这一务实的提议却被道光皇帝和朝野斥为“一派胡言”。

正当东方雄狮酣睡之际，西方的舰船制造技术却日新月异，木质帆船逐步被蒸汽铁甲船所替代。咸丰六年（1856年），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与清军在天津塘沽一带交战，清军水师完全不敌英美海陆联军。此时，南方的清军水师也正与太平军水师在长江流域激战，不堪一击的清军水师完全无法抵挡太平军水师的强烈攻势。在此背景下，清军水师意识到加强军备建设的重要性，清廷朝野内部也围绕是否要向西方购置舰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同治初年，太平军攻陷宁波后，坊间传言太平天国欲筹银50万两向美国购置新式船炮。此时，朝政局势也发生着巨大变化。洋务派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洋务运动，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等洋务派权臣决定向西方购置舰船，以充实水师。在总理衙门的首肯下，赴欧洲采购水师舰船的差事交由海关总税务司署负责。正巧，英籍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正在英国伦敦休假，于是便交由他具体办理此事。然而，在未与清廷充分沟通的情况下，李泰国不仅擅自追加购船军费，还与英国海军上校阿思本私定密约，妄图将中国海军置于其一人掌控之下，由此酿成了震惊朝野的“阿思本舰队事件”。

这一事件的发生，使清廷深切意识到“中国兵权不可假与外人”，萌生了自己设厂造船的想法。为此，曾国藩聘请科技专家徐寿和华蘅芳在安庆内军械所仿制蒸汽轮船。同治四年（1865年），由中国人试造的第一艘蒸汽轮船“黄鹄”号在江宁（今江苏南京）正式下水。不久，左宗棠也在杭州仿制蒸汽轮船，并取得了重大技术突破。

随着国人海防意识的增强及近代军事工业的快速发展，洋务派开始大力发展近代造船工业，以实现自造舰船的梦想。同治四年（1865年），李鸿章、曾国藩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局；同治五年（1866年），左宗棠在福州马尾创办船政局；同治十一年（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中国第一家近代轮船航运公司—轮船招商局。至中法战争爆发前夕，清廷先后自造“惠吉”“操江”“威靖”“海安”“驭远”“金瓯”等舰船。囿于技术原因，除“金瓯”号为钢铁炮舰外，其余所造舰船均为木壳炮舰或巡洋舰。无论是火炮威力，还是航速里程，均不可与西方铁甲舰相提并论。

代购舰船屡遭挫折

上文提及，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清廷面临内外交困的危局，遂萌生了向列强购买舰船以组建新式海军的想法。然而，“阿思本舰队事件”引发了清廷的强烈不满。此时，深谙中国官场之道的赫德居中调停。他深知，一支名义上由中国掌管、实则为“中英联合”的舰队，必然不会被清廷所接受。在赫德的反复沟通与交涉下，清廷决定遣散阿思本舰队，所购舰船驶回英国悉数变卖，所得价款归还中国，但需另付阿思本和其他兵弁的遣散费。一买一卖，清廷无端损失了数十万两银子。

同治十三年（1874年），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国力迅速崛起，并借机入侵台湾。日本还频频染指朝鲜内政，妄图一举并吞朝鲜。李鸿章深知中日之间必有一战，他一方面积极借助俄、英、美等国势力，企图牵制日本侵朝；另一方面又委派赫德着手组建新式海军，以增强巡守海防的力量。精明的赫德深知，此时正是推销英国军火的大好时机。不久，赫德将英国阿姆斯特朗造船厂设计的一种小型军舰（俗称“蚊子船”）推销给李鸿章。当时，因海防事业刚刚起步，清廷尚无充裕资金购买铁甲舰，加之朝野内部亦缺乏懂得舰船知识的专业人才，李鸿章便听信了赫德，先后够买八艘“蚊子船”，并分别命名为“龙骧”“虎威”“飞艇”“策电”“镇北”“镇南”“镇东”“镇西”。正当清廷因配备“蚊子船”而得意之际，“蚊子船”的弊端也日益凸显，其最大的问题是炮大船小、头重脚轻，不仅行驶缓慢，而且反应迟钝，根本无法出洋追击敌舰，朝野上下抨击之声不绝于耳。

光绪五年（1879年），日本废除琉球藩属国地位，改设冲绳县。碍于海军力量不足，清廷不敢贸然对日动武。李鸿章认为，海防建设仅靠防守是不行的，况且南北洋滨海数千里，口岸丛杂，不能处处设防，非购置铁甲舰不可。听闻清廷欲购买铁甲舰，赫德便将英国阿姆斯特朗造船厂设计的另一种新式舰艇—撞击快船推荐给李鸿章，并夸耀这种快船不但速度快、价格低，而且舰首铸有撞角，有追赶碰坏铁甲船的能力。李鸿章再次听信赫德，向英国选购了两艘碰撞快船（后命名为“超勇”和“扬威”）。光绪七年（1881年），李鸿章委派提督丁汝昌、管带林泰曾、副管带邓世昌等人亲自前往英国接收舰船，借此培养中国人驾驶航船出洋的能力。中国人首次驾驶快船，经大西洋、地中海、苏伊士运河、印度洋、南海，在绕行半个地球后抵达中国香港。不久，李鸿章委命两艘舰船直抵天津大沽，任命林泰曾为“超勇”管带，邓世昌为“扬威”管带。虽然“超勇”和“扬威”两舰有航行速度快、火炮威力大、可撞击铁甲舰等优势，但也存在炮大船轻、船身低矮、适航性差、防护力薄弱等缺陷。事实上，李鸿章对两艘舰船因尺寸问题而未能搭载鱼雷艇也深感不快。在李鸿章看来，鱼雷艇才是未来海军冲锋陷阵的高效武器，因此对赫德甚为恼怒，认为他是“内西人而外中国”，不可轻信重托。

国人圆梦铁甲舰

随着国人舰船知识的日渐丰富以及逐步认清了由洋人代买舰船的种种弊端，清廷决定外购舰船“权自我操”，即由熟悉洋务的中国人自行采办。在李鸿章的举荐下，总理衙门委派李凤苞出任驻德公使，同时指派技术专家徐建寅以参赞名义，协助李凤苞在欧洲购买铁甲舰。

驻德期间，李凤苞和徐建寅先后到访欧洲80多家工厂，包括德国的基尔海军基地、英国的朴茨茅斯海军基地和意大利的地中海造船厂等。他们悉心考察，为订购中国首艘真正意义上的铁甲舰做好充分的市场调研。后来，两人将游历经过编纂成书，李凤苞著有《使德日记》，徐建寅著有《欧游杂录》。尤其是《欧游杂录》一书，详细记述了觅购铁甲舰的经过和当时西方近代工业及科技发展的情况。

经过一番考察，清廷决定向英国求购为奥斯曼土耳其建造的“柏尔来”“奥利恩”两舰，两舰排水量均达4870吨，属于二等铁甲舰。然而，随着俄土战争的爆发，英国基于中立立场的考虑，不愿开罪俄国，打算公开拍卖这两艘铁甲舰。因为急于购买现成品，清廷与英国约定以200万两白银的价格购入。然而即将成交之时，英国政府内部却产生严重分歧，最后拒绝向清廷出售铁甲舰。

在此情况下，清廷将目光投向了另一个正在崛起的欧洲工业强国—德国。当时，德国是一个新兴的海军国家，并对中国的军火市场抱有极大的兴趣。为了能够取得主动权，德国政府热情邀请李凤苞和徐建寅参观德国的伏尔铿造船厂、西门子公司、克虏伯公司、刷茨考甫鱼雷厂、毛瑟枪厂等军工厂。为表示重视，在参观基尔海军基地期间，德国人还邀请两人登上德国皇室的御用舰“荷恩初良”号。经过多番沟通，清廷决定与德国的伏尔铿造船厂合作，以远低于英法两国的报价购买萨克森级铁甲舰。光绪七年（1881年），中德双方签订了第一艘铁甲舰的订造合同；之后，又与伏尔铿造船厂签订了第二艘铁甲舰的订造合同。这两艘舰船就是闻名于世、被编入北洋水师主力的“定远”和“镇远”铁甲舰。

威震四海的北洋主力舰

徐建寅在《欧游杂录》中记述，“定远”和“镇远”两舰虽购自德国，却兼具英国和德国铁甲舰的优点，并按照清廷的军事需要，对舰船的火力布局进行了调整和优化。徐建寅认为两舰“似可列于当今遍地球第一等铁甲舰”。

尤需指出的是，为保证铁甲舰的质量，同时熟悉两舰的内部构造，清廷特意安排海军留学生刘步蟾、魏瀚、陈兆翱、郑清濂等人远赴德国驻厂监造。在建造时，两舰充分汲取了英德最先进的舰船设计理念，摒弃了全船铁甲保护的一贯设计思路，而是采用300毫米的钢面铁甲围合防护全舰的核心部位。至于舰首和舰尾，仅铺设了厚度为76毫米的铁甲板。此外，为了防止舰船水下部分触礁或战时遭鱼雷攻击而发生海水倒灌，两艘铁甲舰均在龙骨部分分割出154间水密隔舱。值得一提的是，按照李鸿章的要求，在建造两舰时各加装了两艘舰载鱼雷艇。

两舰还在舰首部位配备坚固的撞角，以备在海战不利时，用于撞击敌舰。甲午海战期间，北洋水师就因不敌日舰而采用撞击对方战舰的战术。据传，在舰船上配置撞角源于埃及人的发明。美国内战期间，曾出现安置撞角的蒸汽船撞毁木质帆船的成功案例。1866年，意大利和奥匈帝国之间爆发了利萨海战，奥地利旗舰“斐迪南德”号就以撞角击沉意大利旗舰。此后，欧洲各国在建造舰船时，大多考虑配置撞角，以实施撞击战术。

“定远”和“镇远”两艘舰船在建造完成后，理应及时交付清廷。然而，随着中法战争的爆发，出于中立立场的考虑，德国拒绝将铁甲舰驶往中国。此时，李鸿章也担心费尽心血建造的铁甲舰落入法国人之手，便暂时同意铁甲舰滞留德国。光绪十一年（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定远”“镇远”及之后建造的“济远”三艘舰船才驶回中国。三舰舰船驶抵天津大沽，并被编入北洋水师序列。不久，清廷又陆续向德国添购了“致远”“靖远”“经远”“来远”等巡洋快船，加上在英国订购的“超勇”“扬威”两舰，北洋水师终于成军，成为世人瞩目的海上力量。

日本的联合舰队

作为一个群岛型国家，日本向来重视海防。日本高层深知，无论是并吞朝鲜，还是进军中国，必然要依靠海军的力量。为此，日本很早就密谋扩充军备，加强海军建设。与此同时，中国积极购置铁甲舰的消息也传至日本，引起日本的高度警觉。事实上，囿于财力所限，日本初期仅有三艘3000吨级的铁甲舰，远逊于“定远”和“镇远”两舰。

1886年7月，清廷以巡海操演为名，命令丁汝昌率领的北洋水师与吴安康率领的南洋水师在朝鲜东海岸开展军事演习。由于旅顺军港尚未完工，李鸿章决定委派“定远”“镇远”“济远”等舰船前往日本长崎三菱造船厂进行检修，并同时展开访问。8月，北洋水师抵达长崎后，当地市民挤满了码头，面对中国的铁甲巨舰，日本人既有惊叹和羡慕，又有强烈的愤懑和敌意。8月15日，部分北洋水师水兵在登岸游玩时，与日本浪人和警察发生冲突，这便是“长崎事件”。

“长崎事件”发生后，日本国内掀起了强烈的反华浪潮。日本深知要打败中国，必须积极扩充海军，由此实施了近乎疯狂的军备竞赛。日本海军大臣西乡从道还制定了两期造舰计划，决定于1886年发行1700万日元的海军公债，督促政府批准建造54艘舰船，其中建成服役的“松岛”“严岛”“桥立”舰就是专门为对付北洋水师“定远”和“镇远”舰所建造的。1888年，西乡从道又开始募资进行第二轮造舰计划，原计划建造大小舰船46艘，实际建造了5艘军舰，其中含有两艘巨型巡洋舰。明治天皇在给内阁首相伊藤博文的谕令中，反复强调加强海防“一日不可松懈”。直至甲午海战前夕，日本联合舰队已拥有31艘军舰、24艘鱼雷艇，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舰船技术上，都已远超北洋水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