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奥斯维辛”：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

抗战前夕，在沈阳城以北3000米处有一座规模巨大的军营，这里就是东北军第7旅所驻扎的北大营，也是“九一八”事变的源发地。1931年9月18日晚，日本关东军蓄意炸毁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路轨，并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随后，埋伏在不远处的日本满铁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向北大营发起进攻。北大营战斗打响后，日军以重兵攻占沈阳城，由此揭开了侵华战争的帷幕。

“九一八”事变后，北大营作为军事要地被日军强行征用。为了关押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盟军战俘，日军决定将北大营改造为临时的战俘营。为了便于战俘劳作与管理，随后日军在沈阳大东区其民街1段38号（今沈阳市大东区地坛街30号）开始营建新的战俘营，即“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以下简称“沈阳战俘营”）。沈阳战俘营是众多日军战俘营中唯一一个专门为关押盟军战俘而修建的永久性战俘营，也是关押盟军战俘级别最高的战俘营。缘于此，沈阳战俘营也被称为“东方奥斯维辛”。

远东战场上的盟军战俘

1941年12月7日，日本联合舰队偷袭了位于夏威夷瓦胡岛的美国太平洋海军基地珍珠港，标志着太平洋战争的全面爆发。随即，日本采取“南进”战略，开始向西太平洋地区发动军事进攻。美、英、荷等国作为东南亚宗主国，将军事重点放在了欧洲战场，对于远东战场则采取了“先欧后亚”的政策，导致盟国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失利。防守不力、来不及撤退的盟军，顷刻间就成为日军的瓮中之鳖，特别是在马来半岛和菲律宾战场上，近20万盟军被日军俘获，就连日本大本营也始料未及。

为了能够羁押数量庞大的盟军战俘，日军就地取材，利用军营、监狱、厂房等场所，充当关押战俘的营房。据统计，在日军占领下的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印度尼西亚、泰国、朝鲜、太平洋离岛以及中国的上海、沈阳、潍坊、海南、台湾、香港等地，共设有115处战俘营。日军对于战俘营的称谓也是五花八门，大多冠名为“收容所”“分所支所”“派遣所”“刑务所”“俘虏所”等。除了军事作战人员外，凡在占领地内的盟国公务人员、随军家属等，也被视为敌对人员关押至战俘营。

日军在中国东三省营建有集中营，主要关押抗日武装志士以及“反满抗日”的爱国者。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为了能够羁押更多的中国战俘，日军先后在北平（今北京）、石门（今河北石家庄）、济南、太原、天津、徐州、南京、上海等地设立战俘营。日军从未正视中国战俘的正当权益，他们饱受饥饿、严寒、酷刑、劳役等种种暴行，甚至成为医学实验的牺牲品。为了瓦解战俘的抗日意志，日军还对战俘进行所谓的“思想改造”，妄图将战俘由“抵抗者”变成“合作者”，充当侵略战争的工具。

巴丹死亡行军

1941年12月，日军大举进攻菲律宾，并与美国和菲律宾的联合守军展开激烈交战。当时，美国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上将拥有兵力约13万人，其中美军近2万人，菲律宾军11万余人，拥有战舰45艘，飞机200余架。入侵菲律宾的日军指挥官是本间雅晴，其主力部队是日本陆军第14军，下辖2个师团和1个旅团，支援部队是海军第3舰队、第11航空舰队以及陆军第5飞行集团，拥有各类作战舰只43艘，飞机500余架。在日军强大的攻势下，美菲联军猝不及防，战事一度吃紧。12月24日，日军第16军先头部队约1万余人向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挺进。12月26日，麦克阿瑟宣布马尼拉为不设防城市。为了抵抗日军的进攻，麦克阿瑟将8万多美菲军队集结于巴丹半岛，准备同日军展开殊死博斗。

巴丹半岛是一个长约48千米、宽约24千米的狭长半岛，美菲联军被挤压在这一狭小的空间内，机械化作战攻势难以施展。1942年1月10日，本间雅晴率军突袭驻守巴丹的美菲联军，战争一度陷入胶着状态。与此同时，美菲联军遭受疟疾、痢疾等传染病侵袭，出现了大面积的非作战减员，平均每天约有1000名士兵因病被迫离开前线。4月初，日军乘势向巴丹守军发动了最后总攻。在濒临陷落的紧要关头，美国政府为避免麦克阿瑟将军被日军俘获，于是便将军队的指挥权交给温莱特中将，委派麦克阿瑟前往澳大利亚，担任西南太平洋地区盟军司令部总司令。麦克阿瑟的临阵逃脱，加速了日军进攻的步伐。5月3日，温莱特中将不得不通过无线电，命令整个菲律宾的美菲部队停止抵抗，历时124天的巴丹守卫战以惨败的结局而告终，包括十几名将军在内的近10万美菲官兵缴械投降，由此成为美国军事史上最大的一次失败。

第一次面对数量如此庞大的战俘，日本大本营也深感棘手。经过高层商议后，大本营决定将全部战俘押解至奥德内尔战俘营。这些被饥饿和疾病折磨得虚弱不堪的战俘，开始踏上了106千米长的死亡征程，史称“巴丹死亡行军”。据战后统计，在巴丹死亡行军途中和战俘营羁押期间，近3万名盟军战俘死于日军的暴行之下。臭名昭著的巴丹死亡行军，成为许多战俘的生命终点。1946年，原日军侵略菲律宾总指挥本间雅晴，因与战俘非正常死亡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判为死刑。

炼狱之船

1942年7月，日本大本营决定将部分盟军高级将领和具有技术才能的战俘陆续遣送至中国东北地区的伪满洲国。为此，日军开始有组织地对战俘进行筛查。10月5日，日军将首批被筛选出的1993名遣送人员押解至马尼拉1号码头。10月6日，又一批战俘向马尼拉港集结。 10月7日清晨，近2000名战俘集结完毕后，被日军强行塞入破旧不堪的日本籍“鸟取丸”号货船。在这艘被战俘们称为“炼狱之船”的货船上，盟军战俘们踏上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折磨和死亡之旅，他们此行的目的地是距马尼拉 3000千米之遥的中国沈阳。

10月9日，“鸟取丸”号的船体发生剧烈震动，船身急速旋转，不少人被甩在两旁。后来，人们得知是“鸟取丸”号两次遭到美国潜艇的攻击。原来，日军并没有遵照国际惯例，在装载有战俘的船上悬挂国际红十字标记，致使美军潜艇误认为是日本军舰，从而对“鸟取丸”号实施鱼雷攻击。事实上，按照日内瓦公约规定，交战国双方不能攻击悬挂有红十字旗或运送伤病员、战俘等非军事作战人员的船只。然而日军并没有信守日内瓦公约条款，以致美军潜艇时常误击运送战俘的日本舰船。据统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日军运输盟军战俘的58艘轮船中，有6艘在离开马尼拉后被盟军击沉，其中死亡的美国战俘就多达5000多人。

经过一个月的炼狱般航行，“鸟取丸”号终于在11月7日抵达朝鲜半岛釜山港。抵达釜山港后，约200名病重的战俘被送往釜山的战俘医院，另500人被运往日本本土。很快，剩下的战俘被押上一列火车，列车一直向北行驶，途经汉城（今韩国首尔）时，约100名在新加坡被俘的英军战俘被押上了火车。1942年11月11日，经过4天的行程，列车抵达了目的地沈阳。这批战俘作为“巴丹死亡行军”的幸存者，乘坐“炼狱之船”，经马尼拉、高雄、釜山的海上死亡之旅，最终乘坐火车抵达沈阳，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俘史上堪称奇迹。

战俘营的基本情况

起初，战俘被陆续运送至沈阳后，关押于沈阳北郊的北大营。昔日的炮火使军营面目全非，仅留下断壁残垣。为了关押盟军战俘，日军决定将此处改造为临时的战俘营，并在营区的北面修筑有10多座地窨子营房，以作为战俘的生活区。在北大营羁押期间，战俘们每天要往返数千米，前往“满洲工作机械株式会社”开展劳作，然后返回营区休息。

1943年3月，为了便于管理，日军在距“满洲工作机械株式会社”不远处的大东区其民街1段38号开始营建新的战俘营，即“沈阳战俘营”。战争初期，盟军被俘的准将以上军衔人员共76人，除3人死亡、1人被转押至苏门答腊外，其余的72名准将以上军衔的盟军将领均关押于沈阳，另外还有476名校级军官。日军还进一步从战俘中挑选出代表各个国家最高级别的将领和高级文官14人，这也是日本据守满洲所羁押的人质。

经过3个多月的修建，1943年7月29日，新的战俘营正式投入使用，战俘们陆续从北大营迁入这座新的永久性战俘营。沈阳战俘营是日本羁押盟军战俘营的本所，此外还设有3处俘虏派遣所、2个分所和1处特殊俘虏站。大致情况如下：

本所，位于今沈阳市大东区地坛街，关押战俘1220人，1943年7月29日设立，1945年8月20日解放，战俘们服役的工厂主要有“满洲工作机械株式会社”（今沈阳中捷友谊厂内）、“高井铁工所”。

第一派遣所，位于今沈阳市铁西区，关押战俘150人，1944年5月2日设立，1945年8月20日解放，战俘们服役的工厂主要是“满洲皮革株式会社”（今沈阳变压器厂内）。

第二派遣所，位于今沈阳市沈河区，关押战俘180人，1944年6月24日设立，1945年8月20日解放，战俘们服务的工厂主要是“满洲帆布株式会社”（今辽宁省汽车快速客运站内）。

第三派遣所，位于今沈阳市沈河区，关押战俘125人，1944年8月15日设立，1945年8月20日解放，战俘们服务的工厂主要有“中山制钢所”（今沈阳轧钢厂内）、“东洋木材”。

第一分所，位于今吉林省双辽市，1944年10月14日设立，1945年5月21日撤销，战俘营内居住条件非常简陋和拥挤。

第二分所，位于今吉林省辽源市，1944年12月1日设立，1945年8月20日解放。第二分所关押有34名高级将领，其中就羁押有美国战俘温莱特中将。温莱特是美国历史上最高级别的被俘将军，第二分所已是他自被俘以来辗转而至的第六个战俘营。

此外，在押的其他高级将领还有：美国的金少将和摩尔少将；英国的帕西瓦尔中将和希斯中将；荷兰的普鲁顿中将、巴克中将和利斯少将；印度红十字会的马克雷（退役英军少将）；中国香港总督杨慕琦、英属海峡殖民地总督汤姆斯、荷属东印度总督斯塔夏麦尔、英属海峡殖民地大法官麦克艾尔文和马来亚大法官杜鲁蒂等。1945年5月21日郑家屯战俘营关闭后，除上述14名最高级将领、文官及其随员被转移到第二分所外，其余所有关押在郑家屯战俘营的63名准将以上军衔的将军战俘和其他校级军衔战俘，均被转押至沈阳战俘营本所。

在沈阳还有一处特殊俘虏站，主要关押美军空袭沈阳时被日军击落的飞行员。

恐怖的人体细菌实验

二战期间，日军对战俘展开了惨无人道的人体细菌实验，沈阳战俘营成为日军进行生化武器实验的基地。

据美军战俘回忆，早在1942年初，战俘们在北大营羁押期间，就有一队戴着防护面具的日本军医来到战俘营给战俘们喷洒药液并注射药剂。很快，就有20多名美军战俘陆续死亡。转入新营区后，日军继续实施惨无人道的人体细菌实验。据英国少校罗伯特·皮蒂冒着生命危险留下的战俘营日记中记载，1943年1月30日，日军就给全体战俘人员接种了预防斑疹伤寒、副伤寒的疫苗；1943年2月14日，注射了预防天花的疫苗。1943年6月5日，注射了预防赤痢的疫苗。尽管注射了各种疫苗，然而战俘们却没有因此保住性命，反而造成了战俘的大量死亡。

当年日军究竟给战俘们注射的是什么药剂？1945年8月，当战俘们获救后回到美国，这一谜底才被揭晓。经过体检，战俘们才得知自己被注射过鼠疫杆菌，并出具了化验报告。究竟是什么人犯下了如此滔天逆罪呢？后经调查了解，原来是臭名昭著的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队，即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潜入战俘营之中，以打预防针的名义将鼠疫杆菌注射到战俘体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