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葬在金刚碑的朋友

这是一处静谧的隐幽之地，不仅仅是空间，而是时光淘洗后，一些历史，一些人和事，也被时代的浪花遮蔽，需要一点点地打捞，一点点还原。

重庆著名的风景名胜区——北碚缙云山下、嘉陵江畔的北温泉旁，有一处300余年历史的古镇村落，叫金刚碑。这里离我工作的西南大学仅5公里之遥，山峦叠翠，古树参天，溪流潺潺，格外宁静。距此不远有千年古寺——温泉寺，一直香火不断。相传此地山间曾有一块高6米、宽2米的天然巨石，其状如佛前金刚力士，唐人题刻“金刚”二字。清康熙年间因山中煤矿开采及江上航运等兴盛而开街，故而得名“金刚碑”。抗战时期，北碚作为陪都重庆的文化迁建区，大批文化科技机构入驻，不少文化名人就住在这条林荫蔽日的金刚碑古街上。

曾经的繁华很快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没落而沉寂，林荫杂草，破败不堪。直到几年前文旅休闲热潮来袭，金刚碑被再次“发现”或“发掘”，古镇古村得以保护式修缮维护，重新开街，一时间又热闹开来，游人如织。

一个小地方经历了热闹——沉寂——热闹，可有的人和事，如山下的流水，已经一去不返。

带着这样美丽而又显得有些“矫情”的感伤，我一直不间断地在附近的丛林山坡寻找一座坟茔。

这座坟已经“诞生”近80年，坟里埋着一位散文作家。他去世时，重庆媒体刊载噩耗的新闻标题是《一代散文成绝响！》，足见其在当时文学界的影响力。

他是著名作家巴金的挚友，一个善良的人，但因过早殒命而消失在历史长河中。这样的寻访与打捞，应该不算矫情。

一

说起他，不得不先说巴金最具艺术性的长篇小说《寒夜》。这部小说于抗战胜利前夕在重庆动笔，1946年底在上海完成，1947年正式出版。1961年，巴金在《谈〈寒夜〉》一文中写道：“‘斜坡上’的孤坟里埋着我的朋友缪崇群……他断气的时候，没有一个熟人在场。我得了消息连忙赶到北碚，只看见他的新坟，就像我在小说里描写的那样。连两个纸花圈也是原来的样子，我不过把‘崇群’二字换成了‘文宣’。”

文中的“崇群”，就是散文作家缪崇群，“文宣”就是《寒夜》的主人公汪文宣，文中的“斜坡”，就是金刚碑山坳上、现在叫“五指山”的所在。巴金这段文字明明白白地告诉读者：缪崇群就是小说主人公的“原型”，其坟茔就在金刚碑一带。

《寒夜》曾多次重印，巴金也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及这位“原型”。在当年缪崇群病逝后不久，巴金先生为他写下了长达万字的悼念文章《纪念一个善良的友人》，这样的篇幅大大超过了先生怀念妻子的《怀念萧珊》和《再忆萧珊》。文中，巴金这样哀叹：“我失去了我的一部分，我最好的一部分；我失去了一个爱我如手足的友人。那损失是永远不能补偿的。”这哀叹，至今读来令人泪目。

文中记载，巴金是缪崇群去世三天后才从报上得知消息的，随后又从友人那里知道缪崇群从发病到逝世的一些具体情况：他孤身一人困居金刚碑，长期的肺病，无钱医治，也没有很好地调养，病魔便一步一步吞噬他的身体。到1945年初，病情恶化，眼皮浮肿，连续咳血，卧床不起，被人抬到医院治疗，没几天就去世了。

当巴金赶到金刚碑祭奠亡友时，看到的是荒芜山坡上新垒的孤坟和两个纸制的花圈。这与后来完成的《寒夜》结尾部分的描写几乎完全一致。在金刚碑的山坡上，巴金站在缪崇群的坟茔前，想到这位贫病交加而英年早逝的散文家与自己十几年的纯粹友谊，历历往事如在眼前，不禁潸然泪下。

缪崇群不仅仅是《寒夜》主人公的主要原型，也是抗战时期中国文学界重要的散文作家之一。能让巴金如此深切怀念，久久不能释怀，就在于：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作家，更是一个“良善的人”。

二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不断有良知的理论家持续呼吁应重写文学史，缪崇群的散文不应该成为“一代绝响”，其人其事也不应该像今天这样“鲜为人知”，但这座指向明明白白的坟茔却始终没能找到。可能由于自然环境的客观变迁，但“打捞”或“还原”一个前辈作家的文学与人生轨迹，对一个后辈文学爱好者来说，丝毫不亚于一次虔诚的巡礼与致敬。怀着对巴金本人的崇敬，顺着巴金笔下的那份感伤，更基于金刚碑就在自己咫尺之遥的这种亲近感，笔者通过“孔夫子旧书网”买来了能够买到的缪崇群几乎所有的著作，并通过大量搜索，梳理缪崇群的生平及其与巴金令人感动的文人相知与相亲的交往。

缪崇群（1907—1945），笔名终一，江苏六合人。出生于江苏泰州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后随父母迁居北京，在北京读小学和初中。1923年，到天津南开中学读高中，此后曾去日本留学3年，回国后，在北平、上海、南京等地奔波谋生，并从事文学活动。1932年与张祖英结婚，两人都患有肺病，没过上几年快乐的日子，张祖英病逝，此后他一直孤身生活。抗日战争爆发后，缪崇群辗转流徙到西南，最后在重庆北碚金刚碑的正中书局编译所工作，1945年1月15日因肺结核重症而不治，溘然病逝于重庆北碚的江苏医院（抗战时期，内迁北碚的江苏医学院即后来的南京医科大学所办医院，旧址在北碚的重庆第九人民医院内），年仅38岁。

其实，缪崇群在现代文学史上早就有一席之地，不该被人遗忘。

文学史家指出：“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后，涌现了一批以很大精力从事散文创作的作家，如丰子恺、梁遇春、方令孺、吴伯箫、缪崇群、何其芳、李广田、陆彝、丽尼等，他们以自己的笔，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表现出了那个动荡年代的真实风貌；在艺术上，他们的作品更有着各自鲜明的创作特色，从而丰富和发展了五四以来散文创作的业绩。”

确实如此，疾病缠身的缪崇群多才多艺，在小说、散文、翻译等领域都有耕耘与收获，散文尤为突出。他于1928年开始发表作品，短短十余年间，散文著作就有：《晞露集》（1933年2月，北平星云堂）、《寄健康人》（1933年11月，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废墟集》（1939年9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夏虫集》（1940年7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石屏随笔》（1942年1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和《眷眷草》（1942年8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等六部集子。病逝后，巴金又为他编选了《晞露新收》（1946年2月，上海国际文化服务社）和《碑下随笔》（1948年11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两部散文集。为了写作此文，笔者近期又买到了1991年重新出版的缪崇群作品，包括纳入“百年记忆之自述丛书”的《何处是归程》（2021年3月，中国文史出版社），纳入“百花散文书系”的《缪崇群散文选集》（1991年7月，百花文艺出版社），“旧版书系”的《石屏随笔》（2015年12月，云南人民出版社）和“民国美文典藏文库”的《花床》（2016年1月，中国文史出版社）等。看来，他或许并没被文学界淡忘。

三

巴金与缪崇群偶然相识，却成为十余年的挚友。

1931年6月的一天，巴金从上海到南京，去看望正在编辑《文艺月刊》杂志的朋友左恭，而左恭恰好外出，接待他的是一位瘦弱的青年人。巴金一问才知，他就是自己已经通信半年的缪崇群，他正代替左恭编辑《文艺月刊》。巴金后来回忆说：“这不是普通的寒暄，这是肝胆的披沥，心灵的吐露。可是这天傍晚我们握手分别时，却像是相知数十年的老友。”

让巴金感动的，正是自己一贯主张而在缪崇群身上表现出的“良知”与“正义”。那时，巴金是作者，缪崇群是编辑，编作之间，该有什么样的良性互动，看了二人的故事，今天的作者、编者该为之动容。

那次见面后，巴金应缪崇群之约，开始定期为《文艺月刊》供稿，几乎每月都要寄去一个短篇。一次，因为杂志社老板不同意发表巴金的一篇小说，缪崇群仗义执言，和上司发生争执，甚至提出，如果不发表巴金的这篇作品，自己就辞职。老板不得不让步，巴金的作品也得以发表。这在巴金看来，文弱的缪崇群一点也不软弱，反而有些侠气。

之所以说缪崇群“良善”而又“正义”，在于他的编辑操守，既能为作者仗义执言，但也并非一味迁就或“飘扬”，哪怕作者已是名家。巴金回忆，每次收到自己的来稿，缪崇群总是认真地写出读后意见，有时也毫不客气指出缺点和不足，因为这是“对朋友的爱和奉献”。1944年10月，巴金小说《憩园》出版，评论家认为这是巴金创作走向巅峰的一部作品。小说一出版，就在读者和朋友中赢得了一致赞扬。巴金也向缪崇群赠送了这部新作。不久，缪崇群却写信给巴金，指出《憩园》中的一些小毛病和错漏“硬伤”，而这是巴金自己以及读过这部小说的其他朋友都没看出来的。巴金颇为感动，称缪崇群是一位“精细的读者”。

四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难中的巴金和缪崇群为了工作和生活各自辗转奔波。不论在广州、桂林，还是重庆，他们仍保持着密切联系，在书信中憧憬：战争结束后，在安定的环境里，与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同在一出版社或编辑部创作、生活。

1939年9月，为了谋生，缪崇群离开桂林，到了云南南部小城石屏县，做了一名小学教师。在这里，缪崇群完成了散文集《石屏随笔》。这时，两人的角色转换了，巴金既是著名作家，也是有影响的编辑家，开始“报答”曾经的这位编辑朋友。他把缪崇群的《石屏随笔》列入自己主编的《文学丛刊》第七集出版，还亲笔为其写了一篇《代序》。1940年，缪崇群来到陪都重庆的远郊北碚，尽管才华横溢，但因体弱多病且患有当时人们谈之色变的肺结核，谋职多次遭拒。这时，内迁北碚夏坝的复旦大学教师、作家，既是缪崇群的中学同学也是巴金好友的靳以向他伸出援手，帮他在金刚碑小街上的正中书局谋了一份编辑兼校对的工作，但并非“正式工”，薪水很薄。这本身就和《寒夜》中汪文宣的情形极其相似，只是此时的缪崇群照样孤身一人，并没有小说中的丈母娘和妻子。

几乎同时的1940年10月，巴金也离开昆明来到重庆，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先是住在沙坪坝的好友吴朗西开办的互生书店楼上，开始创作长篇小说《火》的第二部。巴金在后来的《创作回忆录》中说，互生书店楼上那间屋子虽宽敞却很简陋，只有一张白木方桌、几个方凳和两张木板床。重庆夏天闷热，晚上老鼠、臭虫猖獗。每天早上，巴金都到附近小食店吃些他喜爱的四川小吃“醪糟荷包蛋”“担担面”等，简单地对付一餐，有时也去茶馆小憩喝茶。由于书店位于公路边，两边都是饭店，饭馆炉灶的烟尘、来回汽车的烟雾经常熏得楼上的巴金无法工作，后来便在不远的庙湾租了一间小屋来写作。

后来，巴金又搬到当时的重庆民国路（现渝中区五一路）文化生活出版社楼下一个只有七八平方米、非常简陋的小房间里。“一九四四年冬天桂林沦陷的时候，我住在重庆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楼下一间小得不可再小的屋子里，晚上常常要准备蜡烛来照亮书桌，午夜还得拿热水瓶向叫卖‘炒米糖开水’的老人买开水解渴。我睡得迟，可是老鼠整夜不停地在三合土的地下打洞，妨碍着我的睡眠。白天整个屋子都是叫卖声，吵架声，谈话声，戏院里的锣鼓声。好像四面八方都有声音传来，甚至关在小屋子里我也得不到安静。”（摘自巴金《寒夜》后记）

也正是在重庆期间，巴金迎来了创作上的又一个高峰，创作了抗战主题的长篇《火》三部曲和短篇《还魂草》等系列作品。而寓居沙坪坝互生书店、渝中区文化生活出版社楼下时所见所闻的情景，也被巴金写进了《还魂草》和后来的长篇《寒夜》。

虽然暂时在北碚金刚碑谋得一个临时工作，看似安顿下来，但这一时期的缪崇群却更是贫病交加，几乎为了糊口而带病工作。1942年，缪崇群规划了“人间百相”的宏大写作计划，想把自己抗战爆发以来四处逃难迁徙中遇到的人和事写出来，设想“对人情世态作一番心灵的探索，也想给世间的魑魅魍魉描下丑恶的脸谱”。可惜只写了短短的《人间百相——自有其人列传试稿前记》和《将军及其他——人间四相》《闪击者及其他——人间三相》等总计不到1万字的短短几篇，就因疾病而不得不停止。“人间百相”仅仅完成“七相”，怎能不叫人扼腕叹息。

缪崇群停笔的时候，巴金却开始动笔写作长篇《寒夜》，同样源自巴金在重庆或抗战期间颠沛流离的真切生活感受。巴金所在的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那栋小楼的三楼，住着祖孙三代四口人：老太太、老太太的儿子、媳妇和孙子。老太太念过旧学，是昆明的才女，儿子、媳妇是上海某大学教育系的高材生，孙子正上小学，这是典型的小知识分子家庭。老太太、儿子、媳妇过去都是满怀希望和抱负的人，逃难来到重庆后，生活却越来越苦，意志越来越消沉，最后儿子染上肺病身亡，老太太只得带着孙子远走他乡。

1944年冬，巴金以此为素材，每晚坐在小屋里构思新作。在他看来，此时的重庆正像冬天的漫漫寒夜，他索性把小说取名为《寒夜》。巴金后来在谈到这部小说时曾经说，连年战争，带给普通百姓的是无尽的苦难。抗战期间，巴金好友王鲁彦、林憾庐、陈范予等都在贫病交加中一个个死去。他们都曾有过远大的理想，然而战乱时局使他们丧失了发挥才能的机会。巴金为他们不平，为他们感到难过，决心在《寒夜》中记载下这群人的痛苦与悲哀。但也正是因为混乱的时局，巴金又力不从心，刚起意动笔，又暂时停了下来，是缪崇群的死，“唤醒”了自己。